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不配位，这位才子“司令”身死家亡
文丨陈道
狂傲：藐视孔明，不屑李杜
许昌的历代职官，堪称“才子”者，不能少了薛能。《唐才子传》十卷收录全唐近四百位重要诗人事迹，薛能占有其一。
生于大唐元和十二年（公元817年）的薛能，字太拙，河东汾州（山西汾阳县）人，于会昌六年进士及第，补盩厔县尉。仕宦显达，历任三镇从事，累迁嘉州刺史、各部郎中、同州刺史、工部尚书，先后担任感化军、武宁军和忠武军节度使。
所谓“节度使”，是唐代驻守于各道的军事将领，称之为都督，都督带使持节的称为节度使。节度使权力很大，因为受职时会被朝廷赐以旌节，节是全权印信，可全权调度辖区内的兵权、财权、行政权，手中权力相当于现在的省长加军区司令员，且不受监督和约束。历经初唐十道、盛唐十五道的变迁，安史之乱后，原本只分置于边地的节度使被滥用于内陆，晚唐四十八藩镇由各节度使（观察史）掌权，皇权的掌控力非常削弱。薛能出任忠武军节度使的时候，正是处于藩镇权力最大的时候，节度使犹如一个小皇帝。忠武军节度使所辖许州、陈州，地域相当于现在的襄县以东，太康、沈丘以西，舞阳以北，长葛、鄢陵以南的广大地区，节度使衙门设在许州，即现在许昌魏都区。
薛能自视甚高，甚至很自负。按照《太平广记》所说：“薛能，会昌间进士，自负过高，从事西川日，每短诸葛功业，为诗曰：'阵图谁许可，庙貌我揶揄。’又云：'焚却蜀书宜不读，武侯无可律吾身。’讥李白曰：'我生若在开元日，争遣名为李翰林。’又曰：'李白终无取，陶潜固不刊。’自题其集云：'诗源何代失澄清，处处狂波污后生。常感道孤吟有泪，却缘风坏语无情。难甘恶少欺韩信，枉被诸侯杀祢衡。纵到缑山也无益，四方联络尽蛙声。’”
也就是说，这货不仅藐视诸葛亮的功业，还讥讽李白的名气，大有拳打李白、脚踢诸葛孔明、睥睨天下诗人的架势，四方联络的那些人那些诗，都是些乱叫的青蛙，感觉到了自己身为大才子的孤独，自负不可一世。他身在军中，却经常抑郁寡欢叹息自恋，即便担任了节度使这样的省一级的“司令员”，依然感叹这位置不过是个“粗官”，以武官为耻辱：“粗官乞与直抛却，赖有诗情合得尝。”（《谢淮南寄天柱荣》）不仅如此，在他担任忠武军节度使镇守许昌的时候，他把幕府官吏召集在一起，命令他的儿子穿戴成武将的装束参拜各位幕客，薛能说：“这是让他消灾。”如此怪异之举，“时人以为轻薄”。
其实，如果读薛能的《筹笔驿》诗：“葛相终宜马革还，未开天意便开山。生欺仲达徒增气，死见王阳合厚颜。流运有功终是扰，阴符多术得非奸。当初若欲酬三顾，何不无为似有鳏。”他把诸葛亮贬斥的一无是处，在《游嘉州后溪》一诗中，更是嘲讽：“当时诸葛成何事，只合终身作卧龙。”
同为大唐诗人，能入他法眼的几乎没有。
他作《海棠》诗自信能干过杜甫，“蜀海棠有闻，而诗无闻。杜子美于斯，兴象不出。天之厚余，谨不敢让。风雅尽在蜀矣，吾其庶几。”自以为当仁不让要用这首诗在四川独领风骚。岂知杜子美不咏海棠，概因避其母名讳海棠。
他作《荔枝诗》而又剑指杜甫和白居易，暗笑杜甫在四川而无荔枝诗是水平不够，白居易有荔枝诗却水平不高与没有诗一样，放言自己的诗作“不愧不负。将来作者，以其荔枝首唱，愚其庶几。”
在《柳枝词五首》中，他又贬低刘禹锡、白居易所作并流传的《杨柳枝词》“虽有才语，但文字太僻，宫商不高耳。”
如此，的确够狂。当然，薛能的这些表现，旁观者也可以理解为或许是“不与世同”的高士品性，是这样吗？
德薄：格调并不高、为人并不好
按《唐才子传》的说法，薛能“耽癖于诗，日赋一章为课”，喜欢作诗，而且是高产诗人，七律五律自成一派，著有《薛能诗集》十卷、《繁城集》一卷。他写的与许昌有关的诗，也很容易就能找到：
以此四首诗窥薛能之诗才，于著名诗人如过江之鲫的唐帝国那个大世而言，很难卓然。
薛能很勤奋，曾在《自讽》一诗中自称三十余年废寝忘食，笔耕不辍。但是，历代诗坛评价并不高，“薛许昌诗天分有限，不逮诸公远矣”（《蔡伯纳诗评》）；“格调不能高，而妄自尊大”（《容斋随笔》）；“薛太拙平生极夸己诗，及读其全集，亦不见得”（《一瓢诗话》）。最为简单的判别：虽然薛能在《全唐诗》中也算是留下诗作比较多的唐朝诗人之一，但是，却没有一句脍炙人口的佳作或佳句，对于薛能自诩的层次和高度来说，这的确很遗憾。
《唐才子传》评价薛能：“性喜凌人，格律卑卑，亦无甚高论。尝以第一流自居，罕所拔拂。”大致不谬。
有一位叫刘得仁的诗人，那也是著有诗集、在《新唐书艺文志》传于世的人物，曾拿着自己的诗作拜访薛能，希望得到薛能的指点，薛能用一句话就把他打发了：“千首加一首，卷初如卷终。”讥讽刘得仁的诗作没有变体，千篇一律，一钱不值，让人颜面扫尽。对此，《唐才子传》评价薛能“量人如此，非厚德君子。”
尽管也有拍马屁的称薛能的诗作“诗古赋纵横，令人畏后生”（僧人无可），但是，薛能所表现出来的目中无人、待人刻薄，也已在诠释他最终的命运。
《周易·系辞下》云：“德不配位，必有灾殃；德薄而位尊，智小而谋大，力小而任重，鲜不及矣。”这个德，是一个人行于世间的个人素养的综合体现，包括道德情操、智信才能等等。一个文弱书生硬要去冲锋陷阵，肯定是找死；一个愚痴之人却要放在出谋划策的位置，都要跟着倒霉；一个撑不起“司令”这顶帽子的人，却让他领兵作战，那是要死人的，不仅部下要死，他自己也会丢掉性命。诗人有诗人之德，“司令”有“司令”之德，若要诗人+“司令”，那也需要依着权重有其相应之德。
薛能书判入等中选，进入官场，补盩厔尉，辟太原、陕虢、河阳从事，历御史、都官、刑部员外郎，摄嘉州刺史，迁主客、度支、刑部郎中，同州刺史、京兆大尹，授工部尚书，节度徐州，徙镇忠武，一路之上，可谓官运亨通，但是能力却有限。根据史料记载，薛能治理政务很严格，而且不接受拜访邀请，“晚节尚浮屠，奉法唯谨。资性傲忽，又多佻轻忤世。”说他崇尚佛教，遵纪守法，谨慎小心，性情却狂傲不羁，刻薄轻率于世，显然是一个矛盾体，身为高级武官却视之为“粗官”不说，于那刀兵四起的晚唐乱世，手握重兵却信仰佛教，也算是奇葩。
盛世和平，弄词作赋，算是雅事，但薛能所处的已经是乱世，其德必须要考量到时代和职位所承担的社会责任需要，简单地说，不合时宜的才不是才，不合其位的才也不是才！
广明元年，即公元880年，时年薛能已经六十三岁，黄巢正率领起义军从长江一路杀来，打败淮南军节度使高骈、天平军节度使曹全晸，过淮河，入河南境。唐僖宗急令河南、山东诸镇发兵紧守溵水，防止黄巢西进。
按照朝廷部署，薛能派遣手下的大将周岌领军守溵水（今河南中部的沙河，郾城于唐代为溵州）。与薛能截然相反，黄州人周岌，为军中小卒子出身，心怀大志向，每次打仗冲锋陷阵，都不用刀枪，左冲右掠，屡立战功，是员猛将。有资料显示，周岌应为忠武军牙将。按照大唐军制，以屯驻地区与担负任务的区别，可分为牙兵、牙外军、外镇兵等，其中，牙兵系节度使的核心武装，人数较多，战斗力强，而且，因为牙兵长期父子世袭，互通婚姻，亲党胶固，享有政治、经济的种种特权，凶戾者，强买豪夺，发起兵变，变易主帅，如同儿戏。
周岌带领许州军走了之后，感化军节度使支详派遣戍守溵水的三千徐州军兵，途经许昌。因为薛能曾担任过感化军节度使，对徐州军自然有不一样的感情，仰或是顾及面子，就把他们安置到城内。
被客气让进城内的徐州军兵，却没有给薛能面子，以供备短缺为由，聚众闹事。薛能登上城楼，好一番的安慰规劝，许诺好处，算是暂时平定下来，但是，许州本地的那些军兵，还是惊恐地看到徐州兵抢掠袭击，对厚待徐州军的薛能也失去了信任，并迅速去往溵水，将情况报与周岌。
周岌抓住许州军兵对薛能怀疑恼怒的机会，连夜返回许州，将三千许州军兵尽数袭杀，而且，怨责薛能对徐州军兵厚彼薄己，自称留后，将薛能驱逐出许州。薛能准备逃往襄阳的路上，被追上来的“乱军”斩杀，一起被杀的，还有薛能的全家。这一手，很符合周岌的性情。
简单地说，薛能死于乱世之乱军，如果细致分析，与薛能本身轻视武职视之为“粗官”，一系列兵变的临机处置，缺少智慧谋略，不能审时度势，轻率用事，有着直接的关系。至少，处事不公、决事不智、用人失察的问题是有的。
那个周岌在历史上也算是有名的大臣。薛能的死，在一些史书上被称之为“失律”，应该是他对待徐州军兵的迁就照顾，（涉嫌）违背了大唐律法，而他的死又因于“乱军”，所以，薛能死后，周岌取而代之，顺利接过了朝廷颁发的忠武军节度使官帽，不过，他很快投靠了黄巢。后来，听到唐军光复长安，又投降唐军。再之后，周岌又被部下鹿晏弘所杀。杀人者人恒杀之。
身为“司令”，却被自己的手下小弟杀掉，死得实在委屈。薛能多次仕许又终于许，这么一曲悲歌，让咱这许昌人不胜唏嘘。
司马迁云：“置将不善，一败涂地。”
是这个道理！
“呜呜吹角贰师营，
落日身闲笑傲行。
尽觉文章尊万事，
却嫌官职剩双旌
……”
（薛能《彭门解嘲二首》）
2021-8-23读史札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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