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官员革职返乡 请了六千名挑夫搬运财产

来源 | 头条号勇哥读史

1824年,陕西延榆绥道台颜伯焘倡议刻制了一块“官箴”石碑。

石碑上镌刻着36个大字:“吏不畏吾严,而畏吾廉;民不服吾能,而服吾公。公则民不敢慢,廉则吏不敢欺。公生明,廉生威。”意思是:衙吏不是惧怕我的严厉,而是惧怕我的廉洁,庶民不是顺服于我的才能,而是顺服我的公正;公正,庶民则不敢怠慢,廉洁,衙吏则不敢欺瞒。公正产生严明,廉洁产生威信。

颜伯焘将这块石碑立在衙门里,用以自律和告诫下属。如今,这块石碑还被保存在西安碑林博物馆。大家如果有机会,不妨去观摩一番。

我们现在来读这块“官箴”石碑,依然能够感到扑面而来的凌然正气,油然而生钦佩之情。我们一定在心里判定,这位颜伯焘是个清正廉洁的好官!

然而,我们通过旁观者的眼光来看颜伯焘,似乎与“清正廉洁”几个字有很大的差距。

颜伯焘是广东连平元善镇人,字鲁舆,生于1792年。颜伯焘出身官宦世家。他爷爷颜希深做过云南巡抚;父亲颜检是清朝中期颇为名望的官员,还做过直隶总督、漕运总督。颜伯焘18岁考中举人,22岁考中进士,随即进入仕途。

在翰林院编修的职务上熬了几年后,于1822年外放陕西延榆绥道。这是颜伯焘第一次出任地方官,踌躇满志之下,有了那块“官箴”石碑。或许那时候的颜伯焘,的确是想做一名清正廉洁、造福乡里的清官。

然而,到了清朝官场这口大染缸里,任何人都不能“出淤泥而不染”。颜伯焘怎么能例外呢?

与祖父辈一样,颜伯焘的官场之路走得比较顺畅。之后,颜伯焘历任陕西督粮道、按察使,甘肃、直隶布政使,陕西巡抚,云南巡抚兼署云贵总督,闽浙总督等职,官至掌管数省军政民大权的封疆大吏。

1842年,颜伯焘因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中战事失利,被清廷以“未能进剿”之罪,革职职务,打回原籍。颜伯焘返回故乡广东连平,经过福建漳州。当时在漳州做官的张集馨,以旁观者的身份,对颜伯焘的“荣归故里”盛况进行了记载:

“前帅(颜伯焘)回粤,道经漳城(漳州)。二月杪,县中接上站差信,预备夫马供张。至初一日,即有扛夫过境,每日总在六七百名,至初十日,余与英镇迎至十里东郊,大雨如注。随帅兵役、抬夫、家属、舆马仆从几千名,分住考院及各歇店安顿,酒席上下共用四百余桌。师有亲军营三百人,感恩护送回粤,沿途皆须酒饭犒劳,是以酒席数多。”

“将至城边,见帅眷舆过,余将轿立于道旁,见大小轿十余乘,每轿皆夫四名,轿前则戈什哈引马,轿旁则兵役八名,每轿皆然。虽仆妇使女之舆,未尝不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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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这两段记载,我们能够了解到如下信息。

一、颜伯焘携带的金银细软、行李辎重太多了,光是挑夫,每天就需要六七百人,从初一至初十,整整走了十天。算一下,颜伯焘至少请了六千名挑夫为他搬运财产。这些财产,有多少是颜伯焘在几十年官场生涯中搜刮的民脂民膏呢?

二、颜伯焘的随从人员浩浩荡荡,竟然达到了几千名之多。由于人数太多,漳州方面招待时驿站与旅店都安排不下,只得住进考院。吃饭时,每顿饭要安排400多桌酒席。

三、颜伯焘家眷们的排场也很大,她们乘坐10余乘轿子,均是四抬大轿,还安排了8名士兵随身护卫,连仆妇使女的轿子都是如此,相当拉风。

按照清朝官场惯例,颜伯焘做过闽浙总督,这么浩浩荡荡的一支队伍经过漳州,漳州地方官自然得出面接待。颜伯焘在漳州歇息了5天,当地的招待费用达到了1万多两银子。对于一个并不富裕的州县来说,是一笔沉重的负担。

后来,为了填补招待颜伯焘留下的巨额亏空,当地不得不“裁汰一千二百名乡勇,以其粮饷弥补”。这就是说,用地方乡勇的粮饷,来为颜伯焘的招待费买单。

令人意外的是,颜伯焘在清朝官场上的名声并不坏。连《清史稿》都夸他:“伯焘累世膺疆寄,娴习吏治,所至有声。”所以,没过几年,到了咸丰皇帝即位后,1854年,朝廷又将颜伯焘召了回去,继续做官。

【参考资料:《官箴古今谈》《清史稿》《道咸宦海见闻录》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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