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周期律能否跳出？
“其兴也浡焉，其亡也忽焉”。自秦王横扫六合一统天下以来，直至两千多年后的满清倒台，中国的封建社会里一直在循环着王朝不过三百年的政权更替怪象。到了现代，新中国成立前，仍旧有人提出这个更替问题、历史周期率的问题，谋求找到突破的答案。
而当时的开国领袖则给出的回答是：民主。并认为只有人人监督，政府才不能懈怠，只有人人负责，国家才不会人亡政息。那么以当今世人的看法，民主是否就真的能跳出这个怪圈呢。相信有不少人很关心这个事，尤其是好奇心更强的人，他们更关心得知终极答案后，推测本朝国运未来如何。
其实这个问题，人们之所以搞不清楚，是因为没认清一个关系。
即王朝/政权的兴衰更替，和历史的起伏变化是相关联的。一国一朝一政权不可能单独存在，它是建立在人类社会基础之上的，而社会又是历史发展变化的载体。所以，当历史在前进在变化时，就会表现出社会的起伏运动，进而社会之上的一国、一朝、一政权就会随之发生反应，表现出兴衰更替的现象。
理论上讲，运动变化和兴衰是不可违背的，所以王朝更替不可避免，国家兴亡也不可阻挡。但另一面，历史的变化，社会的起伏，也受人类主动做出的贡献所左右。所以某种情况下，有可能跳出所谓的周期率，也就是采用民主制度。
但过往的历史又雄辩的证明，这一问题很难解决。
试问，有多少人认为，如果历史允许重来一次，是不是就能避免某个王朝的灭亡？
宋朝由于重文轻武、党争严峻、三冗之弊三百余年悬而未决，在长期的内外压力之下，最终走向屈服和陨落。而这个问题在宋朝前期就已经被发现了。也就是范仲淹和王安石变法时所要解决的问题。
如果历史给大宋机会，给王安石变法机会，让王安石变法成功，是否就意味着大宋不会灭亡？
再或者说，明朝由于藩王尾大不掉、财政捉襟见肘、官民矛盾激化，最终走向垮台。假使历史给明朝机会，万历时代就开始解决南方税收和藩王问题，是否意味着，明朝也不会灭亡？
可能吗？如果王安石变法成功，大宋就能保证完成社会转型，进入更先进的社会阶段？即使它能解决社会转型问题，在力量对比上，它就真的能在未来和蒙古人的对抗中赢得胜利？
谁能保证王安石变法后，大宋官场不腐败，谁能保证王安石变法后，大宋能限制住皇权专制？以至于百余年后面对草原铁骑的冲击而立于不败之地？
同样的，明朝万历期间如果解决了藩王问题和税收问题，国库得以充足，民间人地矛盾又得以化解。但君主专制集权的政治生态是否能彻底打破？占统治地位的小农经济，是否也能为资本主义经济萌芽让位？南方与北方的对立，各方面的不平衡以及农民起义在崇祯时代仍旧无法避免还会爆发。灭亡更是难以逃脱。
如果中国的王朝更替不具有可信度，那西洋与东瀛的兴衰，又作何解释？
近代的日本，于1868年强力倒幕，大搞维新变法，成效显著，国力大增，社会也走上了转型。占朝鲜、胜大清，蚕食鲸吞、疯狂扫掠，东亚毫无敌手。成功的甜头让它甚至觉得自己完全可以称霸世界。那是否就意味着日本万世不衰？
可一场侵华战争和反法西斯战争，就将日本打成了残废。
德国在统一前，普鲁士王国，积极拥抱资本主义制度改革，铁血式崛起，横扫诸侯，不仅独得德意志，还扳倒了欧洲大陆老牌强国法国的地区霸主，风头日甚。
可一战二战以后呢，德国再无自由发展、强大、称雄世界的力量。
英国，世界上第一个走进资本主义时代的国家，殖民主义时代独领风骚，所踏足、所征服之地，横亘全球，久以日不落帝国而自居。而到了帝国主义时代呢，一场反法西斯战争，彻底终结了大英帝国的世界霸主辉煌，纵使它还有雄厚的国力，却很难继续支撑其在新的时代称雄。
尤其是到了冷战时期以及一超多强的当代，英国俨然成了一个死守一亩三分地的地主老财。只能跟在美国屁股后边捡点残羹剩饭。
真的就有人天真地以为，告别了封建社会，走资本主义或者社会主义就能跳出历史周期？
历史之所以在前进，就是靠人类社会的兴衰起伏来决定的。而历史能一直前进，也就说明不可能存在万古长青的政权或者势力。
不论是什么国家，哪种制度，还是不一样的文明与文化，普遍的、一致的都是立足于人类社会。而人类社会里，最重要的一对矛盾：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的矛盾普遍存在又不可能被消灭，自然的世界各国也就都受制于此矛盾。
改革也好，让权也罢，都不可能完全的根本的消灭它。
为什么呢？因为这个矛盾化为具象，它就是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的政治契约，是一种信用。一旦人民的需求，其政权无法满足，那么衰落就是必然了。信用这个东西，就像狼来了的故事，人们可以接受欺骗一次两次，也可以信它一次两次，但不可能永远接受欺骗，也不可能永远对其保持相信。
政治契约维持不住，政治信用就会破裂，那么，彼时不论你是什么制度，不论你是什么政党，不管你是什么道路，都阻挡不了人民对落后统治者的放弃和抛弃。
大宋灭亡，都以为是官场腐败、君主专制、重文轻武，可解决了你就不保证再发生？一旦再发生，你还有几个机会挽回？大明灭亡，都以为是藩王问题、财政问题、腐败问题，可解决了是否就能强力压制住反动力量？况且农民一旦大规模起义、遍地开花，那么他们还有回头路吗？老百姓又还会信你什么？政治契约崩溃了，只有新的统治者和统治力量才能解决。
日本衰落，德国衰落，英国衰落，难道制度再进步一些就可以了？那苏联比他们差？国力可是高出他们许多，但国际人民一直支持它们了？本国人民一直支持它们了？时代一直拥护它们了？一旦衰落，想东山再起，难于登天。
历史周期率是不可能跳出的。
兴衰起伏的规律不可违逆，也不可跨越。制度是好，道路是光明，民主自由是进步，可统治者与被统治者能否永远保持相互信可？
社会的运动不是以个人的意志为转移的。纵使天下不该亡，人民已经暴乱四起，群众中明大义、知真理者不在少数，统治者中积极进取、追求公正的人也有一定数量，但也难挽回局面。
群体性的事物，个人决定不了他人，少数难以改变多数。社会一旦大动大变，兴衰更替难以控制。这个深层次的问题，古人早早就看到了。
荀子曾云：天有行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人类社会兴衰起伏，如行在大浪中的船舶，只有顺应，而不能逆流。再好的驾驶技术，再坚硬的船体，也有翻沉之日。
所以，荀子又说：应之以治则吉，应之以乱则凶。统治者不应该考虑跳出周期率的约束，而应该考虑如何尽可能的造福百姓，延长和平与发展，积极应对挑战，主动迎接竞争。
强本而节用，则天不能贫；养备而动时，则天不能病；修道而不贰，则天不能祸。故水旱不能使之饥，寒暑不能使之疾，祆怪不能使之凶。简而言之，便是八个字：立足当下，顺势而为。
莫执着于道路和制度，道路和制度只是生存之术而非长寿之法。可取之用之，而不可迷信之。人们也可以认为，在道路制度之上还有更高一层，那就是道。
但最终不论人们信不信，反正我是十分信。因为江山虽易求，可人心却难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