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经学的今古文之争

渝 文

自从春秋时代孔子教学以经授徒以后，五经成为后代儒生必读的经典古籍。然而这些经书，最迟从战国时代开始，由于流传的时代不同，地区不同，因而传本文字也有所不同；又由于秦始皇焚书坑儒，很多古代文献付之一炬，加上不同时代环境的变迁和各地语言文字的差异，传世的经典文献和后来出土的版本文字资料，难免因形体不同，繁简不一，使得经师和儒生在讲授解释时，各有不同的主张，因而造成经义理解上的歧异，和思想倾向上的对立。

到了西汉时代，经学就有了今文经与古文经之分。今文经是用汉代通行的隶书抄写的，古文经则是用秦汉以前的古文字写成。虽然同样是先秦儒家留传下来的经典文献，但在经师和儒生心目中，前者大都出自西汉初年宿学名儒的口耳相传，像《今文尚书》《诗经 三家诗》《公羊传》《仪礼》等书，都属于今文经；后者则是西汉景帝以后孔壁出土或民间呈献的古籍，像《古文尚书》《毛诗》《左氏春秋（左传）》《周官（周礼）》《古文孝经》等等，都属于古文经。

今文经学者以为经书讲的是经世济民之学，可由三纲五常推衍到治国平天下的大道理，甚至可藉阴阳五行之说来推究政治得失及天人之道。他们重视的是阐发经文中的微言大义；而古文经学者则是把这些经籍视为历史文献，主要做为授徒讲学之用，注重的是文字训诂，首先要求把经文解释清楚。因为重点不同，师承不同，于是逐渐分成两大学派，造成汉代今文经学派与古文经学派的门户之争。

在汉代今、古文学派长期的对立斗争中，起先壁垒分明，各不相让：在政治上，今文学派配合时务，关心世事，古文学派则主张复古，专心学术，趋于保守；在思想上，今文学派倡言阴阳五行，以谶纬图书附会政治人事，古文学派则讲究典章制度，论政亦悉依古圣先王；在学术上，今文学派喜就经文以阐发微言大义，古文学派则多按字面以训解经文本义。演变到后来，不论是今文学派或古文学派，学者多株守一经，家有家法，师有师法，陈陈相因，牢不可破矣。起码在西汉末年已是如此。

西汉自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由于帝王的提倡和公卿的好尚，设科射策，劝以官禄，今文经学非常昌盛，很多今文学派的学者受到重用，有的立为博士，而古文经学则多止流行于民间。

可是这种风气，到了王莽当政，或者说到了东汉以后，却有所改变。不但兼通数经的学者愈来愈多，而且兼采今、古文经的风气，也逐渐兴盛起来。

理论上，学校里传授的是今文经，社会上通行的是隶书，但实际上，西汉以降，今文经学者鬯（畅）言微言大义的结果，难免假托圣人之言，求之过深，往往凿空而谈，因而流弊丛生。例如有人解释《尚书》中“尧典”二字或“曰若稽古”四字，可以多达数万字以上，烦言碎辞，令人厌烦。因而到了东汉以后，大约从和帝、章帝到安帝数十年间，经学界起了反动，兴起了新风潮，这也正是许慎学术上从成长到成熟的时期。

汉代经学的今古文之争，直至东汉末年而未息。兼采今古文经而编纂《说文解字》的许慎，就生活在这个时代里。

来源： 云南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