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东三地委】忆沈抚县委（四）
四
坚持前沿区的对敌斗争，保卫解放区人民翻身胜利果实和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仍然需要明确以武装斗争为中心的方针。没有武装斗争的胜利，解放区的各项工作(当时主要是土改和生产)将无法进行。
1947年6月以后，东北国民党军在我军夏季攻势的沉重打击下，被迫由战略进攻转为战略防御，主力部队龟缩在沈、抚、本、鞍、锦、铁及长春等大中城市。他们抢劫工厂、矿山重要设备器材，抓工抓夫，大肆修筑防御工事，妄图以此顽抗，对付我大军攻城。
由于沈抚县委及其武装地处前沿，逼近抚顺、沈阳及沈吉、沈抚、沈本三大铁路、公路，又是我军主力及军分区部队进军的前哨阵地，因此驻抚顺之敌不惜派出3个加强营的主力(约1200余人)和各类反动游杂武装(约1500余人)，分别在营盘、救兵台、阁老沟3处设立据点，增设、加固防御工事。各据点之间也派驻“清剿队”、“保安队”把守，构成了东起南杂木，经营盘、东社、塔二丈、救兵台、阁老沟、花岭，长达150公里的防线。这条线上的敌人，除作为抚顺外围据点外，主要任务是对付我们的。当时，由于天灾人祸，敌占区粮食奇缺，国民党军事当局不负责供应这些游杂部队粮食和军需用品，加上这些反动武装头子们对我怀着刻骨仇恨，因此，三天两头在这条线上总要发生一次抢粮与反抢粮的战斗。
在这种形势下，县委要求三团部队及边沿区的同志，要坚决与敌人斗争，用战斗保卫人民。当时战斗力较强的敌人，主要有三股:其一是驻江南河、三家子一带的“辑安清剿队”，有200多人，武器弹药充足，头子姓李(一说叫李课长，一说叫李可章)，是一支较有战斗力的游杂部队，严重的威胁着我三块石以北地区、1947年秋的一天，该部窜到吕家堡子，杀掉我农会主任、妇女主任、村会计等干部4人，把该村的耕牛、粮食、衣物抢掠一空。我区委书记阎清瑞、区长陈建侯率区中队与敌战斗，阎清瑞在战斗中负伤。我三团部队在李家堡子等地与该敌激战过数次，虽给该敌以沉重打击，但没有消灭，有一次战斗打得很激烈，打死打伤该敌十余人，我三团三连也牺牲5人。其二是以田宝珠、阚廷壁为头子的地主反动武装，有300多人，配备有轻重机枪3挺，驻花岭、高官寨一带。该部是“地头蛇”，人情、地情熟悉。我三团部队奔袭过两次，均因被该敌发觉，未能消灭。这部分反动武装建立于1946年6月，经常配合敌人向我游击区扫荡，作战数次，直接威胁我高力营子区和清河区。
1947年冬，该部孙胜然中队窜入我望城岗子西沟抢劫，与我高力营子区中队发生战斗。区长李英率队战斗脱险，副区长于和贵及通讯员战斗中牺牲。其三是驻救兵台之敌是二〇七师一个加强营，有500多人，全部美式装备，战斗力很强，是靠近我游击根据地威胁最大的一股。这一时期，这部分敌人经常带着一些叛徒、特务及车辆到我五龙口、郑家堡子一带抢劫。我三团部队多次与该敌发生过战斗，都没有取得决定性胜利。1947年11月30日拂晓，该敌全营出动，带着一帮叛徒、特务，经李家堡子、王家店、西川，向我腹地马圈子进犯，企图消灭我县级机关、五龙区干部及武装。我三团部队1个连在马圈子村西与敌激战。该敌因情况不明，不敢恋战，仓皇逃回。敌人这次进犯，给我们造成很大损失，五龙区区长刘文杰奋力脱险，区委宣传委员赵耀忠、组织委员杨大鹏、县政府财粮干部张云、区委工作人员张逢山四同志，分别在王家店、西川两地不幸牺牲。同一天，在这部敌人逃回的路上(在王家店村东)，遭我三团另两个连的伏击。战斗由团长李振环指挥，激战半小时，前部敌人逃出，尾部敌之电台台长及30余人、电台一部、战马一匹，全部被俘。同时，还捕获叛徒贾义及敌谍报组长等特务6人。这几个坏蛋，作恶多端，是这次为敌人带路、忠实为敌效劳的邦凶。这是一次很大的胜利，给了救兵台之敌、特别是叛徒、特务以很大打击。在这次伏击战中，我战士因为卧雪埋伏时间较长(近两小时)被冻掉脚趾、冻坏耳鼻者达12人之多。次日，我军民1000多人在金斗峪召开给三团祝捷、追悼杨大鹏等4名同志大会，处决了贾义等坏蛋4人;80多名青年流着仇恨的眼泪，当场报名参军。
1948年5月4日，我三军分区部队拔掉了敌人救兵台据点。敌营长、副营长及近400名官兵全部被俘。救兵台的解放，大大减少了对我的威胁，边沿区的军事形势有了明显好转，敌人不大敢轻举妄动了。但是，就是在有了一点好转的情况下，边沿区小的战斗还是不断发生。到抚顺解放的前四天(1948年10月28日)，驻小东洲之敌一部还向我救兵区的小林庄、胜子沟进攻。战斗中，救兵区委组织委员何玉成不幸牺牲。
从1947年6月到1948年10月底，共计16个月的前沿区战斗，我三团干部、战士、各区委、区中队的同志，在长达150公里的战线上，面对5倍于我，装备精良的强大敌人，东奔西杀，坚持战斗，以鲜血和生命保卫生产，保卫秋收，保卫已经解放了的地区的人民安全，做出了重大贡献和牺牲。在极其困难艰苦的情况下，胜利地完成了县委交给他们的任务。
沈抚县委根据当时斗争的需要，着重抓了以下工作:
1.抓紧时间扩编基干三团。将原三团留下的两个连和区中队及新入伍的战士编为3个连，提拔一批有战斗经验的战士任班、排长，部分优秀的班、排干部充实到排、连任职。还决定配合减租减息运动进行阶级教育、新式整军。当时，部队在金斗峪、马圈子一带，普遍开展了诉苦运动。许多战士在诉苦运动中，结合回忆自己的家史，在故去的长辈灵牌面前字字血、声声泪地控诉了地主、把头的罪行。许多干部、战士当场写血书宣誓，向党和人民表示自己的决心。当时，张澍和县委的其他同志以及各区委的负责同志，也都参加了这个运动，帮助部队进行教育。这个教育，作为运动，比较集中地搞了一个多月。通过教育，极大地激发了指战员的阶级觉悟，部队的政治素质有了很大提高，相当程度上弥补了新部队的一些不足。
2.在较为稳定的地区，将减租减息斗争转入土地改革。1947年秋，县委派出了几十名干部(这时有不少干部已从后方回来)，先在马圈子、金斗峪、富家楼子、赵甸子等18个村子进行了试点。到1948年春，第二批又有50多个村子，如清河城、望城岗子、五龙口、郑家堡子、上下夹河、腰堡、长垄地等地区，开展了土改运动。运动达到了教育、组织群众，平分土地和浮产，消灭敌伪残余和封建势力，树立贫下中农优势的目的，涌现出大批干部。但是，因为当时口号有片面性，也一度出现过侵犯中农利益、打人、甚至打死人的偏差。县委发现后，在金斗峪召开专门会议，很快予以纠正。
3.在减租减息和土改运动的基础上，两次掀起参军参战高潮。一大批先进村子，几乎所有青壮年(16至40岁)都报名参军，出现了父母送子女，妻子送丈夫许多先进典型。马圈子、西川、草盆沟、富家楼子、赵甸子、王家店等几十个村子，平均每1户半就有1人参军。马圈子程大娘3个儿子、2个儿媳参军;赵甸子张大娘3儿1女参军。当时，县委考虑到农村生产和工作需要，一部分党员、干部留村工作，还选一批作地方干部。减去这两个数字，还有几百人补充到部队。有些党团员一到部队，就担任了班排工作(这些同志多是民兵骨干)。沈抚县委先后动员出800多人的兵力，为部队建设贡献了力量。这就是老区人民烈属和荣、复、转、退军人及老党员较多的历史原因，也是老区人民的光荣。
4.在接近敌区的前沿村子，加紧进行两面政权的争夺和反资敌斗争。过去(1947年夏季攻势之前)，这类村子的政权多数掌握在地主、富民分子或他们的代理人手里。村内有敌人的情报组织(情报站、情报员)，专门为敌搜集、传递情报，不与我们联系。为了从敌人手里把这些村子夺过来，必须趁夏季攻势后的大好形势和我区群众土改运动的威力，向这类村庄开展工作。当时，县委召开过各区干部参加的专题会议，县公安局长张荣轩专题发言，高力营子和苏河两区介绍了在这类村庄打开局面的经验，主要是配合小部队武装突击，控制该村掌权的上层分子。有的是派部队抓来，叫“武装聘请”，请来后以礼相待，给予教育。然后交给任务(送粮、送款、送情报)限期完成。任务不能太重太难，以其能够完成为原则;也不能完全禁止他们对敌人的应付和联系，一时做不到的事不能强求。但是，要求他们真心向我，假意对敌，并运用抗日战争时期的经验，为这些村子的头面人物建立红、黑点记录。做好事，记红点，写上事迹;做坏事，记黑点，写上恶迹，到时候算总帐。这个办法作用很大，有些地主、富农怕算总帐，怕引起大麻烦，主动拿出粮食分给群众，主动派人与我联系。这类村子，有的还成立了秘密农民会。这类农会，暂时不搞土改，但向地主搞点粮食，减免点租息，还是有力量的。我们称之为“卡油”农会。对少数不理我们、与我对立的分子，通过警告教育和必要的打击，以达打一儆百、甚至杀一儆百的作用。由于采取了上述措施，加上强有力的政治宣传攻势，到1948年夏秋时节，被我控制的这类村子，已达50多个，一直深入到敌人据点附近的村子。如当时的前腰岭、后腰岭、大东洲、小东洲、高力营子、偏岭、温道河子鼓楼、腰站、汤图伙洛等一带村庄。这时，我游击根据地比较地说，大大的扩大了，财政、粮食的收入增加了很多。到11月1日抚顺解放时，我们还储存着百万斤以上的粮食。
5.加强城市斗争，积极开展争取敌军工作。1947年夏，县委正式建立了城工部，张澍兼任部长，张波任副部长，工作人员有佟辉、孙印台、杨永柏等同志。城工部专门负责沈阳、抚顺市内工作。当时，由于我军夏季攻势后的强大威力，由于国民党军的腐败行为，加上敌区粮食极端困难，1斤高梁米要100多万元中央币(国民党货币)，物价1日数涨，竟然涨到1斤中央币换不到1斤粮食的地步，天灾人祸，民不聊生，城市人民对国民党不满的情绪日益高涨，纷纷举行“反饥饿，要生存”的学生示威，沈阳、抚顺的工人、学生纷纷逃出敌占区，主动与我们联系。这是我们开展城市群众工作的大好时机。凡是来到我区的学生，我们都热情接待，进行形势教育后，一部分留下学习，大部分交给任务，动员回城，进一步串连同学、老师开展工作，以配合我军反攻。如当时的东北大学学生陶千、张奇等人，在城市工作和配合我军反攻中，都起了很好的作用。在这种形势下，有些敌军人员也开始找后路。四家子清剿队长夏绍章被我俘获,约法三章后放回任职,为我所用，直到解放。九三七九部队(清剿队代号)的头头，也被迫主动与我联系。经过对他们教育，给他们讲形势，讲关羽的“身在曹营心在汉”的故事，效果很好。夏绍章偷偷给我送情报，并把儿子送到我方参军;驻搭连的一个敌人副团长，还偷偷把一批子弹卖给我们。
这一时期，我们印发了大量宣传品、传单，向城市散发，揭露国民党造谣诬蔑的阴谋，宣传我党我军的政策。还接待了上千名工人及家属，送到解放区参加工业生产。
抚顺解放的那些天，我亲眼看到，城市中的这部分力量当夜就集合在一起，自动协助我军维持秩序，收缴敌伪物资，做了很多工作，起了很好的个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