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强：《资治通鉴》札记
“皇帝”作为最高统治者的称号，以及以皇帝为政治核心的皇权制度，起源于秦始皇。嬴政统一六国后，“自以为德兼三皇，功过五帝”，于是自封为“皇帝”，并且颁布命令说：“朕为始皇帝，后世以计数，二世、三世至于万世，传之无穷。”（《资治通鉴》卷7）虽然秦皇朝二世而亡，并没有“传之无穷”，但皇权制度却在中国延续了两千多年，直至辛亥革命，皇帝以及皇权制度才寿终正寝。问题是，有形的皇帝消亡了，无形的皇帝呢，有没有消亡？在某些权力执掌者的潜意识里，是不是仍有“惟我独尊”的皇帝观念时常在作祟？从这个意义上来讲，专制权力“传之无穷”的危险，恐怕不能说已经完全消除了。反对无形的皇帝，实乃现代公民之职责所在。
汉文帝刘恒在历史上以“艰苦朴素”著称，是有名的“贤君”。他想修建一个露台，但造价高达百金，相当于十户中等人家的财产总和，觉得太铺张了，于是作罢。书上是这么写的：“（帝）尝欲作露台，召匠计之，直百金。上曰：'百金，中人十家之产也。吾奉先帝宫室，常恐羞之，何以台为！’”（《资治通鉴》卷15）北宋王禹偁写有一首诗叫《读汉文纪》，前四句为：“西汉十二帝，孝文最称贤。百金惜人力，露台草芊眠。”说的正是这件事情。刘恒的艰苦朴素，是否一以贯之？那倒不见得。比如他对邓通的恩宠，就可以用“一掷千金”来形容。《史记》说“文帝赏赐通巨万以十数，官至上大夫”，有个算命先生预言邓通将穷死、饿死，刘恒马上财大气粗地发话道：“能富通者在我也。何谓贫乎？”当即把四川的一座铜山赏给了邓通，让他自己铸钱花，“邓氏钱布天下”。可见刘恒的艰苦朴素，全凭兴之所至，一边控制形象工程，一边却烧钱如烧纸，实在不太靠得住。王禹偁那首诗的末两句是：“赖有佞幸传，贤哉司马迁！”意思是说，多亏司马迁在《史记·佞幸列传》里秉笔直书，写了邓通这么一个活宝，不然，刘恒就成了光芒万丈的“伟人”、“完人”了。
王莽将败，四面楚歌，惶惶不可终日。有一个名叫崔发的人，给他出了条“妙计”，就是哭个你死我活，乞求老天爷可怜。王莽果真言听计从，率领群臣浩浩荡荡地跑到京城南郊仰天长哭，哭得实在哭不动了，就趴在地上磕头。不仅如此，王莽还鼓励平民百姓跟着哭。“诸生、小民旦夕会哭，为设餐粥；甚悲哀者，除以为郎，郎至五千余人。”（《资治通鉴》卷39）谁哭谁有饭吃，哭得特别伤心的，还有官当。如此哭法，也算得上是千古奇闻了。可惜政事兴衰，乃在于执政者是否知民情，顺民意，得民心，老天爷是帮不上什么忙的。王莽终于还是垮台了。
升官了，要换朋友；发财了，要换老婆。世态炎凉，大抵如此。汉光武帝刘秀试图以这种“人之常情”来暗示大司空宋弘，让他和守寡的湖阳公主结婚。宋弘不为所动，回答说：“臣闻贫贱之知不可忘，糟糠之妻不下堂。”（《资治通鉴》卷40）能当上皇亲国戚，是不少人做梦都想着的事情，宋弘经受住了诱惑，非常有男人气概。什么是男人气概？就是孟子所说的：“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孟子·滕文公下》）
成都人口众多，物产丰富，但是居民的房子靠得太近，当局由此出台法令，禁止民众在夜晚工作，以防止火灾。虽然如此，偷偷在晚上工作的人还是不少，火灾也不断地发生。汉章帝建初六年（公元81年），廉范调任蜀郡太守，废除了禁止夜间作业的法令，而让民众多储水来防火。“百姓以为便，歌之曰：'廉叔度，来何暮！不禁火，民安作。昔无襦，今五绔。’”（《资治通鉴》卷46）这首歌的大意是说，廉范的做法比较符合当地的实际，民众安居乐业，生活一天比一天富裕，要是他早一点来当太守，那就更好了。政府制定政策，若能实事求是，以民生为念，以人为本，与民方便，何愁不受民众衷心拥护？
汉章帝时，东平人郑均性格耿直，在乡里颇为人称道。他的哥哥在县衙当小官，经常接受别人的礼物。郑均多次劝告哥哥不要贪人钱财，没有什么效果，于是跑出去打了一年多的工。回来之后，他把所有的工资全部送给了哥哥，并对哥哥说：“物尽可复得；为吏坐臧，终身捐弃。”（《资治通鉴》卷46）意思就是：钱花光了，还可以再挣；当官贪污受贿，一旦出事，这辈子就完了。这回，他的哥哥听了大为感动，痛改前非，最终成了一个为官清廉的人。为官者，必先懂得为人，不知衮衮诸公，以为然否？
卫国国君不管做什么，也不管做对了还是做错了，他的大臣们都会异口同声地高唱赞歌，没有一个人胆敢说出不同的看法。子思见此情形，批评说：“夫不察事之是非而悦人赞己，暗莫甚焉；不度理之所在而阿谀求容，谄莫甚焉。君暗臣谄，以居百姓之上，民不与也。若此不已，国无类矣！”（《资治通鉴》卷1）一个国家，不亡于外敌，不亡于天灾，却很有可能亡于上下欺骗，在自欺欺人的赞歌声中轰然倒塌。综观历史，子思可谓“先知”。
商鞅变法，徙木立信，在历史上传为佳话。周显王二十九年（公元前340年），商鞅率秦军攻打魏国，魏国派公子卬（魏卬）领兵御敌。两军对垒，商鞅写了一封信给魏卬：“吾始与公子欢，今俱为两国将，不忍相攻，可与公子面相见盟，乐饮而罢兵，以安秦、魏之民。”（《资治通鉴》卷2）魏卬信以为真，屁颠屁颠地跑去和商鞅喝酒，谈老交情，拜把兄弟，结果中了埋伏，被商鞅活捉，魏军惨败。这时候的商鞅，完全不讲信用了，和“徙木立信”的商鞅判若两人。为什么？兵不厌诈也。在战争面前，所谓“常情”，所谓“人性”，通通可以不管。正如高尔基感叹的那样：“没有什么卑鄙勾当是战争所不允许的，没有什么罪行不曾得到战争的保护。”（《不合时宜的思想》）
大洋国有三句口号：“战争即和平！自由即奴役！无知即力量！”（奥威尔《一九八四》）宋康王的所作所为，很好地诠释了这三句口号。周赧王二十九年（公元前286年），宋国都城的一个麻雀窝里，孵出了一只小鹰，跳大神的巫师说：“这是好兆头哇！小鸟生出大鸟，预示宋国称霸天下。”宋康王听了，非常高兴，真以为自己是“救世主”，对外穷兵黩武，接连发动战争，大肆侵略邻国，对内则施行高压政治，奴役人民，“为长夜之饮于室中，室中人呼万岁，则堂上之人应之，堂下之人又应之，门外之人又应之，以至于国中，无敢不呼万岁者。”（《资治通鉴》卷4）无知者无畏，无畏者胆大妄为，宋康王“射天笞地，斩社稷而焚灭之，以示威服鬼神”，可见他是不怕天、不怕地、不怕人、不怕鬼、不怕神，就怕自己当不了“霸主”。上帝要想一个人灭亡，必先令其疯狂；像宋康王这样的暴君，如果不灭亡，恐怕连老天爷都不会答应。
赵国田部官员赵奢去征收田税，赵惠文王的弟弟平原君赵胜家拒绝缴纳。赵奢依照法律规定，处斩了赵胜家中管事的九个人。赵胜非常恼火，要把赵奢抓来砍头。赵奢说：“君于赵为贵公子，今纵君家而不奉公则法削，法削则国弱，国弱则诸侯加兵，是无赵也，君安得有此富乎？以君之贵，奉公如法则上下平，上下平则国强，国强则赵固，而君为贵戚，岂轻于天下邪！”（《资治通鉴》卷5）赵奢认为，如果法律的威信削弱了，国家的力量就会跟着削弱，所以，任何权贵，哪怕是国王的弟弟，也不能凌驾于法律之上。这个观念，是很超前的。西方人追寻法治的源头，通常会远溯至古希腊时代。柏拉图说：“凡法律从属于某种其他权威、自己一文不值的地方，以我之见，国家的溃败就不远了；但是，如果法律是政府的主人、政府是法律的奴仆，那么，形势就充满了希望……”（转引自布雷恩·塔玛纳哈《论法治》）这段话的意思，赵奢用“法削则国弱”寥寥几个字就表达清楚了，不过，他的思想没能成为中国传统社会的主流观念，实在可惜。
嫪毐、吕不韦私通太后案发，秦王嬴政大怒，下令驱逐所有在秦国的外国人出境。李斯身为楚国人，也在被驱逐之列。临行前，他上书嬴政，批评秦国愚蠢的闭关锁国的做法，其中有几句是这么写的：“臣闻太山不让土壤，故能成其大；河海不择细流，故能就其深；王者不却众庶，故能明其德。……今乃弃黔首以资敌国，却宾客以业诸侯，所谓藉寇兵而赍盗粮者也。”（《资治通鉴》卷6）李斯建议嬴政采取开放政策，不拘一格起用外国人才，当然是非常正确的。他的上书，也因为文采斐然而千古流芳。比如，明代散文家茅坤就对此大加赞赏，说“斯文之工，千年以来所绝少者”。不过，当李斯的老同学韩非来到秦国的时候，他马上又变成了一个坚定的“排外主义者”，向嬴政打小报告说“这个人是外国人，不会为秦国卖命”，而且设计害死了韩非，因为他害怕韩非受到重用，阻碍他升官发财的前途。明代文学家钟惺说“李斯古今第一热中富贵人也”，竟然热中到对老同学下毒手，这也未免太残酷了。
王翦率领60万大军攻打楚国，秦王嬴政为他送行。到了霸上这个地方，王翦狮子开大口，请求嬴政赏赐良田美宅。行军至武关，他又三番五次地派人回去向嬴政请赏。有人觉得他太贪心了，说：“将军这么做，太过分了吧！”王翦回答：“不然。王怚中而不信人，今空国中之甲士而专委于我，我不多请田宅为子孙业以自坚，顾令王坐而疑我矣。”（《资治通鉴》卷7）王翦心里很明白，在一个不正常的政治生态环境中，最要命的就是“讲政治”，必须紧跟紧跟再紧跟，千万不能站错队伍；只要政治立场没问题，荣华富贵就不成问题。他屡屡向嬴政请求封赏，目的无非是表明自己没有政治野心，以免嬴政怀疑他拥兵自重，图谋不轨。此中三昧，非官场老手不能参透。
李斯师从荀况，学习“帝王之术”。学成之后，他决定到秦国建立功勋，于是和老师话别，其中说了这么一句：“诟莫大于卑贱，而悲莫甚于穷困。”（《史记·李斯列传》）李斯一生，无时无刻不以富贵为念。他辅佐嬴政吞并六国，成为“千古一帝”，他自己也位居丞相，享尽富贵荣华。秦始皇驾崩，李斯伙同赵高篡改遗诏，铲除太子扶苏，立胡亥为秦二世。胡亥当政，疯狂屠杀皇族、大臣，实行极权恐怖统治，李斯为了自保，不但不加以劝阻，反而编了一套名为“督责之术”的理论，以证明胡亥的“英明”。胡亥听了，当然非常高兴，“行督责益严，税民深者为明吏，杀人众者为忠臣，刑者相半于道，而死人日成积于市；秦民益骇惧思乱。”（《资治通鉴》卷8）俗语有云：“利令智昏。”眼中只有富贵之人，必为富贵所累，李斯最终遭赵高陷害，落得个腰斩咸阳、诛灭三族的悲剧下场。马基雅维里说：“谁是促使他人强大的原因，谁就自取灭亡。”（《君主论》）这句话用在李斯身上，真是再贴切不过了。
公元前206年，刘邦攻克咸阳，看见秦朝的奇珍异宝、后宫佳丽，口水直流，想赖在咸阳不走。樊哙进谏说：“沛公欲有天下耶，将为富家翁耶？凡此奢丽之物，皆秦所以亡也，沛公何用焉！愿急还霸上，无留宫中！”（《资治通鉴》卷9）统治者贪财好色，乃败亡之象，樊哙一介武夫，本以屠狗为业，却有这样的远见，实属不易。平心而论，财与色并不害人，只不过取之者无道，求之者甚贪，沟壑难填，欲火难消，适足以自害罢了。千载而下，多少英雄豪杰为财、色所误，徒令“后人而复哀后人也”。
项羽年少时，学习读书、认字，没有什么长进，学习剑术，也没有什么长进，他的叔父项梁因此非常恼火。项羽说：“书，足以记名姓而已；剑，一人敌，不足学；学万人敌。”（《史记·项羽本纪》）项梁于是教项羽排兵布阵之法，项羽很高兴，不过学了一段时间，又不想学了。公元前203年，项羽和刘邦对阵，项羽说：“天下匈匈数岁者，徒以吾两人耳。愿与汉王挑战，决雌雄，毋徒苦天下之民父子为也！”（《资治通鉴》卷10）一个曾经雄心勃勃要学“万人敌”的人，最终仍然不得不寄希望于“一人敌”，真是英雄气短，殊可叹息。刘邦登基，在总结得失成败时，如此说道：“夫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填国家，抚百姓，给饷馈，不绝粮道，吾不如萧何；连百万之众，战必胜，攻必取，吾不如韩信。三人者皆人杰，吾能用之，此吾所以取天下者也。项羽有一范增而不能用，此所以为我禽也。”（《资治通鉴》卷11）所谓“万人敌”，不单局限于兵法，也是一门延揽人才、凝聚民心的艺术。刘邦虽然流氓习气颇重，却能从善如流，用人有方，以此“万人敌”，对付项羽的“一人敌”，稳操胜券，理所当然。
陆贾经常在刘邦面前谈论《诗经》、《尚书》等儒家典籍，刘邦听得耳朵起茧，觉着心烦，破口大骂：“乃公居马上而得之，安事《诗》、《书》！”（《资治通鉴》卷12）意思是说，你老子我的天下是打仗打下来的，不是读书读出来的。唐人章碣有诗云：“坑灰未冷山东乱，刘项原来不读书”，说的倒是实话。不过，有能力夺取天下，不等于有权利统治天下；一个政权，可以通过武力来建立，却不能依靠武力来治理。用现代术语来说，这牵涉到“政权合法性”的问题。迈克尔·罗斯金指出，“现在的合法性意指人们内心的一种态度，这种态度认为政府的统治是合法的和公正的”，一旦“政权的合法性不复存在，光靠高压是不能使人们服从的。实际上，企图用暴力来控制不服从的人民，只能适得其反。”（《政治学》）陆贾当然明白这个道理，所以反驳刘邦说：“居马上得之，宁可以马上治之乎？”还好，刘邦很快意识到了自己的错误，虚心向陆贾请教治国安邦之道，不然，所谓“大汉天声”，恐怕要昙花一现，不会有绵延四百多年的基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