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毅中：郭沫若校订本《再生缘》再生始末
《再生缘》是浙江女诗人陈端生(1751～1796)所写的长篇弹词。她十八岁时开始写作，历经十六年，写到第十七卷，尚未完成。书中叙才女孟丽君因奸臣之子刘奎璧与皇甫少华争婚结仇，受到迫害。她假扮男装，改名郦君玉，考中状元，历任大官，暗中救助皇甫少华平反冤案，建立大功。孟丽君始终不肯恢复女装，不愿认父母和未婚夫，造成离奇曲折的故事。全书波澜迭起，文辞优美，流传甚广。史学大家陈寅恪、郭沫若都给予高度的评价。上海弹词艺人秦纪文曾把它改编为《孟丽君》，登台演唱，扩大了影响。其整理本出版时也题作《再生缘》，但与原著出入较大。
1954年，陈寅恪先生撰写了一篇长文《论再生缘》，先是以油印本流传，后来在香港友联图书编辑所出版了单行本。中华书局总编辑金灿然同志看到了，感到疑惑不解，特地把书送给郭沫若同志去看，征询意见。郭老看了，竞大为欣赏，就找来《再生缘》原书看了三遍，而且还找了郑振铎先生原藏的旧抄本进行核校。先是写了一篇《(再生缘)前十七卷和它的作者陈端生》，发表于1961年5月4日《光明日报》。他对《再生缘》也作了高度的评价，文章结尾说：“我也'不顾当世及后来通人之讪笑，把《再生缘》前十七卷核校了，并主张把它铅印出来。我要请求爱好诗歌、爱好文学的朋友能够阅它一遍，然后再给与正确的评价。”金灿然同志欣然接受了他的意见，决定重印这部弹词。稍后，阿英同志又把他收藏的道光初刻本送给郭老复校，于是郭老校订的《再生缘》才正式上马了。郭老在《序(再生缘)前十七卷校订本》一文(发表于1961年8月7日《光明日报》)中说：
最后的核校工作是从6月初旬开始的。中华书局有意将《再生缘》前十七卷重印出来，因此编辑部的同志便进行了严密的校阅。我也参加了这一工作。所采取的步骤是这样：首先在一个砧本上把三种本子的异同标示出来，最后由我来决定去取。这三种本子是：我的初校本，郑藏抄本和宝仁堂初刻本。我的初校本，有很大部分是在得见抄本之前以意校改的，在既得见抄本之后，我也没有工夫作字斟句酌的核对。这一次用三种本子来合校，在编辑部方面真正是做到了严格、严密、严肃的地步。工作进行了两个月，我可以代表同志们负责地说：《再生缘》是认真地得到“再生”了。
应该说，中华书局编辑部的确做了大量的工作。我记得，文学组的赵庚同志在组长徐调孚同志的亲自指导下，对三个本子作了逐字逐句的对校，然后送给郭老决定去取。排版之后，又逐次校对，流水作业，工作非常紧张，赵庚同志是做出了很大贡献的。作为他的职务作品，当时是不会有署名权的。后来郭老在序言结尾说：“《再生缘》之得以再生，是在严密意义上的一项集体工作。”他提了中华书局编辑部的工作，不提个人名字，也是合乎当时的惯例的。现在赵庚同志也已去世多年，我在此追记往事，对他聊表纪念。附带说起，我当时也插了一手。郭老在文章里引到戴佩荃《织素图次韵》诗中用的崔徽传典故，不知道出处，作了一些猜想。我还年轻好事，写了一封短信加以辨证，趁中华书局送稿之便送请他参考。郭老虚怀若谷，接受了我的意见，修改了他的初稿，还把我的信改成一篇小文，题为《关于崔徽的出处》，介绍给《光明日报》(1961年6月27日)发表了。
随后，郭老接连不断地写了《再谈(再生缘)的作者陈端生》、《陈云贞<寄外书>之谜》、《有关陈端生的讨论二三事》、《关于陈云贞<寄外书>的一项新资料》等好几篇有关陈端生的文章，都发表于《光明日报》，一时成为热门话题。经过两个月紧张而严密的工作，《再生缘》校订本完稿，郭老写了一篇序，以《序<再生缘>前十七卷校订本》为题，发表于1961年8月7日《光明日报》。他在序言中说明了校订此书的经过，交代了版本源流和校订体例，有不少动人的故事。他说明校订本的去取：“基本上是以抄本为主。但抄本有夺误，或者词句较刻本有逊色时，则依据刻本。……但有时抄本和刻本有了同样的夺误，那就无可依据，我便只好在好些地方以意添改了。我有时也把原书改动了一些，因为有些词句太不妥当或前后不统一。”可见郭老对原书采取了理校的办法，也有一些“以意添改”的再创作。因此“再生”的《再生缘》是包含了许多郭老的心血在内的。
序言还说明：“从去年12月以来，到最后核校完毕为止，我算把《再生缘》反复读了四遍。…一经过了仔细的阅读和研究，我已经陆续地写出了好几篇关于陈端生和《再生缘》的文章。我还为陈端生写了一个年谱，把她的一生基本上弄清楚了。这个《年谱》是我对于陈端生的研究的总结，我现在把它和几篇研究文章(其中有张德钧同志的两篇)，收录在本书的卷首，以供读者参考。有几篇在《光明日报》上发表过的，都有了一些较重要的添改，应该以本书所收录者为定稿。”(本文引文遵此据北京古籍出版社版《再生缘》卷首)
应该说明，收录在本书的文章有些发表在这篇序言之后，这是在《再生缘》校订本排版完成后添加的。当全书打出清样之后，中华书局编辑部在通读中发现书中有几处谈到与朝鲜交战的情节，本来是虚构的故事，但在当时却是一个很敏感的问题。总编辑金灿然同志不敢怠慢，为此专门向上级请示，最终向外交部打了报告，未被批准出版。据说此书曾惊动了周总理，他亲自给郭老作了解释。尽管郭老已在文章中改称为东海岛夷，在书中改成了东夷，但是鉴于当时的现实形势，外交部门认为不必为这么一本书惹可能的麻烦，于是轰动一时的《再生缘》校订本就此冻结了。直到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在我主持中华书局文学编辑室工作时，有人提议把《再生缘》郭校本付印。我是一个谨小慎微的小主任，哪能作主，请示总编辑，也不敢轻举妄动，再向上级打报告请示。我拟稿时不敢不把过去的情况如实汇报，当时出版局主持工作的代局长也就不敢批了。过了两年，其他出版社先后依据旧刻本把《再生缘》重印了，也没有人过问。2002年，北京古籍出版社利用中华书局的清样把郭老校订本《再生缘》印了出来，却没有发生什么问题。2005年，中国社会科学院比较文学研究所研究员周发祥先生根据郭老的校订本，写了一篇《试论(再生缘)的语言艺术》论文，提交给韩国鲜文大学校举办的“朝鲜时期朝译本清代小说与弹词研究”学术研讨会，得到了韩国朋友的欢迎和赞赏。韩国的汉学家还来中国采购过原刻本的《再生缘》，他们知道这不过是虚构的故事，并不介意。郭老校订的《再生缘》终于“再生”了。有人怪我当年胆子太小，何必打报告请示。不知道此一时也，彼一时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