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初宣城望族与传统学术——以宣城吴肃公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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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宣城吴肃公为例

夏建圩

明末清初,宣城地方文化家族能够在周边徽州、苏南、浙西北巨族林立的形势下保有一席之地,重要原因就在于宣城文化家族具有鲜明的文化特色,概括说来一是儒学,代表人物是吴肃公、沈寿民等;二是诗歌,代表人物是施闰章、梅清等;三是天文数学,代表人物是梅文鼎及其家族众多成员。限于篇幅,本文以管窥豹,试图探析吴肃公学术以及其成因等内容,来反映宣城一地,乃至清初的学术概况。

   一、概况    

吴肃公(1626—1699),字雨若,别号街南,学者称之“街南先生”,是明末清初江南遗民中重要的学者、史学家、文学家。吴肃公四十年著书不辍,著作颇丰,主要有《皇明通识》102卷(与其叔父吴坰合著),《读书论世》16卷,《明语林》14卷,《阐义》12卷,《街南文集》20卷,《街南续集》7卷,《街南诗集》,《明诚录》1卷,《易问》,《下王》1卷,《正王或问》1卷,《姑山事录》等等。

他坚守遗民节操,读史重鉴,研究儒学,耽志古文,关注民瘼,痛斥流弊,把毕生精力投入到学术研究之中。吴肃公奉行“六经皆史”,“经史一家”的学术观点,这是吴肃公学问的起点。吴肃公在《读书论世》自序中云:“余弱冠弃举子业,窃有志于古学,乃取《左氏春秋》,班马二史及涑水氏《通鉴》,以次读之,……中年后颇好经术”。可见他的学术主要在两个领域,一是儒学,二是史学。

在儒学方面,吴肃公的观点颇有特色,他批评阳明心学连带朱熹乃至整个理学,从而回归孔孟,这在清初儒学界不多见。面对明清政权更替的现实,作为知识分子,必然从学术角度对明代灭亡进行深入思考,引发对阳明心学的否定与批判。吴肃公对明中后期盛行的王学批判是异常彻底而严厉的。他在《明诚录》自序中说:“少尝听讲于里会,而废然返也,心疑而怪之,以为圣人之旨归,先儒日兹兹者,而如是其默昧纰陋乎?”对于王学“知行合一”的认识观,吴肃公给予彻底否定,他批判:“知行合一”看似有理,实则知者非知,行者非行,本质上仍是“销行以归知”,导致以知为行,则以不行为行。他不仅否定王学和释老,就是对于程朱理学,“稍不合于孔孟之旨,不惮辨析,其毫厘未尝随人符合也”。吴肃公认为“夫苟不合于孔孟,不惟阳明之无当于学,即周程朱氏可曲狥乎?”值得注意的是,吴肃公不是站在程朱理学的立场上反驳姚江心学,而是本着孔孟的观点,他在《正王或问》中云:“正之以孔孟,不正之以朱子也”。

对于“致知格物”的关系及途径,吴肃公在《与同学论<中庸>言仁书》一文中说:“圣人之旨本自明白,与彼谭空者迥不同也。何以言之?人未有离物以为知者,《礼》曰‘物至知知’,《大学》‘致知在格物’,盖知无自体,物乃其体,故物藉知明,知因物显。钟之悬悬,空空无声,梃则有声,钟不自声也。鄙夫者,圣人钟之梃也,叨两端而竭之,圣人之曲成万物也,即圣人格物致知也。彼释之无知废闻见矣,何预于物?释之空空主寂静矣,而安足以格物哉?”可见,吴肃公已经洞察朱熹仅口谈性理及王阳明好高务奇的弊端,他采用先秦儒家经典解释“致知格物”,以发扬孔孟学说倡导的“仁、义”、“性善”、“诚心”之说,始终不渝。

在史学领域,吴肃公坚持经史并重的观点,在方法上主张打通经史。他结合自己行医经验,用比喻巧妙阐述了经学与史学的关系,他说“以谓经者,史之衡;史者,经之权也。譬之医,经者,脉理精微之妙,史则其证治方药之明也。专经而废史,犹特持衡而臆度百物之轻重也,专理而废事,犹高谈天元四气八正之说,莫寻夫汤剂补泻之宜也,求其治疗不宜难乎?”他认为明代灭亡是因为“生了病”,经学是其“脉理”,史学是“开药方”的经验,经史结合才能“对症下药”,这种认识符合清初“经世致用”的学术趋势。

在明清易代的背景下,引发了知识分子对明亡的深层思考,研究明代历史成为时尚,尤其是私家撰写各类明史著作不断涌现。吴肃公坚持以经学来研究历史,尤其是对明史,达到“体用结合”目的,用大量的历史著述来批判程朱理学与阳明心学,因为两者都无法扭转当时空疏的学风。在吴肃公的历史小说、历史考证、传序等作品中,充斥着对忠孝节义事迹的宣传与褒扬,特别是其《阐义》一书,分为义民、义客、义属等22类,弘扬“义”的精神,这在文学史上比较少见。这也正是吴肃公坚持孔孟“仁义”学说的体现,梅庚在《阐义》序言中说:“街南学有师承,平生撰述皆以纲常名教为己任,‘阐义’特其一耳。” 吴肃公以孔孟的仁义之道,来解读明史的人物,对后世“六经皆史”思想的提出很有借鉴价值。

  二、学术成因及影响  

(一)覆巢之下,岂有完卵:国破则家亡的冲击与反思

清初,清军渡江后挥师扫荡江南,顺治二年(1645)金声、江天一,麻梦璇(三蘅),吴应箕等人分别在皖南徽州、宣城、贵池等地起兵抵抗清军。宣城抗清义士麻三蘅、沈寿尧等名家子弟,纷纷起军抵抗,激战后均不屈而死,清军对宣城大族进行野蛮报复。诗人施闰章亲历战乱,他“步出城门东,行行逢阿谁,当时数万户”,而今却是“闾井供一炬,流血被九逵”,“几处青磷生井廛”,横尸遍野,“乌鹊厌人肉,犬豖日已肥”。

吴肃公家族直接卷入清初政治斗争之中。吴肃公出生于理学家族,自宋代以来名臣不绝。但吴肃公的遭遇极其不幸。他刚逾弱冠之年,明政权瓦解了,战争、逃乱、贫困、疾病以及故国之恨伴随其终生。麻三蘅是吴肃公舅父,与同邑人吴太平、阮恒、阮善长、刘鼎甲、胡天俅、冯百家等人组建“七家军”,推麻三蘅为首领,兵败后被清政府杀害于南京,将其头悬挂于城门东楼之上,吴煐变卖家产,带着长子吴肃公连夜奔赴南京,打探麻三蘅头颅下落,由于有重兵把守,一时无法得到头颅合尸,只得暂时把麻三蘅的尸体掩埋在吴家水塘里。直到该年底,吴煐再次变卖家财,重金收买城门看守,趁大年除夕雪夜,看守解下吊绳,吴肃公冒着严寒,站在城下雪地中用棉袄接住舅父麻三蘅早已腐烂的头颅,与其父吴煐连夜从小路赶回宣城,将头颅葬在其尸体旁。顺治三年(1646)春,吴煐父子为麻三蘅合尸葬于麻氏祠堂。为了保存麻三蘅的妻儿,吴煐带着麻三蘅唯一的儿子麻乾龄四处躲避清军的追杀,甚至让吴肃公装扮成麻乾龄来迷惑清军。

然而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就在麻三蘅起兵失败不久,吴肃公从兄吴汉超秘密集聚乡勇在宣城南华阳起兵,并于顺治三年大年除夕之夜,趁清军疏忽,一举攻占宣城。仅数日后,清军夺回城池,吴汉超被俘,临行前吴汉超大骂清军暴行,被清军残酷杀害肢解,残骸弃于宣城各处。清军都督胡茂祯、参军王家梁合谋抄灭吴氏家族。吴煐挺身而出,自投清营请求斩首,胡茂祯大怒,后由于司李陈如坦从旁说和,吴氏家族才幸免于难。顺治十四年(1657),吴煐好友前明太史杨昌祚、孝廉汤缵禹等人因故吏部李之春一案牵连入狱。吴煐与他们交好,遂冒险前往探视,结果被抓进大牢,几经周折,才搭救出狱。

但更大的灾难还在其后。康熙初年,宣城县令兴起大狱,吴肃公家族先后遭受到最惨烈的“宗人之讼”,吴族人员“被系者累累”。为救宗亲,吴煐父子几乎变卖所有田产房舍,但杯水车薪,不到两年时间,家财用尽,更加负债累累,家从此破败。吴肃公叔父吴坰为救族人,四处奔波,积劳成疾,客死于燕山道中,因家族赤贫如洗,竟无力购棺木下葬,数年后才筹措资金将吴坰尸骨从京师运回宣城下葬。长期的灾难,吴肃公一家“离徙穷厄,踣踬无所”,祖上的街南宅院也被外人侵占,仅剩城北“龙溪一茅,不避风雨”。

吴肃公母亲经一连串的不幸,一病不起,吐血而亡。八年后,其父吴煐身残郁郁而终。吴肃公在《寄魏冰叔》的信中云,“弱冠以还,病痹四年,困患难者十年,目瞽又五六年,其余岁月亦皆以穷饿困。率子佔毕,困市上悬壶。居无下帷之室,出无宿舂之粮”,后又中年丧子,晚年喘咳足痿。其妻麻顺龄,殁于康熙二十七年(1688),其长子吴汉侯因家难落下痼疾,“即娶而夭”;次子吴信侯是吴肃公夫妻四十五岁所生,仅有一孙尚幼。面对家族破败,自己贫病的境遇,吴肃公无怨无悔。他在《告叔父季野先生墓》中曰:“人孰不死,死孰不朽,惟有不死不朽者,则虽骨肉毙为野士,魂气散为飘风,曾何足恤乎?”这不仅告慰其叔父亡灵,也是吴肃公对自己的期许,更是其学术的追求。风云突变的政治极大地影响了吴肃公的人生走向与学术方向。

(二)绍述先人之学:对家学的传承与创新

纵观宋元以后的世家大族,都有一个显著的特征,就是大多以家学传承,而家学的传承及发展对家族的地位与影响有极大意义。南宋以来宣城吴氏家族以儒学的经史传家。

宣城“南门吴”始迁祖吴胜之(1153—1224),讳柔胜,自幼跟随父亲听讲伊洛之学,“已知持敬之学,不妄言笑”。淳熙八年(1181)进士,曾随朱熹游学,为政治学一以儒家学说贯之,其诠释儒学经传的著作都已散失,是南宋时期程朱理学的主要倡导者。其家本姑苏,八世祖(吴洙)徙宣城城南,以儒为业,此后吴氏家族逐渐形成礼让、至孝、好学、忧民的家风,家族成员的言行举止均烙上理学印记。吴洙次子吴丕承生四子,其三子吴渊、幼子吴潜最有声誉。

吴渊(1190—1257),字道夫,号退庵,嘉定七年(1215)进士,是南宋末著名的“能臣干吏”,著有《易解》、《退庵文集》、《庄敏奏议》等。对其父“志伊尹之所志,学颜子之所学”的训示,“终生拳拳,服膺而勿失者也。”

吴潜(1195—1262)字毅夫,号履斋,嘉定十一年(1217)高中进士第一,以状元身份入仕。他生长在两世讲习理学的家庭,饱读张栻、朱熹、陆九渊著作。“幼闻先臣之训,……泣而识之不敢忘”。理学对吴潜的影响很深,他一生为政始终以儒家学说为主导思想。他在奏议中说“治国平天下乃大学之极功,一章之内反复数百言,大抵不过贤才、货财二事而已。盖贤才见用则天下平,贤才不见用则天下不平”,吴潜对父亲的教诲严格遵循,“吴潜以父正肃教以践履为先,故以额其斋,遂以为号(履斋)”。吴潜秉持的性命义理,源于理学,吴潜出身理学世家,位及股肱之臣,毕生著述颇丰。他与父亲(吴柔胜)兄长(吴渊)皆由科举入仕,家风大振,使宣城吴氏一跃成为一个政治声望与学术根基兼备的文化家族。

吴宗周(1451—1523),字子旦,别号石冈,吴潜七世孙,明弘治九年(1496)进士及第,他是名坚定的儒者,针对当时学者“逃于虚,溺于悟,阴溢于释氏”的恶劣风气,吴宗周极为不满,在官在乡期间,力排佛老而兴儒学,坚持“以吾儒伦纪之要,道德仁义之宗及性命之旨归”,教导子侄修儒,在《家约》中标明“凡我子姓,……释者黜,女而尼与淫同杀”,显示其斥佛兴儒的决心,著有《广崇正辨》《周元公全书》《石冈诗文》等。吴宗周为吴肃公父亲吴焕高祖之父,吴煐高祖吴大纶是太学生,吴肃公高祖吴仁卿,曾祖吴诏相为河南汝州知州,祖父吴伯敷为举人,有子五,分别是演、煐、楷、錂、坰,皆继承家学。吴肃公父亲吴煐是吴伯敷次子,明邑庠生,明亡后,绝意仕途。吴肃公叔父吴坰(1610—1662),字季野,明庠生,“好高节寡交游”,好古文词,喜读史传。明亡后,吴坰愤然弃举业,教导吴肃公学作古文,通读史书,并与之合著《皇明通识》。吴肃公在《叔父季野先生文集序》中云:“肃少从叔父学古文,不能得其万一,然叔父惓惓于肃;肃不肖,未敢一日忘也”。可见吴坰对他期望很高,吴肃公经史学问源于其叔父。

从师承上看,吴肃公是皖南著名学者复社名士沈寿民的得意弟子。沈寿民“为世之名儒,为先朝遗老,为吾党师”,《宣城县志》记载“四方名流,不远千里,咸称‘耕岩先生’,争来学焉”,他临终曰:“以此心还天地,以此身还父母,以此学还孔孟”。毫无疑问,吴肃公深受其师沈寿民的影响。吴肃公一生秉承儒学家风,坚守儒学阵地,“明善诚身即所谓修道以仁,由学问思辨而实之以笃行,吾夫子之教然也”,保持了遗民风骨。

综合起来看,吴肃公少年时期,阳明心学在宣城很有影响,以致“里中无不尊王氏学”,而吴肃公家族是以程朱理学为旗帜的,到了清初吴肃公不但看到了心学的弊端,彻底批判,而且对程朱理学也同样质疑,吴肃公儒学直向前追溯至孔孟,并以孔孟为师,坚持“仁”、“义”立场。因此,吴肃公对其“家学”有继承,也有摒弃,但仍属于理学在清初的发展趋势之一,随着朱熹之学日渐成为清统治者推崇的政治学说,吴肃公尊孔孟的一派也就湮灭无闻了。时代巨变,以及这种变化对吴肃公个人产生的冲击,造成吴肃公儒学的特征,也正如近代梁启超所说:“清学之出发点,在对于宋明理学一大反动”。

(三) 闭门读书,开门结客:交游和学术交流

吴肃公亲见明朝的覆灭与清帝国的建立,其个人与家族对灭亡的明王朝仍保持留恋的感情,吴肃公抛弃举子业,以明遗民自守,终生穷饿困顿且疾病萦身,以耕田、行医、授徒、卖字营生,以毕生精力读史治学,著书四十年,以崇实用。吴肃公的人品与文品得到当时著名学者、文人的肯定。因为家贫身病,遭遇连连,他足迹几乎仅限在宣城一处,除了与同邑著名人物沈寿民、施闰章、梅文鼎、高詠、梅清、梅枝凤等人直接交往切磋外,与黄宗羲、魏禧、涨潮、张自烈、徐枋、李清、吕留良等名士多是文字上的往来论学,与其本人未曾谋面。限于篇幅,只能选取外籍几个人物论述。

清初大儒黄宗羲(1610—1695)与宣城关系密切。黄宗羲父亲黄尊素,万历丙辰中进士,授宁国府推官,他秉公执法,不畏地方权贵,有吏名。黄宗羲八岁随父亲至宣城,十四岁随父离开,黄宗羲对宣城并不陌生。明末,黄宗羲在南京与复社名士宣城人沈寿民、沈寿国兄弟、梅朗三、麻三蘅等人诗酒往来。戊寅中,黄宗羲亲至宣城拜访沈寿民,黄宗羲应是吴肃公的师长前辈,吴肃公也受到黄宗羲的影响,吴肃公说:天下名士除了沈寿民、吴坰外,仅知道王猷定、黄太冲、徐枋、蒋大鸿、彭躬庵、魏冰叔、李清等。而黄宗羲师从心学大师刘宗周,为心学后劲,黄虽看到心学空疏的弊病,但对心学的批判仍有保留,不够彻底。吴肃公不惧门户之见,写信给黄宗羲,探讨心学远离孔孟经典而一味空谈的弊端,曰:“姚江杰出,振刷无前,惜无善无恶,非孔门性善之宗。……致良知为致知,果大学之义乎?不揣愚妄,谓好恶为意,正民之秉彝,好善恶恶所自者,性也;而可以有善诬乎?意者,德之隐也。诚意者,明德之原也。不睹不闻,莫见其显者,意也,即未发之中也。此天命性道之所在,而可或二三乎?”并希望得到黄的教导。尽管学术上有分歧,但吴肃公仍推崇黄宗羲为“有道名人”,“再世宗工”。

吕留良(1629—1683),号晚村,是清初颇具影响的思想家、文学家和时文评选家,与施闰章、吴肃公有往来。吕晚村在给吴肃公的写道:“某平生无他识,自初读书,即笃信朱子之说。至于今,老而病,且将死矣,终不敢有毫发之疑。真所谓宾宾然守一先生之言者也。……某之尊信朱子,又亲于孔、孟”。吕留良因笃信朱子之学,而后上及二程以及孔、孟,他专以朱子《四书注》为学,批点时文来阐述义理;而吴肃公直接上溯至孔、孟,以论历史来阐明仁义,反对佛禅及心学空谈,两人在学术思想上应该有“交流”的空间,但他们的语气不是很客气,通信很快就终止了,这样的结局令人不解。

姜安节(兹山)为明著名遗民姜埰(如农)长子,姜埰在苏州去世后,姜安节将其灵柩迁葬至宣城敬亭山麓,对姜埰父子忠孝义举,吴肃公高度赞扬,姜安节得与吴肃公相交,情意最深,常常与吴论学。起先姜安节信奉阳明之学,后至新安学习理学,“乃弃姚江之学,独以孟子为宗……学者称‘兹山先生’” 。吴肃公赞赏姜安节说:“其驳宋明诸家,若伯岐灼艾,砥砭而注之穴脉症结也,予益心醉,质疑累旬日。忆公所谓学者,信矣”。两人在思想及学术倾向上高度契合,学术相得益彰。。

魏禧(1624—1681)是清初著名文学家,而吴肃公长期隐居乡间,没有机会结交魏禧这样的古文大家。吴肃公于康熙十二年(1673)从游学归来的同乡好友沈方邺那里得知魏禧的文章,又从老师沈寿民那里得到《魏叔子文集》,吴肃公将其文集“出入怀袖,累月不能释”。

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总结:其时,正值晚明王学极盛而敝之后,学者以“束书不观,游谈无根”,理学家不能系社会之信仰。炎武等乃起而矫之,大倡“舍经学无理学”之说,教学者脱宋明儒羁勒,直接反求之于古经”,空说之风遭到打击,于是清学之规模立焉。同时,对于明学之反动,尚有三种方向:其二为黄宗羲、万斯同一派,以史学为根据,而推之于当世之务;其三为梅文鼎一派,专治天算,开自然科学之端绪焉。研究学问之方法,皆与明儒根本差异。吴肃公基本属于黄宗羲一派的。

清初以来,众多名家对吴肃公均给予很高的评价。清思想家李清论其学术:“探源经术,贯穿古今,其所表彰非理学之征,即纲常之大,卓然自成一家。”在散文、诗歌方面,吴肃公亦有成就与影响。文学家王士祯在《分甘余话》中将吴肃公与“以文人名世”的魏禧相比:“吴肃公《街南集》文品似出其右,而知之者尚少”。邓之诚在《清诗纪事初编》中盛赞吴肃公“文不苟作,同时唯顾炎武能之”。吴肃公的作品,多实录易代之际忠烈仁义人事,缅怀先烈,推崇先贤,贬抑奸佞,崇儒尚道,持正不阿,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成为解读易代之际的思想、文化、历史的重要文献。

参考文献:

吴肃公.《街南文集》[M].

吴肃公.《阐义》[M].

王士祯.《分甘余话》[M]. 北京:中华书局.1989.

李应泰,章绶.《宣城县志》[M].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

脱脱等.《宋史》[M].北京:中华书局,2000.

吴潜.《许国公奏议》[O]. 北京:中华书局1985.

(作者系合肥工业大学皖南区域历史文化研究中心副教授、博士)

宣城历史文化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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