庆功宴：人民大学，听说出来就是县长啊｜怀旧党
大学是普通人人生重要的一步。
远如科举时代，范进中举，近如我辈，高考某种程度上是改变一生命运的机会。
如今社会渐次开放，大学扩招，成色虽减了许多，上大学已比1980年代容易了不知多少，经济条件好的，还可以选择到国外上，避开国内依然疯狂的高考。不过，考上大学之后的谢师宴、庆功宴，却一点没有减弱，似乎更上层楼了。
这不，连我也不例外，春节时我就对今年（原文写于2013年6月）参加高考的侄女和内侄许诺，若考上大学，我给每人封一个大红包，以示奖励。
其实，这也不过是为年轻一代高兴，庆祝他们在人生路上迈过一个重要的关口，开始走向自己的人生。回过头来想，这样的奖励，这样的庆祝，形式上虽然比我们那个时代奢华了许多，但核心还是没有改变，还是在为年轻一代高兴。
1985年我上大学时，农村上大学的人还是挺少的。所以，虽然比不上中举的范进，但亲戚朋友都极其重视。
由于我所在的农村地区，教育质量一直不错，考上大学的人一向还算比较多。我拿到通知书后，同村一位女同学的母亲（女同学考了江苏一所师范大学，她家算书香门第，父亲是本县唯一一所师范的老师，伯父是北京大学老师），跟我奶奶说，你们家住祠堂，还是风水好，祖宗保佑，所以考了个好大学。
我曾祖是江阴过来扛长工入赘在本村落地生根的，土改时分割村里的祠堂，因家贫而得分祠堂两间，故有住祠堂此说。
还有，我的邻村同学顾君，也考了师范，自恢复高考以来，他是他们村第一个考上大学的人，村里特意请来放电影的，放了场电影，以庆祝顾君考上大学，热闹非凡。
我们村从新政权建政之前就有大学生，建政之后文革前也有几位大学生，恢复高考后考上大学，在我们村就稀松平常了，村里也不会因为我考上大学而放电影庆祝。不过，亲友见了我的长辈依旧会打问，什么时候请客。
那时我家经济条件虽有很大改善，但我还是坚决反对请客。不过，长辈们不会因为我的意志而改变他们的想法。毕竟，考上大学于我个人、于家庭都是大事。于我而言，从此可以跳出农门，吃上皇粮；于家庭而言，也算是祖坟冒青烟，光耀门庭的大事。
“人民大学，听说出来就是县长啊”。彼时乡下的熟人总是这样向我的长辈们恭贺，虽然后来县长这样的位置与我永不相沾，但那会，父母祖父母，甚至亲朋好友，走到哪儿，都脸上很有光。
父母还是决定好好庆祝一番。
农历七月十五是鬼节，故乡习俗对鬼节非常重视，通常要在十五之前的单日，摊茄饼，并宴请各路宾朋，俗称“七月半”。这是故乡夏日里最盛大的宴请，远胜中秋节。父母决定，就选在农历七月初“过七月半”时，一并给我办了庆功宴。请客的邀请很快以口头的形式发了出去，父亲尊重我的意见，没有请我的师长们。
尽管我知道我的一些同学考上大学后，家里专请老师，我的中学师长们吃请已经忙不过来了。
我回忆当年情景，至今想不起来我是哪根筋搭错了，不愿意请老师一起。我和我的家庭，可都是特别尊师重教的。反正，我就是不肯让父母去请我的老师。
庆功宴也就跟往年的“过七月半”大致相仿了，不外乎鱼肉鸡菜，都是乡下的东西，请的厨师，也是乡下的亲戚，办了五六桌。不过，还是多了一份热闹，多了一份期待。与往年“过七月半”不一样的是，85年上我们家“过七月半”的亲朋好友，没有空手的。有买块布的，有带点水果的，有给我父母塞个红包的，还有带全国粮票来送我的等等，虽然比不上范进中举里的盛况，也是亲友的一番心意。
不过，在亲友陆续到来时，我却躲了出去，徒步六里多路，到前黄镇上转了圈，赶上母亲的表兄在粮站卖麦子，看见我很奇怪，说今天你不在家，跑出来干什么？我一会儿还去你们家呢。
我漫无目的地乱转，见表舅问，搪塞说，我要去派出所，问问转户口的事。表舅问，要不要带我回去，他有三轮车在。我说还没去派出所呢，一会儿回去。表舅叮嘱了我一番，便骑着三轮车去我家了，我装模作样到派出所问去，人家说你父亲早给你办好手续了。我怏怏回家。家里全是人，宴席已经开始了。
一进门，每桌上认识的长辈亲友们，都热烈地祝贺我，喊我。热烈的气氛感染了我，怏怏然的情绪迅速消散了，我陪着舅舅堂姑父等在主桌坐下，这是我第一次有机会坐主桌，彼时我还不会喝酒。杯盘狼藉，酒足饭饱，亲友们告辞时，还少不得恭维我，颇有些中学课本里当年范进中举的味道。
其实，在家里办庆功宴之前，家里已经请了裁缝，给我做了一身新衣服，其中一件中山装，我一直穿到到印刷学院工作；母亲把父亲的军大衣拆了，给我缝了件新的军大衣；而被子之类，全部是祖母和母亲新纳的，当然，还有布鞋、毛衣，都是母亲手工做的。
父亲更是花钱，给我买了块手表，一口皮箱，一双白色的球鞋！那口皮箱，至今仍完好地在我北京的家里放着。至于谢师，我是到第一年寒假，才去我班主任家，我家长辈与他们家也相熟，父亲让我拎了一条很大的鲢鱼去的，这也是我迄今为止，屈指可数的送礼行为之一。
至今想起来，那个时候家里办酒席庆祝，亲友们的祝福，还都是很单纯很真诚的。当然，我大学毕业并没有当上县长，差点连工作都找不上，不过我算是幸运儿，还是留在了北京，当了大学教师。
（原文写于2013年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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