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吟诵浪漫诗歌的文艺青年，也是谈判场上据理力争的外交官；
他是八面玲珑的“公关大师”，也是言语犀利的“毒舌达人”；
他是机敏果敢的预言家，也是身不由己的普通人；
他是迈斯基，苏联历史上任期最长的一位驻英大使——驻英10年，他不仅积极开展促成英苏联合、争取苏联的国际支持等外交活动，也敏锐地捕捉并记录下二战时期瞬息万变的国际局势，为错综复杂的二战叙事提供了不可或缺的新角度。
近期出版的《伦敦日记：苏联驻伦敦大使二战回忆》一书选编了迈斯基于1932—1943年在伦敦担任苏联驻英国全权大使期间留下的一批珍贵日记，记录了这位“外交天才”置身国际政治前沿的见闻见解。这本书有如一部微型传记，鲜活地还原了这位复杂多面又不失可爱的外交官的传奇一生。
丘吉尔眼中的“外交天才”，
也无法抵抗被“清洗”的命运
文 | 欢欢
二战时期在风云变幻的外交场上运筹帷幄，迈斯基的政治手腕毋庸置疑，但鲜有人知道，一代“外交天才”早年其实是个不折不扣的文艺青年！母亲是具有强烈文学和艺术倾向的乡村教师，父亲亦酷爱阅读，受父母耳濡目染的影响，迈斯基在童年时期就表现出对文学的浓厚兴趣。从古典浪漫的莎士比亚、拜伦、席勒到现代激进的涅克拉索夫、杜勃罗留波夫、赫尔岑、皮萨列夫，迈斯基如饥似渴地阅读不同时期、不同国家、不同风格流派乃至不同价值观的书籍和期刊，沉迷在文学构筑的斑斓世界里，自灵动的文字热切地体验“人类世界广阔而复杂的全貌”。刚满十六岁的迈斯基在给堂妹兼知己伊莉莎薇塔的一封信中表达了对海涅的钦佩，将其视为自己一生的指引与同伴。蓬勃的文学热情不仅仅塑造了迈斯基多元开放的审美和知识体系，小说和诗歌也为他“打开了面向欧洲的窗户”，为其政治生涯埋下一道伏笔。1902年，迈斯基进入圣彼得堡大学修习历史和文献学专业，并在文学创作领域崭露头角，初步受到公众关注——他的第一首诗《我愿成为一场伟大的暴风雨》在《西伯利亚生活》上以“新人”为笔名发表。然而，这首诗歌发表之后，“文艺青年”迈斯基的人生便发生了180度的调转：他参与革命被捕，并被指控煽动革命而遭到圣彼得堡大学开除，于1903年加入俄罗斯社会民主主义运动的孟什维克阵营。1906年，他再次因参与革命被拘留，后最终被判处流亡海外。正是这场政治流亡，令迈斯基不可逆转地逐渐走向政治舞台。流亡听起来残酷且艰辛，但迈斯基却甘之如饴，他曾在给母亲的信中如是坦白自己的心境：“我仍然对身处海外感到非常高兴。我感觉自己的心智和精神在这里得到快速而有力的成长。实际上，我最感谢的是那些迫使我离开俄罗斯土地的境遇。”从瑞士到慕尼黑再到英国，迈斯基在流徙中始终保持着旺盛的好奇心和饱满的求知欲，并逐渐形成“世界性的人生观”。移居到伦敦后，迈斯基结交了两位颇有声望的苏联革命家格奥尔吉 · 瓦西列维奇 · 契切林和马克西姆 · 李维诺夫，这两位执导苏联外交政策长达二十年之久的外交人民委员为迈斯基日后踏入外交领域发挥了重要作用：流亡英国期间，迈斯基在李维诺夫的引荐下得以结实英国政治界、文化圈诸多重要人物，积累大量人脉；回到莫斯科后，他迅速契切林和李维诺夫建立联系，借助二人的政治影响力建立自己的声誉和影响力；1921年，曾活跃在孟什维克的迈斯基正式转向布尔什维克主义，并在苏联政府的安排下开始涉足外交界，由此展开全新的政治生涯……他着迷于地理与精神漫游，为浪漫的光晕欣喜不已，更保持对现实世界的热切关注，积极投身政治实践。可以说，迈斯基既是一个富于想象力和好奇心的“文艺青年”，也是一名坚定有力的革命者和实干家。二战时期外交局势波诡云谲，英苏两个大国的关系更是错综复杂，1932年迈斯基受命担任苏联驻英国全权大使时，英苏外交关系依然紧张——从高层到普通百姓，从宏观的意识形态到具体的政治经济政策，两国存在诸多猜忌甚至敌对情绪。为改善两国关系，同时也为苏联在日趋动荡的国际局势中掌握主动权，“新官上任”的迈斯基开启了一种革命性的外交风格。他是一个消息灵通的多面手，人脉遍布部长级官员、反对派团体、下议院后座议员、报社编辑、工会会员、作家、艺术家和知识分子。他认为：“每位大使的工作中，最重要与最实质性的组成部分是他与人的实际交往。”他也确实将这条理念贯彻于自己的日常工作之中——迈斯基从不把自己框在办公室的一亩三分地里，而是不断扩展自己的交际圈，出入各界重要人物的私人宴会，建立起广泛且紧密的人脉关系网络。他是一个审时度势的观察员。他不仅能够根据言语间的蛛丝马迹迅速并相对准确地判断时局的微妙变幻，还深入了解和把握英国的文化传统、社会现状及其与苏联截然不同的政治特色。迈斯基认为，每个国家都有其独特之处，外交从来没有单一的模板，外交官必须充分沉浸于他们所在国家的文化和语言中，因此，他在独处时几乎读遍了全英国的日报和周报以掌握最新消息，以做出正确判断。他还是一个玩转舆论的“公关大师”。迈斯基尤为注重与英国新闻界的交往，通过各大新闻媒体的报道消弭英国大众对苏联的刻板印象和成见——他与新闻界大亨比弗布鲁克交往甚好，通过其麾下的《每日快报》为斯大林正名，避免该报出现任何会干扰自己任期的、不合时宜的话语。迈斯基前往他的费边社会主义偶像兼密友比阿特丽斯·韦伯在乡下的家在《伦敦日记：苏联驻伦敦大使二战回忆》一书的导言中，史学大家E.H.卡尔弟子、牛津大学万灵学院教授、本书编注者加布里埃尔·戈罗德茨基如是评价迈斯基出色的外交手段：“'公共关系’这一概念几乎不存在时，迈斯基就是一位技巧高超的公关人。”只有当你的熟人变得更接近你（英国人需要相当一段时间的细察才会将你视为“朋友”），他才会开始松口，你才能开始从他那里收集信息，或者把必要的想法灌进他脑海。看似光鲜亮丽、风光无限的外交官，需要付出公众难以获知的极大心力经营复杂的人际关系，尤其是身处二战瞬息万变的时局中，迈斯基更是殚精竭虑、卖力奔走，在激烈的外交博弈中机智逆转局势，保住国家利益。可以说，迈斯基是一位天生的外交家，他的运筹帷幄颇有成效。他始终坚持苏联的和平外交政策，极力促成英苏两国从敌对走向互信互助，化解两国领导人的矛盾和冲突，为苏联争取到更多更广泛的国际支持，也推动了欧洲第二战场的开辟。长期的外交实践，使我的记忆力训练得像感光片一样， 可以毫不费力地翻印所遇之人的全部特征。他们的外表、言语、手势和语调被迅速记录在感光片上，形成清晰、详细的图像。初见他人，我经常会立刻在心里对其得出结论—积极还是消极，有无资历。迈斯基拥有超人的记忆力，他在日记中便依凭这一天赋生动地描摹了彼时左右世界命运的盟国政要群像，坦率地揭露觥筹交错间隐藏的秘密和阴影。尽管迈斯基在社交场上颇有一套软硬兼施的游说技巧，但私底下，这位苏联外交官的“毒舌”尽数展现在战时日记中：他犀利地批判绥靖者的短视和懦弱——“哦，这些永恒的绥靖者！他们的短视和怯懦什么时候才能到尽头？”他吐槽英国最喜欢的政策为“等等看”——“内阁今天举行会议，政府作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决定’：什么都不做。”他痛批希特勒为“彻头彻尾的蠢货”和“嗜血的野兽”——“清算之日终将来临，希特勒将为数百万人的苦难付出代价。”天赐的非凡记忆力、敏锐的心理洞察力、强大的观察力和永不满足的好奇心，让迈斯基成为一名敏锐的政治“预言家”。希特勒上台伊始，迈斯基便早早看透了纳粹德国的野心，坚持不懈地说服斯大林警惕法西斯势力的威胁，驻英时期更是审时度势致力推进英苏合作对抗法西斯，更一针见血地指出当下正在不可避免地滑向世界大战。然而，洞悉世界政治局势的迈斯基，唯独无法把握自己的命运走向。随着英苏两国关系迅速恶化，莫斯科的政治审判和恐怖活动开始蔓延，迈斯基的日记开始出现长时间的空白。他经常发现自己与本国政府的决策产生巨大分歧，甚至与高层发生激烈争执，私人日记也反映出其身上背负着巨大的心理压力。1943年，英苏两个领导人——丘吉尔和斯大林——发生激烈冲突，迈斯基从伦敦被召回莫斯科担任副外交人民委员，名义上负责赔偿委员会的工作，实际上却被疏远了。明升暗降的残酷现实令踌躇满志的迈斯基陷入困顿和不安，而斯大林外交政策则由此一路高歌猛进，冷战阴云逐渐聚集。1953年，长期“浸润”资本主义的迈斯基没有逃过新一轮的清洗运动而遭遇逮捕，审讯人员指控他犯下了“叛国罪”，在斯大林去世前，他接受了三十六次审讯。他凭借自己的机敏避开了二十世纪三十年代镇压最恐怖的阶段，却在七十岁之际身陷囫囵，这无疑一个毁灭性的打击。1955年，迈斯基获释，但为了在悬而未决的政治生态中生存下去，他被迫为自己“很久以前”所犯的错误赎罪，切断与诸多政治、文化精英的往来，如履薄冰地工作和生活，还要不时遭受舆论的批判。作为外交官，迈斯基见证了众多二战时期的重大历史事件，一度在政坛赢得颇多声誉；作为时代中的渺小一粟，他亦有诸多的身不由己，备受摧残的落寞晚年更是令人唏嘘。迈斯基终究只是大时代里的微渺个体，即便拥有超凡的洞察力，他也无法真正开启“上帝视角”预知命运走向，更无法抵挡政治斗争的卷席和蚕食。作为唯一一位与斯大林的核心圈子有密切联系的俄罗斯外交官，加之当时人人自危的政治氛围，写日记变成了“一项危险的任务”，但迈斯基还是坚持记录自己的所见所感，幸运的是，这些珍贵的手稿被完好无损地保留下来，成为重要的历史见证。这位被丘吉尔誉为“外交天才”的苏联大使，有过人的胆识、远大的抱负，也有深厚的人文主义情怀，迈斯基的传奇经历不啻为一部扣人心弦的外交官修炼手册。苏联驻英大使伊万·迈斯基于1932—1943年在伦敦写下一批珍贵日记，经加布里埃尔·戈罗德茨基谨严选编、作注而成书。日记中记述苏联在英的外交活动，见证了众多二战重大历史事件，由此可窥见苏联外交政策之制定、英国对参战态度之转变、战时诸人之心态等等，是一份不可多得的文献资料。日记里讲述了迈斯基与丘吉尔、劳合·乔治、韦伯夫妇等多位英国政要的交往，更以生动笔法，带人们重临议事厅的演讲现场、海军部深夜密谈的房间、空袭阴云下的伦敦街道……日记中文版特别收录中国相关内容，揭示了苏联制定对外政策过程中，中国所起的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