曾国藩:宽严相济,凝聚人心,忠义两全,无往而不胜

每个管理者在使用人才时都想用一些能人,而这些能人大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智者多诈,勇者多怒”。
要想使人才真正发挥作用,就必须做到“宽严相济”,既怀之以德,又严之以法,使他们扬长避短,各尽其用。在这点上,曾国藩运用得最为娴熟。

01 宽严相待,笼络人心

曾国藩善于识人、用人,自有一套笼络人心的办法,而这些办法不外乎是给他们官做,给他们钱花,给他们名誉和地位。
在写给弟弟曾国荃的信中,曾国藩就教导弟弟曾国荃如何驾驭太平军降将李世忠。
他说:“此辈暴戾险诈,最难习驯驭。”所以,对于这些人,既要讲究宽,又要做到严。
“应宽者:一则银钱慷慨大方,绝不计较。当充裕时则数十百万,掷如粪土。当穷窘时则解囊分润,自甘困苦;一则不与争功,遇有胜仗以全功归之,遇有保案以优奖笼之。”
“应严者:一则礼文疏淡,往还宜稀,书牍宜简,话不可多,情不可密;一则剖明是非,凡渠部弁勇,有与百姓争讼,而适在吾辈辖境及来讼告者,必当剖明曲直,毫不假借,请其严加惩治。”
一方面,曾国藩主张对降将许以高官厚禄,收买人心;另一方面则采取“礼文疏淡”,“情不可密”,而严之以礼义,与其保持一段距离。
他认为,这样做至少有两个好处:一则避免一旦降将“旧病复发”而自身反受牵累;二则“临之以庄”,保持一种庄严感,使他们知威从命,不敢犯上。
这种既宽又严、宽严相济的做法,不仅对降将有用,对于许多人而言,都有着借鉴意义。

02 军心稳定,士气高涨

士气是构成军队战斗力的主要因素。一般说,军心稳定,士气高涨,部队容易打胜仗;反之,军心动摇,士气低落,则必然要打败仗。
曾国藩在信中提到,左宗棠认为曾国荃的兵不能够打野战,而曾国藩认为只要有军心,就没有打不赢的道理。
湘军是曾国藩、曾国荃两兄弟从老家招揽的农民军队,这些农民大多没有文化,也没有实战的经历,队伍的整体素质可想而知。
对于这些从未参与过战争的农民们,要让他们放下锄头,拿起枪支,还要赢取战争的胜利,肯定要经过一番刻苦的训练,才能提高战斗力,才算是一支正规的军队。
对于农民军而言,需要训练的不光是对部队作战、日常军务的熟识,刀剑枪支的技能操练,还要对湘军的凝聚力进行整体构建。
为此,曾国藩编写了歌谣《要齐心》:“我境本是安乐乡,只要齐心不可当。一人不敌二人智,一家不及十家强。你家有事我助你,我家有事你来帮。若是人人来帮助,扶起篱笆便是墙……我们如今定主意,大家齐心共努力……百家合成一条心,千人合做一双手。”
正是这些通俗易懂、入脑入心的歌谣,让农民军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凝聚了人心,唤醒了斗志,形成了强大的战斗合力,也铸就了英勇善战的军心。
军心,对于军队来说非常重要,它是军队的灵魂。湘军正是有了士兵们的万众一心,才在与太平军的作战中势如破竹,战无不胜。

03  忠义两全,势不可挡

“忠义”二字历来密不可分,战场形势瞬息万变,在君主与军队统帅、主帅与部帅之间,如果缺乏了“忠义”,那后果是不堪设想的。
南宋年间,名将宗泽领兵抗金期间,俘虏了金将王策。王策原是辽的将领,辽灭亡后成为金将。
宗泽亲自为他松绑,劝他说:契丹本来与宋是兄弟之国,如今金掳掠我徽、钦二帝,又灭掉了辽国,我们应同心合谋报仇雪恨才是。
王策一听感动得落下泪来,表示愿意参加抗金战争,于是他们制订了大规模的抗金计划。
宗泽又联络北方义军头领王善、杨进等人以及八字军、忠义军等,与他们协同作战,连连告捷,金兵闻风丧胆,听到宗泽的大名都噤若寒蝉,称他为“宗爷爷”。
正是这些类似的众多历史事实启发了曾国藩,使他深深认识到“忠义”对战争取得胜利的重要性。
“吾辈所以忝窃虚名,为众所附者,全凭患义二字。不忘君,谓之忠;不失信于友,谓之义。”
我们之所以虚名在握,为众人推崇,都要归因于我们对朝廷和皇上的忠义。不忘朝廷和皇上叫做忠,不失信于朋友叫做义。
对于曾国藩的这一观点,蔡锷感慨道:“右列各节,语多沉痛,悲人心之陷溺,而志节之不振也。今日时局之危殆,祸机之剧烈,殆十倍于咸同之世,吾侪自膺军职,非大发志愿,以救国为目的,以死为归属,不足渡同胞于苦海,置国家于坦途。”
“须其耿耿精忠之寸衷,献之骨岳血渊之间,毫不反顾,始能有济。果能拿定主见,百折不磨,则千灾百难,不难迎刃而解。”
“若吾辈军人将校,则以居高位享厚禄安福尊荣为志,目兵则以希虚誉得饷糈为志,曾胡两公必痛哭于九泉矣。”
心存忠义,不管对上级,还是对身边的人,都是十分友善的。这也是为什么历史上像关羽等忠义之士能够被人们广为称颂、世代流传的主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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