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景良：回忆一良大哥

一良是我的长兄，而我是十兄弟姐妹中最小的，我叫他“大哥”。自我孩童时起，他的和蔼、慈爱、宽容的长兄形象就牢牢印在我的脑子里，我对他有一种崇敬的心情，他是我做人和学习两方面的榜样。一般，兄弟之间，有的哥哥对弟弟或是哄逗玩乐，或是教育引导，或是帮助学习，等等。在我和一良大哥之间，这种种的互动都没有。一是由于我们兄弟之间的风气，都是自己努力的，从没有哥哥帮助弟弟解决什么学习上难题、解释什么学习难点的事情。我们有的只是以一良大哥为首的几位大些的哥哥的优秀学习成绩，这就造成一种气氛，使得小一些的兄弟姐妹人人要求上进、以高标准要求自己的学习而努力，形成一种有一定的自尊、自己独力解决问题的风气。再者，是他非常勤于学习，几乎用了所有时间在学习上，没有时间和弟弟妹妹闲聊。有一次，我母亲谈起当年的情况，她说那时我有些哥哥姐姐在闲暇时喜欢聚在父母面前说说笑笑闲谈，而一良大哥则全不参加，只是埋头读书，读累了就在院中散步，有时还“怪声怪调”地唱京剧。一良自己后来在所著《毕竟是书生》中说他自己唱京剧荒腔走板，大概就是母亲说的“怪声怪调”吧。而最主要的，是我小时客观上可能和他接触的时间很少。他1913年出生，我1928年出生，当我三岁多不满四岁时，他已经离家去北京上大学了。这样一去就是八年，虽然寒暑假他回来，但多是他和父母亲谈话，我们小孩在旁边听着、看着。1937年卢沟桥事变，他从南京回到家中，一年之后，1939年他又去美国。这一去又是七年。算来只有1946年至1950年间，我和他同在燕京大学和清华大学时是接触较多的了。那时我已成人，是个大学生了。我和他虽然看来没有多少互动，但他对我的关爱长时间存在，他对我的影响也处处存在。

虽然没有深的接触，但他仍是常把我这个小弟弟放在心上的。在我十岁生日时（中国传统按虚岁算，实际九岁），他提前就问我希望什么礼物。我说想要一个气枪。气枪是以压缩空气为动力的最初步的猎枪，也就只能打个麻雀，但这对于一个九岁的小孩，已是一个大物件了。一良大哥竟然满足了我的愿望。那时他在南京中央研究院，就托人在上海买了一杆很好的气枪，又托人带到天津。小孩十人九个喜欢枪，能有那样一杆那样大的枪，我心中的狂喜可想而知了。

同样是有关生日礼物，我却对他做了一件心存歉疚的事，至今整整八十年了，我仍不能忘却。那是大哥的二十岁生日（仍是中国传统算法），在上海的五叔、五婶送他一对美国派克牌笔：一支自来水笔和一支活动铅笔。这对笔在当时是相当贵重。当时国内好像没有人会制造自来水笔，没有便宜、大众化的自来水笔在市场上出售，有的就是相当贵的洋货。这对笔不但是派克名牌，而且是镀金的，中间部分黑色，两端镀金。当时我四岁，那时的情景我至今仍然记得很清楚。当笔从上海带来时，父亲、母亲、大哥站在房间里观看这对笔，我坐在地上玩。不知为什么，我忽然提出我要这对笔。对于这样荒唐的要求，母亲立刻批评制止。我却反复地在要求。本来，虽然我在坚持，对这样小的孩子不予理睬就完了。然而，大哥却说，这铅笔我没用，给他吧。留下自来水笔。他脸上和蔼、宽容的的表情，我至今记忆清晰。这样一对好好的笔，就被我拆散，把活动铅笔拿去玩了。这支笔就和我的小汽车、积木等等玩具堆在一起，从来没有用它写过字，那镀金的笔杆划上了一道道痕迹。我当时的心态，我也记得很清楚。我对那东西没有特殊的欣赏和喜爱，也没打算用它去写字，那只是一个四岁小孩的无理取闹，却受到大哥这样宽容的对待。稍过些年，我稍懂些事以后，每见杂在玩具堆中那支被摧残、破旧的笔，心中便不是滋味，我破坏了一件精美的、有纪念意义的礼物，再也无法挽回了。这件事我一直心存歉疚，在大哥晚年，已是八十多岁的时候，有一次我和他聊天谈起此事时，他已经全忘记了。

我说过，在我和他都没有独立生活、没有自己的家庭以前，还在父母之下的家庭中时，我和他没有很深入的直接的互动。但是，这不是说，那一时期他对我没有影响。相反，那一时期，他给我的影响处处存在，影响还很深。我们家中，书籍是很多的，也可以说到处都是。父亲买了许多中国古籍和外文的文学、哲学书籍，供他自己看，我们也可以随便拿来看。但我们弟兄不便在这些书上随便涂写，另一方面，父亲也给我们各人买一些书籍，同时还放开让我们自己可以买书。这些书就属于我们的书了，自己可以任意处理了。哥哥们各自在不同时候买了各样不同的书，日后不用也就没拿走，丢在那里了。我看到，一良大哥常常在看过的书上题字。我十多岁时，在家中看到这样的书籍很多。我心想，他那时也不过十几岁，怎就这样大胆地分析、批评书的内容，有时批评作者的口气言辞还十分不客气。我记得有位谢无量先生，著作出版了好几本有关中国历史的一般书籍，也算有一定名气的，他却在书皮上写说这位谢先生没有什么学问还老写书。记得还有一位支伟成先生，出版注解诸子百家书籍有二三十册，号称神童，大哥也在书上批语，认为不佳。以上两人在当时都颇有名气，出版了许多部书，而大哥却毫不客气地批评。这些事只凭我模糊的记忆，无法举出原文了。这样的有大哥批语的书籍，在当年随意就可找出十本、二十本不算难事。

十几岁年纪，毫不顾忌地随意在书页上写下评论，起初，我多少有点感觉他有几分狂妄。逐渐，随着我自己认识的提高，才有了新的认识。这有两方面：一、他那时虽然年龄小，但已是“饱学之士”，读《论语》、《孝经》不用说，读《左传》、《礼记》等等之外，甚至连《仪礼》等也都读了。习古书强调治“小学”（古文字学），他在这方面则深入学习了《说文解字》。我感觉，即使在读老书房那一代的学子中，他也是个饱学之士，功底非常深厚和扎实，不见得就低于某些出名的作家，因此有基础辨识学术的高低。再加上家中“取法乎上”的空气，自然他看到不行的就是不行，自己追求的境界、标准在那里呢。二、这只是写给自己看的，近乎日记，不是拿给别人看的，不必顾忌而能充分写出自己的意见。

关于一良大哥年轻时在书页上手写的批注，如今我手头只有一本有正书局印行的字帖，邓石如隶书长言联。一良大哥用后，珏良二哥拿来用，之后我又拿来临习。书尾纸空白处有大哥一百多字的批语。现全文录在下面：

邓完白书，拟之于文，亦可谓起八代之衰。遒丽天成，洵非虚语。此联足以代表之矣。

每横画右方将提笔处极凝重，殆大哥所谓翻过来也，如此便不平铺直叙。

竖画尽头住笔处，诚有悬崖勒马之意，好不可言。

完白是联书法颇似鲁峻。

款中年字、中字、节字、邓字，竖画皆极长，妙不可言。李直绳军门效之，便成拖死蛇矣。

完白隶书结体，多近于长。

分行布白四字，于此联见之。

一良题

文中的“大哥”，指我大伯父的长子周伯鼎（周震良）。伯鼎大哥精研书法，为我弟兄所敬重。李直绳指李準，清广东水师提督，工书法，写大篆。李準是我姑丈李次武的胞兄，是我们的长辈。这篇题字虽然没有署年月，但因为我见过他那时期书上题字很多，故可以知大约是在他十五六岁时所写。小小年纪，就能有这样一大篇议论，从中我看到他在书法方面的修养。我父亲和好友劳笃文、伯鼎大哥等经常研究、讨论书法艺术，他常常在旁，并从中汲取丰富的营养。家中购买的碑帖印本非常丰富，这使得他能见到各家书法颇多，眼界开阔。而他在学习书法方面也是非常刻苦的。这种种，可见他在书法艺术方面也是个饱学之士，小小年纪写出这么一篇东西也就没什么稀奇了。李準是我们的长辈，他虽然也有书法家之名，我们弟兄也都对他的字不看好。他虽然如此形容、批评李準，当面却非常恭敬的。记得在上世纪三十年代，有一次我和一良大哥坐汽车去我家祠堂行礼。李準住处和我家只一墙之隔，他知道我们去祠堂，便搭车去我家祠堂的花园玩玩。李準在车上拿着自己在一把金色扇面上写的字讲给一良大哥听，说在金扇面上如何如何难写。因为路远，行车时间较长，李準讲了一路，一良大哥一路上恭恭敬敬地听。所以，字写得如何就是如何，应有清楚的认识；但他对长辈、老人是尊敬的。

我还有几张大哥年轻时习字的纸，从中也可以看到大哥学习异常的扎实和刻苦。在我十多岁时，在一个书堆中发现了许多大哥十多岁时习字作业。这一摞作业不知为什么没有扔掉，是一种印有方格的毛边纸，每格不到一寸见方，半页六行，每行九字，全页共一百零八字。这些纸一部分写的是楷书，临写智永千字文，另一部分写的是篆书。每页在旁边都注有临写日期。我拿了一些写有篆字的纸装订成册，在上面粘贴其他东西用，因此这册子我一直保存未丢。几年以前，我偶然看看他写的是什么。令我吃惊的是，他是在抄写《说文解字》，从第一个字“一”写起，一个一个逐字写下去。无论是学习《说文解字》，或是练习篆字书法，我都没听说过逐字抄写的事。从一良大哥写的这些纸看，是在练习书法。如果是学习、抄写《说文解字》，那就需要写在笔记本上，无需写这样大的字。所以，大哥是在练习书法。也就是说，他学习篆字书法，除去必然要临习一些碑帖之外，还逐字书写《说文解字》，以摸索各个篆字的笔画摆布。这功夫可下得太大了。《说文解字》实际上是一部篆字的字典，有九千三百多字，如果拿来和《新华字典》相比较，除最近一版外，几十年来，《新华字典》的字头数大致都是一万字左右，字数和《说文解字》大致相当。试问，有谁为了自己把字写得整齐、漂亮，就逐字抄写《新华字典》的每一个字头？一良大哥写篆字就是这样干了！

现在能记起的例子只有上面这些。而当我青少年在家里时，大哥留下来的有启发的东西俯拾皆是，处处给我影响和教育，所以我在本文前面说，在我青少年时虽然和他没有多少直接的互动，但他对我的影响处处存在。十几年来，大哥的榜样就是这样建立起来的。我在无形中从中知道了学习要取法乎上，要熟读深思，追求高标准、高境界，要广泛阅读以开眼界、扩大基础，要刻苦努力，等等。虽然我未能做到像大哥一样，但是榜样在，自己也就有了高的要求，不断去努力了。

燕京大学历史系的翁独健教授是一良大哥的学长，一良在燕京读大学本科时，翁独健是研究生。1946年我二姐与良在燕京大学生物系读研究生，有一次遇见翁先生，翁先生说，你们周家人读书都狠得很。我觉得这个“狠”用得非常好，像上面所说逐字写《说文解字》就是很好的例子。至于说到“你们周家人”，我却觉得我弟兄中再没有其他人读书能用“狠”字形容了。尽管我兄弟姐妹十人中，除一良大哥之外，至少还有一、二位其学术成就有国际地位、有国际声誉，但却没有从他们身上感到学习上的“狠”字。也许学科不同、要求的学习方法也未必同，各人又有不同性格，就造就他们之间的不同了。至于大哥自己感不感觉到这个“狠”字呢？我想他是感觉到一点点的。有一次我和他议论某人，他说“做学问就是要有股傻劲，没有那股傻劲是不行的”。那股“傻劲”就近乎“狠”，但还不够“狠”。

1937年卢沟桥事变发生后，分处各地的哥哥们都聚集在天津家里，看形势如何发展，以决定到哪里去。他们每天都聚在一间屋子里，每人坐在一张二屜桌前静静地读书。有一天我父亲忽然提出，让一良大哥每天教我学习篆字。于是，每天有不长的一段时间我坐在他那二屜桌旁，他用王筠著的《文字蒙求》一书给我讲解几个篆字，又让我临习《峄山碑》。时间不长，不记得是怎样结束的了，但对于我则是接触、学习小学（古文字学）的开始。之后几十年来，我对小学方面的兴趣一直未减。

抗战胜利后，1946年大哥回到国内。他在美国时曾写过一部日语文法。当时只有一部草稿，涂涂改改地竖行写在有淡蓝色横线的纸上。都是单张，每一章用一别针别在一起，装在一个装打字纸的盒子内。这部稿子我曾借来看过，但由于种种原因，未及细读一过，到文革以后才还给大哥。日语文法书，虽有各家各种版本，其内容都出入不大。因为本来就只有那些内容，没有多少好写。但是在大哥写的这本中，我却看到一些有意思的地方。例如，文法开头都要讲发音。对此，各家都是列举不同类型的发音（如清音、浊音……等等）以及在一定条件下发音的变化（如转呼音、音便等），一般性地举些例子。而大哥的这本书内讲到日语汉字的音读（源自中国汉语发音、渐次转为日本语）时，讲有些汉字可以有数种不同的音读。他举了最极端的例子，说有的汉字（我记得是“人”字）可以有五十多种日语的音读。一般日语文法书中，即使谈一字有多种音读时，也不过举一个字按传入时间早晚而列出吴音、汉音、唐音三种不同读法，而一良大哥细心，竟找出这样极端的例子。从中可知，读音不同可以有这样大的变化。又如讲解音变问题的连浊时，举例说，若一个字的头音读 ka 时，若此字结合在另一字之下而合成为一个字时，为了发音的方便，此 ka 音改发为 ga 音。这叫做连浊。一般文法书上对此都是照例举几个例子，这就算很清楚了。而一良除照章举例之外，又进一步提出了像“外国语学校”这样的字的读法问题。这字非常特殊，五个字的音读都以 k 子音为首。他写到，这时若死按连浊规则发音时，便有些拗口，因此日本人事实上不完全按连浊规则而在发音上作了一些变通。大哥写下了应该的读法。总之，在这些细微的地方，看到他的用心、深入。这部文法在大哥初回国时曾拿到商务印书馆，想作为大学丛书之一出版。可能是当时已临近全国解放，顾不上这些而未能出版。大哥曾对我说这部稿子，在解放后曾拿给北京大学教授日语的有关教师看。据大哥告诉我，他们的反应是认为例句有些旧了。我想，战后，西方的生活方式大量进入了日本的各个方面，又有大量美军长期驻扎在日本，日本的社会生活会发生了剧烈的变化，日本的语言也跟着急速起了很大变化。这在日本的报纸、读物等各方面都可以看到。这种变化是急剧的，距大哥写此文法也不过五年六年就开始了。然而，大哥所用的例句多出自日本战前一些著名文学家的著作，自有其长期存在的意义。因此，我非常希望这部稿件能印出，对一些人会有好处的。日本人的姓名发音，是没有规律可循的。一些常见的还好些，尤其是姓的读法还容易些，至于日本人名字的读法，有些简直是不问本人则无法知道的，没有地方可查。大哥凡遇到日本人名不知读法的，总要设法打听、弄清楚。事实上，多数情况是要问日本人。有一回，他在和我闲谈时，涉及一个日本人名时还问过我怎样读。这时已是他的晚年了，可见他随时留心学习、积累，已成了习惯。

在1947—1950年期间，我们同在清华大学。他是教授，住南面的胜因院。我是学生，住最北端的学生宿舍中。那几年是国民党统治的末期，全国经济状况都不好，我们学生的伙食很差，大哥家中每次做有稍好的菜肴，他必骑自行车远到学校最北端的宿舍中叫我去吃。我记得，大哥、大嫂最得意的是，他们煮的牛肉汤非常好。

解放以后，几十年来，大家各人都有许多工作要忙，没有多少空余时间，但隔些时间仍到大哥处问候。大哥工作非常勤奋，时间抓得非常紧，但我没有注意，到他家常是高谈阔论、扯东扯西。大哥都陪着我。直到有一次冬天去了，他说楼下没有火，太冷，楼上坐吧。到楼上一看，大哥、大嫂在书桌都摊开有书，是我来了他才下去陪我，陪坐着听我乱扯。我大吃一惊，以后就不太敢多去了，去的时间减少，到那里也尽量控制自己不要坐太长时间。

大概，他心中有意无意总觉得我是小弟弟，长不大的。当我到他家告诉他我退休了时，他大为奇怪，像是遇到什么咄咄怪事，大声地对大嫂说：“连小景都退休了！真是怪事！”

大约到了1997年左右，因为母亲去世，我已不再每月跑天津了。大哥虽然仍不断写文章，但似乎也稍闲散下来，不那样紧张地工作。这时起，直到他去世，我常两三星期就去一次，谈谈旧事，谈谈书法，商量出版父亲藏书书影事，等等，其乐融融。我感觉，他这时才不再看我是长不大的小孩子了。

2012年11月29于畅春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