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建军 | 明末农民起义军与云南沐氏家族关系考
明末农民大起义的熊熊烈火，燃遍了明朝政府统治下的10数个省。在李自成所部农民军进兵北京、埋葬腐朽的明王朝的同时，张献忠所部农民军则把进军的目标对准了号称“天府之国”的四川。在清兵入关及李自成、张献忠相继牺牲后，明末农民起义军余部又投入到了更为艰巨的联明抗清斗争之中。其中，张献忠所部农民军余部在孙可望、李定国等率领下，由四川转战贵州，再入云南，与明朝开国元勋黔宁王沐英创建的、自明太祖洪武十六年（1383年）起即世代镇守云南的沐氏家族之嗣爵执政者沐天波【1】，在扶明抗清的旗帜下，一起合作达10多年之久。本文拟就这一问题，进行一些分析和探讨。
明末农民起义军与云南沐氏家族的早期接触，可以追溯到明崇祯初年。史载：“'流寇’（此系封建统治阶级对明末农民起义军的贬称）初起，石屏土官龙在田与副将许秉淳皆奉命援楚，隶总理熊文灿麾下。张献忠在谷城，孙可望等趋幕府，与龙、许相识。”[1]（卷15《沐天波》）【2】它说明：当明末农民起义军领袖张献忠所部活跃于湖北荆襄一带时，曾遭到明朝政府从各地征调来的，包括征南将军、世镇云南总兵官、黔国公沐天波辖下石屏土官龙在田等所部土兵在内的汉、土官兵的残酷镇压；当张献忠所部农民起义军的斗争转入低谷并佯降明朝总督（或称“总理”）熊文灿以另觅战机时，沐天波治下土官龙在田等遂得与张献忠部下将领孙可望等相识。
崇祯十七年（1644年）三月，李自成所部农民起义军攻入明朝都城北京，明思宗自杀。史载：“未几，有使臣赍孝诏至，开读后，各官易服守制。惟沐国公（即黔国公沐天波）木便踊哀号，废食者屡日，于大行皇帝位前哭，誓与'李贼’（此系对李自成及其所部农民军的贬称）不俱生”，并且在服阙后，即“整顿器械，选练兵士，传檄各土司”，宣布“有能出精锐兵一百名者，荫一子为监（即监生）”，准备与农民军展开血战，为明思宗报仇。后来因为“滇南（按指云南）土司曾无一人应者，俱袖手观望而已”，沐天波方才作罢[2]（《滇南总论》）。在张献忠率部进入与云南毗邻的四川地区以后，农民军与云南沐氏家族在地理上相距越来越近，但他们之间的相互了解依然很少，而且往往失实。如张献忠率部进入四川后，包括沐氏家族在内的众多云南官吏士民得到的消息是“张献忠杀戮全川，极其惨酷”[2]（《必奎作叛》）等等，因此都为之“震恐”[3]（卷8《沐天波》）。当沐天波等探听到张献忠所部“将有窥伺南诏（按指云南）之意”后，便商定派参将李大贽率兵二千、战象一只，扼守会川，并令武定府元谋县土官吾必奎为之声援，以阻止农民军入滇[2]（《必奎作叛》）【3】3。
然而，令沐天波等臆想不到的是，他们的这一举措竟直接或间接地引发了云南境内两起大规模的武装叛乱，即武定府元谋县土官吾必奎之乱（南明福王弘光元年，即1645年九月至十月）和临安府蒙自县土官沙定洲之乱（弘光元年十二月至南明桂王永历二年，即1648年八月）。导致吾必奎之乱的原因，概括起来主要有四个方面：一是其时受沐天波重用、为人贪墨的沐府参军余忠林多次找借口侵犯吾必奎等土司的利益，致其心怀怨恨；二是李自成所部农民军攻陷北京、明思宗自杀后，明朝皇室权威动摇，吾必奎遂生觊觎之心；三是奉命防川的将领李大贽为人狡狯、贪婪，一再侵扰武定府元谋县，更使吾必奎愤懑不已；四是沐天波等云南地方官为了筹集防川军饷，下令向各土司加派盐税，引起了包括吾必奎在内的云南土官的不满，使他有了可乘之机[4]（卷9《沐天波激变土司》）[3]（卷8《沐天波》）[2]（《必奎作叛》）【4】。由此可见，吾必奎之乱的起因与李自成、张献忠等领导的明末农民起义军的活动及沐天波的用人和施政举措密切相关。吾必奎之乱虽然很快就被平定，但后果更为严重的沙定洲之乱却又接踵而至。奉沐天波之命率兵助剿、直到吾必奎之乱平定后方才抵达云南省城昆明的蒙自土官沙定洲，因贪羡沐府财宝，于弘光元年十二月初一日举兵叛乱，焚劫沐府，迫使沐天波逃往楚雄，复远避永昌。幸亏楚雄守将、金沧道副使杨畏知率部与城中士民竭力固守，阻止了叛军的继续西进，而后原张献忠领导的明末农民起义军余部在孙可望、李定国等率领下又及时入滇，迫使沙定洲自楚雄撤兵回援昆明，解了楚雄之围[5]（卷3《沿革大事考》）[6]（卷16下《师旅考（附）》）[7]（卷279《杨畏知传》）【5】，沐天波才逃脱了此番劫难，奠基近三百年的云南沐氏家族才得以免遭灭顶之灾。
永历元年（1647年）三月，孙可望、李定国等以替沐氏家族“复仇”为名，率领原张献忠领导的农民起义军余部进入云南，此后明末农民起义军与云南沐氏家族的关系日渐加深。自此至李定国将永历帝迁居昆明以前，农民军与云南沐氏家族关系的发展与变化，大体上经历了以下三个阶段：
1、孙可望等以替沐氏家族“复仇”为名率兵入滇沙定洲在围攻楚雄期间，曾调兵向临近蒙自的石屏等地土司发起猛攻，企图将其一举吞并。龙在田难于抵敌，听说孙可望等率领的农民军已进入贵州，便派人间道求援。为减少因滇中士民对农民军的误解带来的不必要的阻力，孙可望等遂“诈称黔国焦夫人（即沐天波夫人焦氏）弟率兵来复仇”，于永历元年三月率兵疾趋云南[6]（卷16下《师旅考（附）》），并于是月底连克交水和曲靖，随后取道陆凉进攻昆明。与此同时，孙可望等又分兵一支，矛头直指沙定洲的老巢蒙自，并且有意放出消息说农民军要捣毁沙定洲的巢穴。不久，往攻蒙自的农民军败沙兵于阿迷州北境险要之地蛇花口。自楚雄返回昆明的沙定洲闻迅后，急忙于四月撤兵回守临安。孙可望等得知消息后，率大军直趋昆明[5]（卷3《沿革大事考》）[2]（《流寇入滇》）【6】。农民军抵达昆明时，昆明“城门不闭，各民人户外俱设香案迎接”[2]（《计穷顺贼》）。
2、农民军迤西之行及孙可望与沐天波的初期合作孙可望入据昆明后，并没有立即挥兵攻打永昌，原因是想招徕沐天波，利用世镇云南的沐氏家族在云南土司中的影响力，“胁之（按指沐天波）号召土司”[8]（卷下《沐氏世裔》）。在抓紧进行了三、四个月的西行准备工作后，孙可望于是年（即1647年）八月自昆明统兵西向永昌。在禄丰，一战而擒杨畏知。至大理，孙可望又致书时居永昌的沐天波，以替沐氏报仇雪耻、共扶明朝皇室等相招。沐天波见农民军势不可挡，不得已派世子沐忠显往见孙可望[6]（卷16下《师旅考（附）》）[9]（卷50《沐天波传》）【7】。孙可望厚待沐忠显，且将所得沐氏财产一并归还给沐天波。沐忠显返回永昌后，沐天波喜出望外，殊不知孙可望已遣将领刘文秀统率精骑蹑踪而至。沐天波毫无戒备，因此束手就擒。不久，沐氏父子被带回昆明[10]（卷上《东南纪略》）[3]（卷10《刘文秀》、卷12《孙可望》）。
回昆明不久，孙可望即令沐天波“为文招抚各土司”。果然，沐天波文令一出，云南境内各土司便“次第来归”[2]（《沐公顺贼》）。永历二年八月，孙可望派遣李定国等进军蒙自，最后将沙定洲及其党羽一网打尽[2]（《倡义讨逆》），终于兑现了他曾经许下的诺言。
3、孙可望与沐天波矛盾的激化农民军辖区一天天扩大，实力不断增强，但孙可望对沐天波的歧视与不信任态度却依然如故，而且他的个人权力欲望也在恶性膨胀，史载：孙可望在利用沐氏家族的影响力、“假讨（沙）定洲名，略定滇地”后，依旧“羁縻黔国（即黔国公沐天波）”[3]（卷8《杨畏知》），“不复假以事任也”[9]（卷50《沐天波传》）；在与建都广东肇庆的南明永历朝廷取得联系后，得封“秦王”的孙可望并不真心与之联手抗清，特别是在永历六年（1652年）孙可望将永历皇帝迁居贵州安隆所后，“军国大政一归（孙）可望，王（指桂王，亦即永历帝）居处亦不自由”[3]（卷1《桂王》）【8】，而且孙可望还“动以天子为名”，公然“挟之以自私”[2]（《发兵图蜀》），因此激起了以沐天波为代表的原明朝云南地方守臣及农民军将领李定国等的更大不满，沐天波甚至愤而“避远权势”[3]（卷8《沐天波》）。
在孙可望与沐天波的矛盾日益激化的同时，明末农民起义军内部，尤其是其领导层内部孙可望与李定国之间的矛盾更是发展到了不可调和的地步。自李定国迁永历帝入滇至沐天波身死缅甸为止，农民军与云南沐氏家族关系的发展与变化，大体上也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1、李定国与沐天波协同对付孙可望、匡扶永历帝永历十年（1656年）三月，李定国将永历帝从安笼府迎居昆明，受到了沐天波等的远迎[11]（卷下）。尔后，李定国开始重用沐天波。史载：永历帝迁居昆明后，在李定国的主持下，沐天波被晋封为柱国、少师，充班首官，执掌禁军[12]（卷20《沐天波》）[3]（卷8《沐天波》）[2]（《迎帝入滇》）。自此以后，双方便协同对抗孙可望、共扶永历帝。
永历十一年（1657年）八月，身在贵州的孙可望因恨李定国迎驾入滇，挑起了大规模内战。在与李定国对垒曲靖时，孙可望又暗中派部将张胜等率精兵四千偷袭昆明。当时昆明城中精锐悉出，只剩老弱兵千人守城[10]（卷上《东南纪略》）[6]（卷16下《师旅考（附）》），但由于奉命留守昆明并扈从永历帝的沐天波等精严守城，及时发觉并制止了孙可望亲信王尚礼翻城接应张胜所部叛军的阴谋，所以当张胜抢攻昆明城时，未能得手。张胜等在得知孙可望兵溃曲靖交水的消息后，逃离昆明，途中被李定国所部援兵及昆明城中追兵击溃[11]（卷下）[3]（卷8《沐天波》）【9】。
2、李定国与沐天波合作，力御清兵，扈驾西行永历十二年（1658年）十一月，清兵进攻云南，李定国督兵堵御，沐天波依旧留守昆明。十二月十三日，李定国败回云南。后二日，永历帝等自昆明起程西行，沐天波负责护驾，李定国亲自殿后[13][11]（卷下）。次年正月初四日，沐天波与永历帝等抵达永昌。时过一月有余，在得知农民军将领白文选兵败大理玉龙关的消息后，永历帝于闰正月十五日又自永昌起程，继续朝滇缅边境撤退。这时，李定国忽然改命靳统武率所部孙可望旧兵护驾，沐天波随驾而行，李定国自己率精兵数万，前往磨盘山设伏，以阻清朝追兵。后来，李定国兵溃磨盘山，因失永历帝及沐天波等所在，乃率兵退往孟艮，白文选则率部撤向猛缅。是月二十八日，沐天波与永历帝等也在与李定国等失去联络后，退入缅甸[14]（卷下）[15][11]（卷下）【10】。
3、李定国等与沐天波各自相对独立同时又紧密相联的救驾活动及其失败农民军官兵在沐天波护卫永历帝等入缅时，随同入缅者为数不多。在永历十三年（1659年）闰正月沐天波等入缅至永历十五年（1661年）七月沐天波身死这一时期内，李定国等所部农民军与沐天波之间表面上并无直接联系，其活动的地域及方式等也各不相同，但是他们却有一个共同的目标或愿望，那就是设法保护和营救身陷缅甸的永历皇帝朱由榔。
在此期间，李定国、白文选等率领其余部，一直往返奔波于当时的滇缅边境及与缅甸相邻的国家和地区，多次率兵攻缅，试图营救永历帝及其随从官兵沐天波等[15][3]（卷1《桂王》），如永历十四年（1660年）七月，永历帝、沐天波等居于者梗，李定国、白文选“会兵攻缅”以救之[3]（卷1《桂王》）【11】。与此同时，沐天波也曾一再设法，想使永历帝及其太子等脱离险境，投奔李定国、白文选[16]，如永历十三年三月，永历帝等一行在缅甸井亘时，沐天波与原李定国部下总兵王启隆、永历朝廷大学士马吉翔等议事，就曾因缅甸统治者态度日益倨傲且供馈太少等，提议从井亘护送永历帝前往投奔当时正拥兵驻扎在孟艮的李定国[15]【12】。但是，他们所做的种种努力，最终李定国等所部农民军在孙可望发动大规模内战以后兵力大减且缺乏统一的指挥；永历君臣被缅王挟持，农民军行动时投鼠忌器；永历帝随从在入缅时已被解除武装（个别私藏武器者除外），且人员大减，其自救能力极为有限；奸臣马吉翔等在缅挟驾自重，蓄意为农民军与沐天波、永历帝之间的联系设置重重障碍，以及清兵攻势迅猛[17][15][16]等原因，都遭致了失败。永历十五年七月十九日，沐天波等在应缅王莽猛白之邀，前往缅甸都城阿瓦饮“咒水”时，遭到缅兵围歼，沐天波力战遇害。不久，永历帝也被执送清兵。[15]【13】同年八月，李定国死于景线[6]（卷16下《师旅考（附）》）【14】。综观全文，明末农民起义军入滇之前，沐氏家族嗣爵执政者沐天波从维护明朝皇室的利益出发，一直与之为敌；农民军入滇后，尽管与沐氏家族之间仍然矛盾重重（尤其是在孙可望担任农民军领袖期间），但双方还是在扶明抗清的旗帜下，坚持合作，使僻处西南一隅的南明永历朝廷又得以维持10数载。虽然他们既未能改变自身覆亡的命运，也未能拯救南明永历朝廷于危亡，但是他们之间的合作与共同努力，有力地支援了当时中原地区各族人民反抗满清统治者民族高压政策的正义斗争，为维护中原地区较先进的汉文化、保证社会的发展和进步等，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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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明）邓凯.也是录[M].中国历史研究资料丛书本，上海：上海书店，1982.
[16] （明）刘茞.狩缅纪事[M].明末清初史料选刊本，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86.
[17] （清）黄宗羲.永历纪年[M].中国历史研究资料丛书本，上海：上海书店，1982.
注释
【1】 沐天波（约1618～1661年），字星海，号玉液，崇祯元年（1628年）十月嗣黔国公爵。
【2】 石屏（州），即今云南石屏县。谷城，即今湖北省谷城县。
【3】 会川，时属四川，即今四川会理县。
【4】 余忠林，号锡朋，云南人。
【5】 蒙自，即今云南蒙自县。楚雄，即今云南楚雄市。永昌，即今云南保山市。
【6】 交水、曲靖，即今云南之沾益县、曲靖市。阿迷州，即今云南开远市。临安府，治在今云南建水县。
【7】 禄丰，即今云南禄丰县。大理，即今云南大理市。
【8】 安隆所，在永历帝入居之初，改名并升为安龙府，后来孙可望又将之更名为安笼府，即今贵州南笼县。
【9】 同年十月，孙可望从贵州前往长沙降清。
【10】 李定国此时剥夺沐天波护驾权之原因不详，待考。磨盘山，即古罗岷山，又名高黎贡山，界于今云南保山市与腾冲县之间。孟艮，即其时云南之孟艮府，治在今缅甸东部之景栋。猛缅，即今云南临沧县。
【11】 者梗，或译作“者于梗”，是为其时缅甸都城阿瓦之旧城，距阿瓦新城约五六里。
【12】 沐天波此议，因其时权臣马吉翔的极力反对，未能付诸实施。另，史料原文“孟艮”，误书为“孟良”，今据它书更正之。井亘，或译作“井梗”。
【13】 1661年五月，缅王之弟莽猛白发动政变，处死其王兄，夺取了王位。
【14】 景线，即今泰国北部之昌盛。
原载于《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