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年英雄出雨山——边院镇雨山村吕建英烈士事迹
（吕建英烈士遗照）
少年英雄出雨山
——边院镇雨山村吕建英烈士事迹
肥城市边院镇北部雨山，南北绵延数公里，海拔405米，为泰肥山区中部东南边缘最高峰，其东麓、北麓为两县三镇交界地带。1924年1月1日，肥城二区（仪阳）雨山后沟西山庄（今属边院镇雨山村）一个普通农户，诞生了一个新的生命。他，就是雨山村少年英雄吕建英。吕建英14岁就加入中国共产党，投身革命。他始终不渝，百折不回，辗转多地，出生入死，牺牲时年仅24岁。
雨山巍峨，树木苍翠。吕建英烈士，英名与山同在，壮举比树生辉。
少年入党，抗日救国
吕建英生得高大强壮，自幼聪明好学，通读过《三字经》《百家姓》，能熟背四书五经，还精通珠算，写一笔好字，十几岁就在本村教书，是一个有胆有识、能文能武的少年人才。1938年，附近东杨村小学聘他为教师。在此，他结识了东杨村地下党员陈云山（有的资料写为陈蕴山，化名杨杰，1940年8月至1942年2月任肥城二区区委书记）。
吕建英出生在一个大家庭，家族有很多亲人很早就同情革命，帮助泰西地区党组织在雨山一带秘密从事革命活动，有的惨遭日伪军杀害。因此，吕建英从小就深受影响，爱乡爱国，痛恨敌人。1938年1月，泰西武装起义之后，泰西地区党组织按照中央指示，在地方大量发展党员，以壮大基层革命力量。同年6月，在陈云山介绍下，14岁的吕建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从此，他在党组织领导下，团结发动群众积极开展抗日救国活动。
雨山村当时属于肥城县第二区柱子镇。1938年6月，中共肥城县委建立后，大力发展地方党组织。1939年1月，建立了二区分委会。为了搞好政权建设，区委根据上级指示，先建立了抗日救国动员委员会（简称“动委会”），下设工会、农会、妇救会、青救会和文联，还组织了儿童团、抗日小学等。动委会建立后，又逐步建立了乡（镇）村政权。雨山村也成立了农会等组织，民选李方合为抗日村长，吕建英的大哥吕建清为农会会长，吕传安为自卫队长，吕明友为青年团长，吕建英为儿童团长。他们活动积极，影响带动了临近几个村庄。1940年，日寇清剿雨山沟西山庄后，吕建英将刻有“肥城县第二区柱子镇自卫团雨山沟中队部”的一枚椭圆形公章，密藏在家里的墙壁中，后由其子吕传辰保存至今。
机智脱险，掩护干部
1939年秋，鲁西军区特派员李德顺到雨山村指导开展地下活动。党组织指示，由吕建英协助特派员工作。特派员驻进4个月，顺利完成了党的特派任务，最后在吕建清、吕建英等人掩护下安全转移。其间，化妆为聋子的日本特务索龙金（有的资料记述为索荣珍）在雨山潜伏密探多日，引来了敌人。这个特务，以受伤的前线伤员为名，潜伏进村，装聋作傻，暗中搜集军事情报，刺探雨山地形和交通要道。1940年初春，日本鬼子开进雨山村，索龙金带领日寇一一逮捕雨山村各类抗日人员。李方合、吕建清、吕传安、吕明友、吕建英等村干部，全部被抓进了崔家大院，遭到反复审讯。所幸，敌人还没有发现特派员的藏身之处。吕建英担心特派员的安危，与大哥吕建清暗示，决定找机会逃走。天渐渐地黑了下来，敌人开始吃饭了，脚步来去，人影摇乱，鸡飞狗叫。兄弟俩趁机互相磨断绑绳，打倒看守，迅速逃出了崔家大院。出来后，借着夜幕掩护，他们从崔家庄大堰跳到河里，到了南岸，上来以后到了南面的村庄，保护着特派员迅速转移。
安全送走特派员后，他们兄弟没敢再进家门，而是直接钻进雨山北面的大沟里，把有关秘密文件和军用物资全都转移到安全的地方。第二天一大早，敌人到吕建清、吕建英家里抓捕他们时，家里早已空无一人。气急败坏的敌人把他们家里的所有东西抢的抢、砸的砸，一扫而空，然后放火烧了房子。
吕建清、吕建英兄弟脱险后，立即联系党组织，积极营救被捕的其他村干部。肥城二区地下党组织迅速安排除奸组的于兴亮、陈云山、张恒友（与其兄民兵队长张恒昌因作战勇敢、善于锄奸而威震敌胆，人送外号“大天爷爷”“二天爷爷”）、汪仁村等，立即对被捕干部进行营救，使他们成功脱险，从而挽救了雨山村革命的新生力量。
避敌锋芒，转移河西
1940年下半年，日寇占领武汉后，回师后方，采用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等手段，推行所谓“总体战”，企图彻底摧毁我抗日根据地。1941年至1942年底，是全国敌后抗战最为困难的阶段。日伪军集中兵力，疯狂进攻我抗日根据地，连续进行了五次“治安强化运动”。泰西抗日根据地由于建立较早、发展迅速，且战略位置十分重要，特别是八路军在陆房一战胜利突围，引起敌人高度警觉，从而较早地遭到敌人围剿。1941年上半年，敌人在第一次“治安强化运动”中，就频繁“扫荡”“蚕食”泰西地区，抗日力量遭到严重损失。同年6至8月份，万余日伪军对泰肥山区进行拉网合围，遍设据点，反复“清剿”，实行残酷的法西斯统治，形势骤然恶化，史称“泰肥山区事变”。泰西抗日力量难以立足，被迫转移黄河以西。
雨山上空也乌云笼罩。敌人进村后，长期驻扎下来，而且越来越多，还在西山庄小西山顶安设了据点。附近的柱顶山、马山口、胡台、赵庄等，也都安插了敌人据点，多为掎角之势，互相策应。敌人的小汽车、卡车和三轮摩托车，接连从泰安开进了雨山小西山，他们在西山顶建起了南北几百米长、东西约200米宽的坚固城堡，用石头围起，这就是后来人们经常提起的西山“鬼子楼”。城堡周围架设了机枪、小炮，南、北门和山顶以及南、北小路等处都设立了岗哨，城堡内审讯室、刑讯室、宿舍、伙房、洗澡大缸等，一应俱全。敌人从济宁调来一个伪军大队长，姓于；从肥城县城调来两个伪军中队长，一个姓孙，一个姓李。据点内常驻日军20人，伪军70人，还常有妓女和日本女人上山，供他们消遣作乐。头两年日军常驻，后来靠伪军把守。敌人强迫周围各村伪保长给他们往山上送吃送喝，逼迫群众往山上挑水种菜养活他们。他们天天下山抓人，还强迫百姓照相，发放“良民证”，出入无“良民证”者，轻者被罚款，重者按八路论处。直至1943年2月，随着抗战形势的好转，敌人才被迫撤离雨山据点。泰西抗日武装趁机带领周围几十个村庄的群众立即上山，将其全部拆除。
在敌人的“高压”统治下，吕建清、吕建英一家无法继续待在村里。他们家里房屋已片瓦不存，就连多年喂养的大黄狗也被敌人拖上山去杀掉，当了酒肴。敌人还安插了便衣坐探，对这个家庭长期监视。因此，没有一个邻居敢走近或联系这个家庭。他们家人只有离家出走一条路了。于是，全家老少20余口，连夜匆忙出村，一路逃荒要饭，颠簸流离，最终闯出山海关，直到沈阳才落下脚来。吕建清、吕建英兄弟两个则留下来，转移到黄河西，继续跟党组织打鬼子。
回战泰西，护送首长
1941年，吕建英被调到泰安独立营工作。为了保存有生力量，上级决定，将大部分地方党政干部转移至黄河以西，只留下少数精干力量坚持敌后斗争。1941年秋，泰安独立营与泰西军分区基干三营、长清独立营一起，奉命调到黄河西整训2个月。然后，返回黄河以东，继续开展对敌斗争。由于对当时泰西地区敌强我弱的严峻形势估计不足，这三个营回到黄河东以后，都遭受了很大损失。
1942年1月，泰安独立营营长安春华带领队伍孤军深入，由黄山进入泰安（西）县，大破公路、电线等设施，切断敌人交通、通讯，然后南下。23日晚，队伍进入雨山东麓的小山村马虎台一带，在马虎台和北面邻村下官庄宿营。次日（农历1941年腊八节）拂晓，突然遭到来自夏张、东向、边院和安驾庄等方面大量日伪军的包围。安春华当时住在下官庄，闻讯立即赶赴马虎台，指挥部队沉着应战。一时，枪声大作，战斗异常激烈。独立营总支书记吕冠三带领战士英勇突围，壮烈牺牲，营长安春华也身负重伤，但他仍然坚持火线指挥，不肯撤离，局势非常危险。供给员张效海迅速找来一副担架，与几个民兵强行抬起安春华，在吕建英等人的保护下，安全撤离。此战史称“马虎台战斗”。后来，安春华回忆，独立营在此损失约有一个连的兵力。
马虎台就在雨山村附近，吕建英人熟路熟，找到当地老百姓作指引，把安春华藏在一个大发券的坟墓里暂时躲避，然后与战士们抢占了北黄山，掩护全营转移。因敌强我弱，几次转移未成，全营被挤到上下洼。几个战士化妆成老百姓，混入群众队伍，被鬼子赶到村外。穷凶极恶的敌人对上下洼进行了血洗，村子被烧。
吕建英与战友抬着营长安春华安全转移到黑峪、蔡家庄、回子峪等后方养伤后，他与张效海等人又返回上下洼清理战场、收容伤员。不幸，吕建英的行踪被汉奸便衣特务纪传香发现，纪传香领着胡台据点的日伪军抓捕了吕建英。吕建英被敌人关在胡台鬼子据点，受到严刑拷打。他宁死不屈，严守秘密。同年3月，经党组织多方营救，吕建英才脱离虎口。
远赴东北，牺牲异乡
1942年4月，泰西地区抗日形势进一步恶化，吕建英被迫远赴东北，投奔逃难在外的父母。同年8月，吕建英和战友张效海接到党的通知，到辽西军分区报到。之后，吕建英被派到沈阳、营口等地，化妆成商人，以卖黄烟、文明棍为掩护，积极搜集日伪军的兵力部署和军事设施等情报，传递给地下党组织。他还从沈阳买了缝纫机、锁芯、锁皮、布匹等物资，通过多种渠道运出敌占区，帮助军分区建起了自己的被服厂。情况危急时，还曾用大粪车把军分区急需的战略物资装运出来。“宝剑锋从磨砺出”。这一年，吕建英才18岁。当年冬天，吕建英在北西湖受训。1943年1月，他又被调到辽西军分区工作，任军分区供给部被服部长。军分区司令员高华民委派吕建英的妻子徐明任被服厂厂长。
1945年8月，内陆共产党部队北上出关接受日军投降时，因东北已进入寒冷季节，急需解决部队棉衣棉被问题。关键时刻，吕建英被调到第四野战军后勤部工作，历任总会计、管理员、副主任、部长等职务。他千方百计，尽心尽力，为部队提供了最大保障。1946至1948年，吕建英在后勤部工作时，留下了一个分配全军物资的珍贵账本，里面记有100多个团的枪支、弹药、服装，包括骑兵部队马匹、马料等物资供给分配情况，各团政委都有签字。账本有10来公分厚，后来由吕建英妻子特地带回老家作纪念品。
1948年6月1日，在解放吉林省白城子战斗中，吕建英置生死于不顾，率部支援前线。硝烟弥漫，子弹纷飞，吕建英不幸遭受重伤，被送至洮南第四野战军医院，经抢救无效而牺牲，年仅24岁。
烈士之子吕传辰
（冯伟根据烈士吕建英之子吕传辰口述和书面资料，以及肥城市和边院镇有关党史资料整理改写）
风流，原名冯昌红，后改为冯伟，男，汉族，山东肥城人，肥城市政协文化文史和学习委员会工作室主任科员。文史学者、业余作家。1967年4月生于泰山西南、汶水之阳东军寨村。1988年7月毕业于泰安师专中文系并参加工作，1995年7月函授毕业于山东大学中文系。由乡镇中学语文教师转任乡（镇）党委宣传干事、党委秘书、党政办公室主任，后调市优化办（纠风办），再调市政协。曾任肥城市左丘明文化研究院常务副院长。系中国先秦史学会、中国散文学会、中华诗词学会、山东省作家协会会员，泰安市政协文史委特邀研究员，泰安市重点社科课题负责人，肥城地方志特约研究员。个人业绩入编《中国散文家大辞典》《肥城年鉴（2018）》《边院文化》和新编《边院镇志》以及肥城市情网等，在新浪网建有个人博客（风流的博客）。斋名泰山西麓一鹤轩。
文学创作以散文为主，兼及诗词，作品散见于《时代文学》《山东文学》《散文百家》《青年文学》《泰安日报》《泰山学院报》等，入多部文选。出版散文集《清且涟猗》《甲午书简》。2017年1月，《甲午书简》荣获泰安市人民政府最高文艺奖“第三届泰安市文学艺术奖”三等奖。
主要学术研究方向：左丘明文化和肥城历史文化。主编、合编（副主编）、参编和策划文学、历史、文化、教育、党建、史志等各类图书20多部（正式出版11部，将出2部）；创办左丘明研究唯一专门杂志《左丘明文化》（省内部刊号），主编（执行）8期；在省级和泰安市级报刊发表学术论文多篇、消息与通讯百余篇。多次荣获省市以上文学奖、新闻奖、社科奖。2016年4月家庭荣获第二届全国“书香之家”称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