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中世纪宗教改革：上帝代言人们的妥协
不追热点，
这个世界此刻与你无关。
——爱读书Bookworm
编者按：欧洲中世纪的宗教改革是一场教会的自救，也是中世纪神学体系世界观的自救。这场改革在很大程度上不是去“向前看”，去贴近新兴的“人文主义”或是理性的萌芽，它是一场复古运动。上帝的代言人们了解到人们对于自己滥权和腐败的痛恨，它企图使自己“复古”，回到那个未堕落前的教会，回到那个纯洁的时代。
不得不说，幻想从前曾经有过一个黄金时代真是人类的通病，从佛教的《阿闪经》到柏拉图的《理想国》到欧洲中世纪的宗教改革，到ISIS都是为了复古教会，或是复古教法统治，幻想着通过复古，回到曾经的黄金时代。
佛罗伦萨的人民远远不能认识到自己的愚昧无知，然而我们的兄弟吉罗拉莫·萨沃拉罗拉（Girolamo Savonarola）成功让他们相信他曾经与上帝有过谈话。我不会去判断这件事的真假，因为我们必需要对萨沃拉罗拉这样一位伟人表示尊敬；但我想说，如此众多的人民竟然在毫无任何足以令人相信此事的神灵启示的情况下就相信了这件事。
——马基雅维利，《演说集》（卷一，第9章）
如果他是真的，那么我们就在我们的时代遇到了一位伟大的先知；如果他是假的，那么我们就遇到了一位伟人。因为我们必需承认如果他可以愚弄公众这么多年而未被发现，那么他肯定有着很强的判断力，天赋和虚构的才能，当然他也是一位博学的人。
——圭恰迪尼（Guicciardini）,佛罗伦萨史（第16章）
萨沃纳罗拉（Girolamo Savonarola）（1452-1498）
在1489年，一位多明我修士萨沃纳罗拉（Girolamo Savonarola）（1452-1498）被召唤到佛罗伦萨城市去为那里的人民布道。佛罗伦萨需要萨沃纳罗拉。从1490年到1498年他死亡，这位福音派的布道者，这位先知，使得佛罗伦萨城为他疯狂。传说那些看到他施展奇迹的佛罗伦萨人都情不自禁地跪倒在地，陷入疯狂的喜悦。这些萨沃纳罗拉的追随者，如果你愿意也可以说这些萨沃纳罗拉的“孩子们”，被称为“哭泣者”。美地奇家族仰视着萨沃纳罗拉，但心中充满怀疑和不信任。毕竟，美地奇家族引领了佛罗伦萨的人文主义复兴，但这里却有一个人，他的新灵魂说却似乎使得佛罗伦萨退回了中世纪的道德体系。
“这将是你最后的毁灭”就是萨沃纳罗拉传达的信息。他指责人们，劝告他们回到教会的怀抱。他描绘了可怕的地狱景象和诅咒，那些可怕的鬼魂咬牙切齿地攀上来，拉扯人的头发，摧毁他们的身体。有一次，他听到了一个声音，他认为这是上帝的声音，于是根据这声音，萨沃纳罗拉进行了他最为可怕的一次布道：
好好思考吧，富人们，痛苦将要撕烂你们！这座城市将不再是佛罗伦萨，而成为一座贼窝，充满了狂乱和流血。你们都会被贫穷所折磨，所扭曲，而你的名字，哦神父啊，将会变成恐惧……那些你们在数世代所未曾听闻的事情即将到来。
当1492年劳伦佐·美地奇——更为人知的是“伟大的劳伦佐”——在他临终之际，据说他要求这位著名的萨沃纳罗拉为他做临终弥撒。萨沃纳罗拉同意了，但是前提是劳伦佐要满足他的三个愿望。
第一个愿望：劳伦佐，你必须真心忏悔。
我同意。
第二个愿望：劳伦佐，你必须放弃你的财富。
我同意。
第三个愿望：劳伦佐，你必须代表美地奇家族放弃对佛罗伦萨的统治权，你必须让这座城市成为一个民主共和国。
劳伦佐直接拒绝了。萨沃纳罗拉拒绝了神圣礼节中最为神圣的部分。（我最近听说一种说法，说萨沃纳罗拉还是继续为劳伦佐进行了临终弥撒，但我没有任何可以证实这件事的证据，所以我们可以暂时认为这件事是存疑的。）
我之所以在此处提及这个故事是因为我认为它说明了宗教改革的三个维度。这三个维度可以被认为是三角形的三个角——三者必须同时出现。宗教改革并不简单地是马丁路德（1483-1546）的《九十五条论纲》的结果。宗教改革也不是一个普遍的宗教现象。我认为我们应该更仔细地观察萨沃纳罗拉，因为他对于现状提出了三重攻击。第一重是对宗教的抗议；第二重，是对于财富和炫耀的攻击；第三重，是对于政治秩序的攻击。所以，宗教改革的三个要素是宗教、经济和政治。
当劳伦佐死后，直到1498年萨沃纳罗拉都控制着佛罗伦萨城。他号召这座城市的民众焚烧书籍，绘画，雕塑，奢侈品和豪服——简单地说，所有让人们远离更高的纯粹精神境界的东西，他都要求人们烧毁。他要求人们返回简单、朴素的上帝之路，放弃那些身外之物和自私自利。哭泣者们被要求在市政广场进行“焚烧虚荣的篝火”——巨大的火焰中，他们将所有尘世的财产奉为献祭。萨沃纳罗拉，一个出生和成长于文艺复兴的人，拒绝人文主义，拒绝现代艺术，拒绝新科学，拒绝所有基于神圣现世的东西。而且，没有人比萨沃纳罗拉更了解上帝意志了——毕竟，他与上帝和天使们经常交谈。
假发（象征贵族），伪装，成堆的拉丁诗歌，特别是薄伽丘、但丁和皮特拉克的诗歌——所有的这些以及其他的一些东西，都被扔进了篝火。佛罗伦萨的人们从家中拿出珠宝、香水、肥皂、丝绸、镜子、梳子、竖琴、象棋、棋牌，用货车装着他们运去焚烧。但是为什么？为什么佛罗伦萨的人们要放弃他们的财产？绘画，特别那些画着裸体女人的绘画——在萨沃纳罗拉看了是色情图片——全部都被销毁了。一个来自威尼斯的商人据说曾经参加过一次这样的篝火——他靠近萨沃纳罗拉，询问他是否可以买下即将被烧毁的一幅画作。因为这幅画作画着他的情妇。萨沃纳罗拉拿起了那副油画，看了一会儿，然后扔进了火堆。
当萨沃纳罗拉监督着这些巨大的火焰，这种大规模的清洗运动时，他也发表了他的最值得纪念的布道。对于处于统治地位的教皇，他如此评价道，“教皇和那些高级神职者嘴上说着反对骄傲和野心，但他们自己却听不进自己的教诲。”将这种评价与伊拉斯谟（Desiderus Erasmus,1466-1536）在《愚人颂》里说的相对比，有区别吗？从表面上看，萨沃纳罗拉可以说出这种话，而伊拉斯谟也可以说出这种话。而且，我们还可以找出一堆人都可能说出这样的话。毕竟，这种对于教皇的批判不仅存在于但丁的《神曲》，也存在于薄伽丘的《十日谈》。区别就在于但丁，薄伽丘和伊拉斯谟只是讽刺只是比拟——而萨沃纳罗拉，却是十分严肃在说这些话。
如同但丁一样，萨沃纳罗拉称梵蒂冈为“一座妓院，妓女们坐在所罗门的宝座上，向路人招手：谁付钱，谁就可以如愿。”萨沃纳罗拉如此评价亚历山大教皇：“他不是一个基督徒。他是个背叛者，一个异教徒，所以他根本已经不是教皇。”这些言论，即便萨沃纳罗拉是一个多明我教徒，也足以让他惹上麻烦。而且也确实给他惹上了麻烦。但是我们的萨沃纳罗拉是一个顽固不屈的人，而事实上，他认为上帝不仅在精神层面站在他这一面，在物理层面也一定会助他一臂之力。萨沃纳罗拉把自己视为上帝的工具，认为没有任何事情——无论是伟大的劳伦佐还是谁——都不能阻止他。佛罗伦萨会被改造成为一座“基督共和国”，一座基督徒的共和国，一座主权属于上帝而且只属于上帝的共和国。
为了创造出这样一个佛罗伦萨，萨沃纳罗拉不得不去改造人民的意识。这就需要思想控制。这需要新的道德体系。禁止赌博。禁止轻浮。简化服饰，统一服饰。他甚至要求佛罗伦萨的年轻男孩子追求他的神圣之路，刺听他们的父母是否有任何违背新道德的行为。这一切，都很容易让人想起约翰·卡尔文（John Calvin,1509-1564）的神权独裁，或是让·雅克布·卢梭（1712-1778）的评论，那些不服从者必须要“被强制着获得自由。”或是斯大林主义下的俄国极权主义。
1497年，多明我会，方济会，罗马教廷受够了萨沃纳罗拉的这一系列解放运动。他们要采取行动了。事态开始变化了，那就是萨沃纳罗拉已经开始有信徒了。在1498年初，萨沃纳罗拉举行了他人生最后一次“焚烧虚荣的篝火”。然而，这一次没有那么顺利，市政广场爆发了叛乱。在4月，萨沃纳罗拉因宣传异端邪说而被送上审判庭——指控他造谣了关于自己见到上帝的事。他被一个八人委员会定罪，并于1498年5月23日被执行了死刑，那一日，萨沃纳罗拉做了自己最后的祈祷“向上帝替我祈祷”，他哀求着，“他会给我力量，然后我的敌人将无法控制我。”然后他走过一条90英尺的路，走向市政广场。在这条路的尽头，在他惯常举行篝火的地方，矗立着一座圆形的木质平台，周围堆积着易燃物。木质平台的中间矗立着一根23英尺高的圆柱。圆柱上搭着一根横木，横木上掉下了三个套索——一个是给萨沃纳罗拉的，剩下的两个是给他的两个同伙，Silvestro Maruffi 和Domenico de Pescia的。当这三个异端走向绞架的时候，一些年轻男孩从路的下面戳了一些尖锐的细棍。令围观者失望的是，这三个人都无视了这种行走的痛苦。Silverstro是首先死去的人。行刑官拉紧了套索，然后把Silverstro推向前。但是由于绳索没有系牢，所以他花了几分钟才死。幸运的是，Domenico就很快死了。下面就是萨沃纳罗拉了。他向行刑官要求用绳索束住他的脚踝处的袍子，这样围观者就看不到他的下体了，但是行刑官拒绝了。他追随绞刑官的脚步走上梯子。在顶部的时候，他停住了，从一边看向另一边。围观者都在等待他说话，或是做出什么信号，一些可以给他们的未来带来希望的事。但是萨沃纳罗拉全心在那十字架上的救世主上。为了模仿耶稣，他沉默地把自己的脖子交给了绞刑官。萨沃纳罗拉很快死去了，这一点上他比Silvestro和Domenico要幸运。巨大的火焰升腾起来，几分钟之内，伟大的萨沃纳罗拉就消失了。
（Girolamo Savonarola被执行火刑，来自美第奇家族官网）
从16世纪开始，每个与西方教堂有关的人都高喊着改革。一百多年以来，西欧的人们一直在寻找对教会进行“从规模到成员”的改革。但是他们没有找到办法！如果你对那些呼喊着改革的人进行一个调查，那么你就会发现这些人的主张几乎全然不同。教皇干涉几乎所有教会和国家的事务——人们讨论着限制他的权威。但是，同样是这批人又需要教皇的帮助，以处理他们各自地方的教会事宜——他们使用教皇的权力作为逃避教会法的“后门”。每个人都抗议买卖圣职（Simony），认为这是错误的，需要改进。但是从教会的角度说，他们可以用税收来为这样一种为入职而付费的行为辩护。
还有很多的例子，但是我们的观点是：一个人真诚认为是滥用权力的行为，另一个人会真诚地为之辩护。每个人都想改革，但是怎么去改革，应该改革什么，却是个无法回答的问题。一些改革者创造了新的教职——祈祷者和研究者。主教们要求修士们严格按照修士规则生活。在行政的层面看，对改革的需要是确实存在的。在1512到1517年之间，一个世界范围内的委员会在罗马召开。这个委员会在下列事项上达成一致：异端邪说应当被镇压，土耳其人是基督欧洲的威胁，主教应该对修士有更大的权威。他们同样要求除非通过教廷的神圣仪式赋权，任何人不得布道；大学教授必须教授灵魂不灭的原则；最后，任何“神学不正确”的书籍不得刊印。这一些列的要求背后是对于思想的改革，然而，这些改革很难谈得上是对教会进行“从规模到成员”的改革。
但人们讨论教会改革的时候，他们总是从行政、法律或是道德的角度考虑的改革——他们从来没有涉及到原则的改革。他们看到教会法和教会的官僚机构，然后他们说这些东西造成了不效率、贪污、不公正、物欲和不道德。这些要求有的时候还包括着一种对于提高民智的诉求。他们希望教皇和主教们不要那么世俗，而修士们可以恪尽自己的规则，而那些教士们可以更有文化。他们有的时候会要求一种离普通人不那么遥远的神学——这种信仰可以更亲近上帝。但为了达到这些目的，那么很少有人会去做原则的改革。
第一个关于改革的问题并不是“教会的教导是真的吗？”在原则改革的问题上，我们有异端邪说者Lollards, Hussites, Waldensians以及其他——这些都是引起暴乱和渎神的世俗团体。对于这件事的改革并不是改革，而是意味着镇压这些世俗团体，不能继续纵容这些渎神者存在。有些明显的权力滥用竟是被教会阶层中的高层做的。比如，Linacre，他是亨利八世的私人教练，他也是四个教区的院长，三所教堂的教士，约克大教堂的领唱。从表面上看，这挺合理。但是Linacre却是同时在担任这些职位——这就是渎职。然而，这些或许是一个国家的腐败，而不仅仅是教会组织的腐败。更进一步说，这个例子告诉我们，以英格兰来说，教会和国家根本不分彼此。
处死萨沃纳罗拉的教皇，亚历山大十六世（1431年1月1日-1503年8月18日）。他是文艺复兴时期最具争议的教皇，是第一位公开承认自己与情人有子嗣的教皇。亚历山大六世共有5个为人熟知的私生子女，他们是：路易吉、恺撒、乔瓦尼、卢克雷齐娅和杰弗里。其中有毒药公爵之称的恺撒·博尔吉亚（Cesare Borgia，1476?-1507年），更以野心勃勃、极端残忍冷酷和不择手段著称。
当贪污、低效率和不道德的这些事是被教会人做的，并且还是为了私利的时候，这些罪行就看起来罪加一等了。毕竟，教会人是公共良知的守护者——克制贪婪，恪守清贫和将他们选举的国王逐出教会是他们的责任。如果改革是必需的，那么本来应该是这些教士去主张它。他们指望教皇单凭一己之力就可以给人民带来和平、正义和正直。但是没有任何教皇，就算是希尔德布兰德（Hildebrand）也不行，再来一个英诺森三世（Innocent III）也不行，他们都没办法完成这些期待。中世纪要求的道德纯净把对金钱的热爱看做是万恶之源。但是教士们的行为却完全和这些宗教理想截然不同，这种理想和现实的鲜明对比让人痛苦不堪。像圣方济（St Francis of Assis）（1181-1226）或是托马斯·坎皮斯（Thomas Kempis）（1379-1471）式的人以及很多别人认为恪守清贫是美德式生活的核心。但是到1500年，圣托钵僧阶层已经不再受人尊敬——因为他们中的太多人被发现这些托钵乞讨行为不过是一种诈骗。伊拉斯谟在1509年如此评论这些托钵僧：
能离宗教多远就多远，没有人比他们更喜欢出现在公众场合……他们不会读，所以他们主张虔诚和文化程度没有关系。
然后，三十年后，约翰·卡尔文这么描写这些托钵僧：
完全是不学无术的混子，尽管由于他们的长袍，他们还是有着博学的声誉。
道德与禁欲的理想需要对广泛的社会和经济变革做出应对。仍然，还是有人赞同托马斯·坎皮斯（Thomas Kempis）在一百年前在《模仿基督》（The Imitation of Christ）中所写的：
追求且依赖财富是虚荣，因为它必消失。追求职位且要求高升是虚荣。追随肉欲是虚荣。追求长生是虚荣……追求爱情也是虚荣，因为爱情消逝如此之快，而且爱情对于永恒快乐并无助益。
对于坎皮斯的追随者和兄弟会的人来说，道德理想存在于另一世界，它是隐修式的，禁欲的。这对于方济会而言也是如此。但是欧洲的变化如此之快，无论是托钵僧阶层中的好人还是坏人，都发现想与“人之城”（City of Man）在物质舒适上的竞争很难取胜。
同时，中产阶级中教育程度较高的人们已经开始对文艺复兴的人文主义失去兴趣，这种人文主义是一种描述世俗城市生活的艺术，来源于希腊罗马的文艺。他们都喜欢“人之城”——这里他们发现了财富增长的社会，而这些财富会到他们的手中。在这里，在这“人之城”中他们发现禁欲理想和他们日常生活之间的矛盾。过去的旧价值与现在智力追求之间出现了冲突。对金钱的热爱是万恶之源——但是在这金钱的国度，罗马中的那座神圣之城绝对毫无影响力。伊拉斯谟在1509年造访了罗马——路德在1511年造访了罗马。他们两都不喜欢自己所看到的。
改革这个词表达了一种对于改良的渴望，它非常具有中世纪的色彩。它是回顾式的。确实，中世纪思想家带着玫瑰色眼镜看待早期基督和最初的教会。他们一度认为曾经有过一个黄金时代。曾经有关那种奉献、虔诚、热情、宗教（意味着禁欲）、神圣的传教士、纯净的心灵。但是古代已经远去了，时代从黄金时代变成了白银时代，再由白银时代变成了木质时代，再由木质时代变成黑铁时代。这并不是什么新谈——三百年前，圣·伯纳德（St. Bernard of Clairvaux）（1090-1153）曾许愿说他希望自己死之前可以看到教会返璞归真成它最初的样子。他的愿望是一个典型的中世纪诉求。在16世纪时，像伊拉斯谟这样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文主义者就相信曾经有过一个时代，这个时代神圣、贞洁、纯净，只是它已经失落了。改革之路似乎总是在向后看。
但是改革的呼声越来越高——它不断地给自己加注活力。要求改革实际上就是揭露滥权——揭露滥权会不断在公众的脑海中激起怀疑，让他们批评神职者，要求他们负责。要求改革实际上就是要求缩小教皇、主教、修士和托钵僧和教区牧师的权威，然后这就导致了更多的批判。所以，反教权主义成为了一个流行词汇。在1502年，伊拉斯谟随口评论道如果称普通人为教士、修士或是牧师，他会感到受到了侮辱。改革的呼声——改革的要求，突破了象牙塔。它已经成为了普通人的呼喊。改革一直持续到15世纪末，但是什么都没改成功。萨沃纳罗拉的悲剧就是这种失败的戏剧化表达。他对于改革的要求是典型中世纪式的，但是他却在1498年因此被绞死焚烧了。他的死也彰显了这种改革之路的失败。25年后，伊拉斯谟只是把萨沃纳罗拉看作是多民我教徒中普遍存在的一例而已。
我们曾于之前讨论过的一个问题是为什么16世纪如此盛行改革的呼声？是不是教会在这段时间的滥权比其他时代更多？是不是这些滥权比其他时代都令人恶心？约翰·卡尔文曾经列出了他的时代的罪恶——这些罪恶不仅可以在教会中找到，也可以在人性中找到：只爱自己、野心、骄傲、贪婪、滥交、宴乐、通奸、酗酒、轻浮、流言、伪善以及其他一百多种。“年轻人已经不再服从年长者，所以社会秩序混乱了。”卡尔文写道：
他们不服从任何训诫。性侵犯、强暴、通奸、乱伦和诱奸比以往任何时代都普遍。这个世界在过去三四个世纪内被乌云所笼罩，如同鬼魅之所，所以基督的要爱仇敌的教导令人无法遵守。所有的事情都陷入可耻的混乱；在任何地方都只有残酷、阴谋、欺骗、暴力、不公、无耻，穷人们在压迫下呻吟，无辜者饱受斜眼。上帝肯定已经睡了。
根据卡尔文的说法，人们要担忧的事情太多了。引诱和肉欲似乎遍地都是，所以人们不得不时刻提防以避免自己被污染。所以卡尔文根据自制（一种俗世型的禁欲）创建了神权政治并不是一个偶然。“每个人都要慎独。”卡尔文写道：
要压制激情，要锁住激情，我们必需打败自身全部的激情。
欧洲出现宗教改革的原因并不是欧洲已经非宗教化了，而恰恰是因为它是宗教的。那些路德，卡尔文，伊拉斯谟以及其他的一些人所指责的宗教滥权其实一直存在并且已经存在了相当一段时间。1500年的时候很多神父是无知的——但是910年的时候或是1996年的时候也有很多神父是无知的。宗教改革者有着一种幻想，认为在过去有着一个黄金时代——他们或许真的发现了他们想发现的东西。然后，这些宗教滥权并没有变得更坏——只是，更多的人意识到了这些滥权。原因很简单：更多人开始了解到这种中世纪社会的各个阶层的滥权的本质和范围。就像尼古拉·马基雅维利（1469-1527）曾经评论的那样，“我们意大利人比别的民族更不宗教更腐败……因为教会和它的代表们为我们做出了最坏的榜样。”
把这些批判撇开不谈，15世纪晚期和16世纪早期毫无疑问的是它们都还有宗教和礼拜的实践。举例而言，亨利八世在他打猎的日子里就听了三场弥撒，其他的日子听了五场弥撒。还有更多的新形式的礼拜以及各种其他形式的虔敬。萨沃纳罗拉就是一个典型的但是明显是被误导后的虔敬行为。在1507年，教皇尤里乌斯二世批准了对一所位于洛伦托的神圣房子的祭拜仪式。这所房子被认为是被天使奇迹般地运到拿撒勒的供耶稣居住的房子。我们还有米开朗基罗（Michelangelo Bounarroti’s）（1475-1564）的《虔敬》，可怜的处女与她死去的儿子。与这些同步进行的还有对于圣徒和他们的遗迹的祭拜。所有的这一切，还有迷信及大众信仰，都还是很盛行。在1500年，人们折磨并烧死女巫。除此之外，还有对犹太人的折磨。新的并不是这些司空见惯的东西，而是意见领袖们对于这些事物的态度。笼统地说，少数有文化的人的虔敬与大部分没有文化的人的虔敬之间的区别如此之大，以至于没办法给他们建立起沟通的桥梁。同时，这种区别还在持续加大，在1457年到1500年之间，印刷机印出了超过一百个版本的圣经（见第四节）。这样做其中之一的结果是上层社会——统治者和商人们——受到了更好的教育。印刷机在不停地工作，做更多的工作。图书馆尽管很小，但是它们的藏书却在不断增多。信息革命开始了。书籍大量印刷，而且价格也更加便宜。更多的人阅读。知识在增长。批判性研究的工具也就具备了。
文艺复兴和宗教革命之间的联系让很多历史学家觉得难以界定。总的来说，比起如同阿伯拉尔（Abelard）这样的批判式人物，圣·伯纳德（St. Bernard）式道德力量和精神才更是宗教改革的动力。原因很了然：宗教改革更像是一场信仰的运动，而不是理性的运动。
文艺复兴的人文主义者形色各异。除了同样尊重古典作品，他们之间少有共同点。意大利的人文主义者生活在一个与德国、法国或英国的人文主义者完全不同的环境当中。意大利的人文主义是文学式的，艺术的和哲学的，但是北部的人文主义者却更宗教，甚至更神学。在法国、德国和英格兰，它们的运动来自于意大利的灵感，他们重修了对雅典和拉丁的热爱，但是他们把这种爱转换成进一种坚定的宗教式的情感。北部的基督教人文主义者最好的代表就是伊拉斯谟（Desiderius Erasmus）（1466-1536）。
年轻时起，伊拉斯谟就认为北部欧洲对古代经典一无所知。——他的职业就是为了修复这种野蛮。在1498年到1514年，他先后居住在巴黎、牛津和意大利，在剑桥教了两年书，然后在1536年以前都定居在瑞士的巴塞尔。比起其他的北部的人文主义者，伊拉斯谟写了更多的书以教育他北部的读者们。书店都爱他的书。一个巴黎的书商听说索邦神学院可能会指责伊拉斯谟的《对话集》为异端邪说，加急赶印了24，000册。作为一名作家，伊拉斯谟是学术和风格的大师——他机敏、讽刺、有趣且幽默。他不肤浅，而且他智力超绝。整个欧洲都知道且崇拜他——一个他的朋友如此坦白道：“公众在街上发现我，指着我说这个人收到了一封伊拉斯谟的来信。”
为了他的目的，他将最尖刻的攻击给了他在教会的所见所闻。他年轻时所处的荷兰正是各种热情的改革者集聚之地，特别是共济会。兄弟会是中世纪虔敬的典型，而且他们又恰巧是伊拉斯谟的最主要的指导者。但是不像兄弟会成员或是他们的精神之父托马斯·坎皮斯（Thomas Kempis），伊拉斯谟并不是写作什么膜拜性质的文学。相反，他的写作充满了对无知、迷信、蒙昧的讽刺，并且他希望以自己的写作去改善这一状况。
全欧洲受过教育的人们都在讨论着教士阶层、托钵僧和教皇们——讨论着他们的腐败、贪污、迷信和盲目崇拜。伊拉斯谟聪明地表达出了其他人说不出的意思。所以，欧洲的受过教育的阶层与伊拉斯谟一起嘲笑这些现状。他们的大笑转而成了严肃的许可。伊拉斯谟触及了宗教的痛点，而从此受过教育的阶层都知道了。但是，到1517年时，伊拉斯谟被广为接受。换句话说，他的批判成为对教会滥权的共识——但并不是伊拉斯谟导致的。伊拉斯谟比任何人都擅长减低教皇、教士阶层、修道士或托钵僧，以及神学家。伊拉斯谟把神学家形容为“恶棍兄弟，神学的肉身形式”。数世纪以来，神学家们都使用着一种古来的信条和方法，而这些信条和方法在文艺复兴晚期已经变得陈腐不堪。神学充斥了一些过时的哲学信条，这些信条甚至哲学家自己都已经放弃了。200年以来，唯名论哲学家已经占领了北部欧洲的大学。他们怀疑理性的力量是不是真的可以达致形而上学的真相。他们对托马斯阿圭那的体系也充满质疑。他们不是认为教会的信条是假的。但是他们试图在持有经过启示获得的真相的同时也保持着一个怀疑的理性大脑。他们并不试图在理性和信仰之间保持平衡。于是，唯名论主义者只是简单地放弃了经院主义。（解释可以见：拆新书 ·《各种主义》）
对于伊拉斯谟这样的人来说，经院主义的那些词语毫无意义，且模糊难辨。这个人文主义者绝对欠缺对哲学式追问或是体系建构的兴趣。到处都是各种批判。举例来说，在1505年，一位大学教授就试图证明保罗和奥古斯丁不是圣徒。伊拉斯谟自己也写过他怀疑约翰是不是启示书的作者。尽管人文主义者并不打算批评宗教的教义，但是人文主义者们没有办法在不批评中世纪教会的基础的情况下就能战胜这些神学家们。伊拉斯谟打算开始一种新的探索，他将这种探索称之为真正的神学。在1503年，他出版了自己的《教会战士手册》（Handbook for the Christian Warrior）.这本《手册》的神学理论很简单，更圣经，很少纠结于亚里士多德式的逻辑。这本手册的神学没有繁复的术语、权威和评注。在1516年，伊拉斯谟翻译并出版了德语版的希腊的《新约全书》，还包括一个拉丁语翻译。他希望每个人都可以自己读圣经，而这就意味着圣经必须以本地语言的方式出版。但是一个人如何才能打破中世纪基督释义的桎梏，把圣经送到每个人的手上呢？所以，伊拉斯谟彻底扔掉了圣经中数世纪的术语和评注——他根本不在乎这些术语是欧洲还是东方的起源。他这么做的目的很明显。通过去掉圣经上的数世纪的阐释，伊拉斯谟试图返回那个神圣、纯洁的本源——一种真正的神学。
伊拉斯谟对于人民迷信的倾向感到焦躁和生气。那些对着塑像的膜拜，对圣徒遗迹——头发，骨头和指甲——的崇拜，泪流满面地盯着圣母像……这些行为对于伊拉斯谟这样的人来说简直粗俗不堪。他认为这些人培养出了一种形式性的宗教，用朝圣、赎罪券、遗迹取代了真正的信仰。毕竟，教会也就给人们教了这些。伊拉斯谟需要一种真正的宗教，那种没有中世纪包袱的宗教。“或许你们真的相信，罪孽可以通过一张小纸，一个密封的羊皮卷以及捐献的一点钱财，或者还有点图像在上面，还有什么朝圣行为就可以洗清。你们都被骗了。”
与伊拉斯谟一起，人们发现了理想和现实之间的对比其实也就是圣经和教会所实行的宗教之间的对比。所以，与伊拉斯谟一起，更多的人意识到，教会言行不一。更重要的是，更多的人意识到了教会与那些基督的原初追随者之间相距甚远。欧洲需要改革——但是它绝对不想要革命。大部分人，包括伊拉斯谟，只是讽刺教会，但不想采取行动。然而，已经有很为强劲的力量开始运转——没有更为强烈的攻击，教会存在的基础不会被动摇。
【关于激进的宗教改革，可见《现代早期的欧洲历史》第四节，天主教改革可以见前书第五节，宗教战争时代可见前书第六节。】
E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