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得益于燕赵文化的浸润滋养，河北古代女诗人的群体特征较为独特。在性情上，展现出质朴磊落、坚强隐忍；在创作特征上，其作品着重体现出日记体的叙事方式、语言书写的不事雕琢，注重诗歌功能的世俗化以及浓重的女德色彩。与江南女性创作相比，两者的差异性体现在诗歌写作传统的偏重不同、性格禀赋与价值观念的不同等方面。总体上，河北女性作家质朴尚实的创作对于当时女性创作纤美旖旎的整体风貌是一种反拨。研究河北古代女性作家群有重要的文学史意义。
在以往的古代女作家研究中，江南地区的女性作家作品一直是重中之重。而河北作家群、闽南作家群等的研究却仍有非常大的空间。初步统计，河北古代女诗人[]约有128人，虽然这一数据远远不能与当时女学蔚为繁盛的江浙地区相提并论，但仍然出现了一些诗词名家值得研究者关注。其中纪玘文、蔡琬、冯思慧、窦兰轩、金至元等人均有别集留世，存作丰富且风格鲜明。并且也出现了家族中女性皆善诗文之风雅现象，如大兴胡氏、文安纪氏等，以她们为代表的河北女性作家群是古代女性文学研究中不容忽视的存在。
河北古代的女作家群体分布相对零散，在当时的直隶区域如安平、柏乡、保定、博野、大名等50个州县内均有女诗人存在，其中大兴与宛平是女诗人分布最为集中的地方。并且与全国女诗人的兴起时间一致，河北古代女诗人以明清时期居多，占到河北历代女作家总数的三倍以上。生活在燕赵土地上的女性作家，其为人为文都与这片土地上的文化密切相连。燕赵文化因为滋长于游牧民族与农耕民族的交融之处，所以颇有游牧文化与中原文化交融的影子。二者的交流碰撞使燕赵文化既保留了中原文化里慷慨报国的豪情，也带着游牧文化中任侠仗义的情结。正是得益于燕赵文化的浸润滋养，河北古代女诗人的性情与作品都与江南女作家不甚相同，形成了特殊的风貌。首先，质朴尚实、豪侠仁义的燕赵文化为河北古代女性作家注入了刚健风骨，形成了女作家铮铮铁骨的性情，也成为无数女性作家崇尚的价值取向。历来燕赵诗人性格多阳刚豪迈，朴实敦厚。他们关心家国天下，忧国忧民的思想与磊落侠义的性情贯注其中，变为其精神血脉。与此相同，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燕赵女性作家也将这样的文化沿袭传承下来，渗入到了自己的性情之中。如：郑义宗妻卢氏：卢氏，范阳人。适郑义宗。夜有盗劫其家，人皆匿窜，惟姑不能去。卢氏冒刃立姑侧，为贼捽捶几死。贼去，人问何为不惧，答曰：“人所以异鸟兽者，以其有仁义也。今邻里急难尚相赴，况姑而可弃耶？万一不幸，有死而已。”姑曰：“岁寒然后知松柏后凋，于妇见之。” []（P9）陈俞妻贾氏：贾氏，庆云人。诸生陈俞妻。正德六年，值舅病卒。家人挽之避，痛哭曰：舅尚未敛，妇何惜一死。身服斩衰不解。兵至，纵火迫之出，骂不绝口，刃及身无完肤，与舅尸同烬。年二十五。[]（P26）贾义妻王氏：隆庆州人。宣德间义樵古城山中遇虎。氏闻之，踉跄往救。义已死，王氏奋身号叫夺夫尸，负之而归。虎随至，绕其屋，咆哮久之去。……之后自缢而死，同棺葬焉。[]（P26）前两则材料中的郑义宗妻卢氏（范阳人）与陈俞妻贾氏（庆云人）都能做到面对匪兵临危不惧。她们的行为与燕赵文化的精神血脉颇相一致，无怨无惧，即使持刀相向，危在旦夕，也敢于和匪徒直面反抗乃至搏斗。当然这样的行为也与以孝为先观念紧密相连，反映出她们深受儒家文化“教孝即教忠”的影响。第三则材料中贾义妻王氏（隆庆州人），因丈夫在山中遇虎，王氏前去营救，奋力在老虎出没的山林将丈夫尸体背回家。老虎尾随至其家，也无可奈何之。这些层出不穷的某某氏都是生活在燕赵大地上的平凡人，但在危急时刻，她们内心的正义、孝道、无所畏惧却在道德与修为的感召下被激发出来，形成强大的精神力量，使她们直面猛虎与匪兵，无惧死亡。此外还有敢于直谏请求代替丈夫死罪的杨继盛妻，张贞（容城人）；狱中上书为自己辩解冤屈，终得天子怜惜释放的李玉英（顺天人）等。这些生活在燕赵热土上的女性们不管是面对贼人，还是面对猛虎；不管是面对官府，还是面对皇帝，都颇有临危不惧、横刀立马、舍生取义的任侠豪气。这样的铮铮铁骨反映出的正是女诗人们轻生死、重仁义的侠骨柔肠。燕赵大地的风貌铸就了燕赵女诗人们豪爽无伪饰的性格，这也为她们作品的质朴面貌奠定了基础。其次，在燕赵大地农业文明安土重迁以及地理环境的影响下，燕赵女性也颇有敦厚良善、克制隐忍的性格特征。这种性格特征促使她们时时匡正自己言行并将其化为行为规范，敦促自己在艰难世事中依然要保持品行纯良，道德高尚。如：黄中理妻李氏（保定人），兵难之际，独自抚养夫家与父家的两个幼子，艰难困苦，终得幼子成立。如果说李氏的行为还有为两姓存后嗣的封建思想，那么冯淑安的行为却体现出燕赵女性根深蒂固的以隐忍求生存的艰难情状。冯淑安，大名人，李如忠继妻也。如忠初娶蒙古氏，生子任，数岁而卒。大德五年，如忠病笃。冯引刀断发，誓不他适。既殁两月，遗腹生一子，名伏。李氏及蒙古氏之族来山阴，尽取其赀及子任以去。冯不与较，一室萧然，朝夕哭泣。久之，鬻衣权厝如忠与蒙古氏两柩，携其子庐墓侧。时年始二十二，羸形苦节，为女师以自给。父母怜其孤苦，欲使更事人。冯爪面流血，不肯从。居二十年，始护丧归葬汶上。齐鲁之人闻之，莫不叹息。[]（P29）冯淑安（大名人）的生活际遇颇多磨难与隐忍：夫死，艰辛抚育两子；被人夺财，隐忍不予计较；二十年做女塾师辛苦自给。这是河北古代女诗人的代表性品格：在面对生活给予的磨难之时依然保有坚韧不拔的态度与隐忍坚强的生活习性。这样的性情与品格，正是河北古代女性创作的基础。
燕赵文化孕育了河北古代女性的性情与品格，为河北古代女性创作的纪实典重奠定了基础，形成其宗经务实的质朴文风。她们将自己的豪迈磊落、敦厚良善、克制隐忍等倾注在文学作品中，平实的记录自己的闺中生活，艺术上少雕饰少华彩，基本上以平实浅易的语言加以描述。具体来说，河北古代女诗人的创作特征主要分为以下四个方面。
首先，河北古代女诗人创作中最明显的特点是日记体叙事。即诗歌的日常生活化与情感的私人化。女诗人们面对着有限的空间与阅历，心中无限的诉说的渴望不得不聚焦在自己最熟悉的事物上，她们把自己日常生活里的所思所想，所见所闻用敏感细腻的笔触记载下来，形成富有个人生命体验的日记体叙事。如窦兰轩（丰润人）在诗集《兰轩未订稿》中，记载了她与莲溪居士的往来，包括《送莲溪姊》《秋日寄莲溪》《寄莲溪》《中秋寄莲溪》《清明邀莲溪远望》《哭莲溪》《寒夜挑灯闲翻旧卷，莲溪桂园手迹依然，念及当日感恸盈怀，聊写短句以志闷意》等等。这些作品连缀起来，几乎可以说是两人交往的组诗。其中有相聚时谈古论今的畅快，分离时依依不舍的情感，得知莲溪去世时万念俱灰的诉说，以及后来生命中时不时会出现的刻骨的想念。这些作品，如果单论题材，并不特别；如果单说艺术，也并非精工至极。但它们是作者的情感实录，是反映作者心灵史的一个见证与片段。这时候的文字，更多的是作者用于记录情感的一种工具，是反映自己日常生活的一种方式。这种书写如同一部个人色彩鲜明的日记，带领读者领略诗人的内心世界和生命历程。
其次，河北女作家的创作特征还表现在诗歌语言不事雕琢，叙写纯任性灵。女性创作发展至清代社会，可以说一切可以描写、体会的情感都已经出现在诗人笔下，因此在清代中期，出现了像李佩金这样专事词艺开拓的诗人。既不能在作品题材的疆界内有所拓展，就致力在词艺的精美上努力。但是这样的情况并不出现在河北古代女诗人的笔下，她们的写作遵从日记体的写作方式，似乎根本不在意词艺的锤炼。例如对于春日的吟咏是女诗人笔下常见的题材，尤其在江南女性笔下，春景是非常优美的，“鸟声知日暖，树影觉风微”（常熟席佩兰《春暮》）“暮云千里碧，春色一庭幽”（上海李心敬《春日晚眺》）这些作品大多通过艺术化的表现手法展现出一幅幅静态的优美的春光图。而河间府金至元的作品则显得不尽相同。其《春日》有云：钩帘乳燕多寻垒，隔巷吹箫已卖饧。忽见侍儿来插柳，始知节物近清明。[]（P3）更像是在不事雕琢的笔触里，展现春光中的动态景象。整首诗歌是素朴和自然的。因为诗歌之于她们，是私密的个人日记，无需通过雕琢与世人分享她的这份情感。此外，她们的作品没有诘屈聱牙的词汇，也不刻意用典故堆砌显示自己的文学修养，而是纯任自然的全凭性灵而出。如林佩环“修道人间才子妇，不辞清瘦作梅花”；张锡龄“却恨无双翼，乘风远送君”；齐景云“愿将双泪啼为雨，明日留君不出城”等等。这些诗句清新自然，虽少学力，却充满了艺术感染力。
再次，河北女诗人的创作注重诗歌功能的世俗化。在中国文学史上，诗歌的功用一直是重要且复杂的。男性文人在《诗经》传统、诗赋取士的制度下，多数把诗歌当作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来对待。但当诗歌发展至明清，文学不再是经国大业和不朽盛事，而仅仅是一种生活中诗意的装点。因此对于文人来说，诗歌功能的改变使得他们“不必追求诗歌内容的崇高与艺术的创新……所谓渔樵耕读，各司其业，诗歌对于这些文人是份内之事，是其生活和生命的自然反映，或是消遣岁月的智力劳动。”[]（P95）因此在写作的崇高感被消解的时代，女性作诗也明显承继了这样的传统，浸染了这样的风气。
在河北古代女诗人的作品中，用日常语言来吟咏身边事、眼前物、一己之情的占到了大多数。她们的写作，既不要求在内容上深重阔大，也不要求在诗艺上极求精工。在诗歌功用上，既不像科场士子要争名逐利，也不像官宦文人要千秋留名，甚至也不为社交应酬，她们的诗歌寄托的是自己的当时情怀。如查为仁《芸书阁剩稿》序云：“予索视至三，偶出数首，旋复毁去，曰吟咏非妇人所宜，聊以抒一时之怀抱耳……呜呼，吉光片羽，孺人岂求世知，予之存此者，盖不忍孺人之淑慧能文竟以夭折，终泯灭而无传也。”[]（P4）纪玘文（河北文安人）《重刻近月楼诗稿》自序曰：“别而存之得若干首，譬如田家之梧角，童子之芦笙，天籁自鸣，聊适已，意而已……非敢谓此编堪传，盖以志天伦之乐于不忘也。”[]（P1）这种非常随意的“聊以抒一时之怀抱”的写作动机使得女作家们的作品关注的不是崇高的诗歌功用，而是诗歌的记录功能。因此她们的作品更像是女诗人闲暇之时的情感记录，记载着她们短暂的出游，思乡的苦闷以及生活里大大小小的片段。这些片段共同构成了女诗人个人化的生活史或者生命史。在放宽了诗歌评价尺度的背景下，诗歌的题材之重与艺术之美并非收录诗歌的唯一尺度和标准，诗歌的功用改变使得世俗化日常化的诗歌题材也有了留世的可能性。
最后，河北古代女作家的作品充满了浓重的女德色彩。女德作为封建社会女性必须遵守的行为规范，以其受众广泛与教条严厉濡染到了女诗人作品中。在众多河北女作家的笔下，关于女德的叙述比比皆是，其内容大致可分三类。
一是切实发生在女诗人身上的女德。这部分女性之所以留名青史，多数不是因其作品，而是因其德行。如郝湘娥（保定人）《绝命词》云：“一女如何事二天，甘心毕命赴黄泉。誓为厉鬼将冤报，肯向人间化杜鹃。”[]（P1）郝湘娥为窦鸿妾，才艺双绝，某大户人家欲强娶，便诬陷窦鸿致死。郝湘娥作此诗，遂投笔殉夫。另有被大妇嫉妒，与夫君无缘得见的扈氏，作有《衣带诗》：“飞燕伯劳此日分，断肠无计暗销魂。愿从野蝶依青草，携手双双到鬼门。”[]（P4）她们的情感是如此决绝，生死在她们心中的信念之前显得无足轻重，为了保持情感的坚贞，也为了维护自尊，她们情愿以生命为代价，毅然决然地献身赴死，保全自己的气节。其可谓性之所至，情之所及!在这些史料中的“她们”不曾作为自我存在过，始终以女德为闺范和终极目标。也正因此，这样的“女德”以现代的眼光来看颇多局限。
二是为不相识的贞德之女立传颂扬。如窦兰轩在《吊于烈女》中写道：“女滦州人，父旧家子。字同邑张氏。婿赴武闱，故于京。贞女闻讣，吞金卒。”并赋诗：“丽质娟娟殒夜台，歌成黄鹄志堪哀。贞魂化向瑶池去，化作莲花并蒂开。”[]（P2）言语中颇多赞许。又纪玘文《题平阳范氏三世节妇》诗云：“三世茕茕系此身，饮冰茹蘖倍艰辛。舅姑丧葬皆如礼，孙妇劬劳尽蹈仁。金石为心光日月，山河誓志表枫宸。宜家宜室垂闺范，千载能令慕素真。”[]（P14）平阳范氏一门三代节妇，这些女性上事舅姑，下抚儿孙，饮冰茹蘖，备尝艰辛。所以作者赞许道宜家宜室垂闺范，宣扬女性应忠孝守节。
三是为历史女性翻案，以全其女德。如纪玘文的《秋胡行》对秋胡妻的论述就显得颇令人难以置信。诗云：“结发为妇恩不轻，职司中馈家道成。失意一人是永毕，岂有触忤遂轻生。秋胡之妇虽激烈，扬夫之恶成己名。雄雉诗人明大义，相勉君子慎鸡鸣。御者之妻昔请去，其夫改恶扬休声。胡不流涕相劝勉，即赴波涛未为贞。夜阑挑灯读列女，中垒编辑若不精。寄谢闺中侠肠女，死比鸿毛未是荣。”[]（P5）秋胡戏妻的行为历来遭到众人非议，而纪玘文却从女德的角度对秋胡妻作出了批评。认为秋胡妻应该识大体明大义，及时劝勉秋胡，而不是徒徒跳河失了性命，也坏了丈夫的名声。这样的死，比鸿毛还轻，不算贞节，也谈不上光荣。事实上，类似纪玘文这样的态度不在少数，女德的巨大影响力与濡染程度远远超过我们的想象，这些时代造成的局限与她们身上的女性意识交相辉映，成为中国古代女性作家非常明显的标志。
总之，河北古代女作家在先天不良的条件下，仍然在燕赵文化的浸润中，以性灵为触发点，通过对琐碎单调的日常生活的描写，构建了北方女性文学的群体创作特征。她们用日记体的写作方式，描述日常化生活化的景物和事件，展现女性相似又独特的生命世界。她们的作品只为记录，并不期待留名。因此，无意在诗艺上超越前贤，作品也不注重精工雕琢。诗歌在她们笔下，不再承担经国大业式的重任，而是世俗化的代言工具。但遗憾的是，因为女德束缚与自身局限，她们并不能跳出性别的禁锢，成为引领女性自我意识觉醒的一批人。
河北古代的女性创作与当时蔚为繁盛的江南女性创作相比，无论在数量还是质量上，亦或者是名家的成批涌现，交游的广泛程度等方面都不能相提并论，但其也呈现出许多更为传统的特质。与江南女性作家的大胆激进不同的是，她们似乎游离于结社、追求文名、女性自我意识之外，她们安静的固守在自己传统的文字世界里，去抒发伤怨，去记录女德，去感怀故人。文字只是她们遣怀的工具，诗词也并不拿来追求不朽与声名。具体说来，南北女诗人的差异性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诗歌写作传统的偏重不同。江南作家群偏重抒情，河北作家群更偏重于叙事。叙事传统与抒情传统是中国文学发展的两种表达方式。它们一注重事物、事件本身的描述，叙述客观；另一个则注重情感的展现，带有非常个人化的主观色彩。河北女性诗词中，展现更多的是她们经历的事情，这些事情既真实也非常客观，共同构成北方女性生存的画面。而南方女性诗词中，侧重的却是事件背后的情感流向，是诗词背后涌动着的一个个鲜活的个体生命体验。我们以女性写作题材中最为常见的季节描写为例。同是送春，南北不同地域女作家的写作偏重就不尽相同：无端春去太匆匆，樽酒相酬意不穷。欲送韶光犹淡荡，渐来微暑尚朦胧。一林绿暗三更雨，满径红残半树风。小阁萧条闲眺望，天涯一带碧茸茸。风雨连宵掩碧纱，空庭又见夕阳斜。寻常岁月过飞鸟，侍儿楼台尽落花。垂柳多情牵别绪，游丝不解系春华。忍听杜宇催归去，倚遍阑干只自嗟。窦兰轩（直隶丰润人）的作品用白描的手法展现举酒送春的场景，绿肥红瘦的暮春景象与小阁眺望的闺人形象。这些画面是静态客观的，似一幅幅淡笔写就的人物（故事）的片段。这种白描但是情感表现较少的诗作符合多数北方女作家的写作习惯。而张纨英（江苏武进人）的诗作则更注重作者内心情感的描摹，垂柳多情、游丝不解、忍听杜宇、自伤自嗟，蕴含了满满的送春不舍与诗人内心的伤怨，在送春的主题下，整首诗作的情感外露且明显，这种把内心丰沛的情感灌注在作品中的方式则是南方女作家的专长。由此，两首同题之作侧重点可见一斑。当然抒情与叙事的分界并不是绝对的。“抒与叙界线清晰，而在中间却存在一段混沌模糊地带，在那里是一种我中有你、你中有我的关系（但若严格细分仍可分出你我），而文学，特别是中国古代文学，又特别是占据主流地位的诗词曲赋和文章类作品，历来最受重视从而被运用得最多的，正是这中间地带的色彩。”[]（P172）所以即使南北方女性作家在创作时有不同的侧重，但并不代表她们的写作模式是单一的，不交互的。叙事与抒情更多的情况下总是呈现不同比例的融合在作品中，用中间地带的纪事言情给读者展现特殊的美感体验。二、性格禀赋与价值观念上有所差异。受自然环境、风土人情、社会习俗、经济发展程度等的影响，南北方女诗人的气质不尽相同。南方女作家相对来说更加激进，她们生长在经济状况良好的江南水乡，家族中普遍能文善写，不少人就出生于书香或者官宦世家，开明的社会风气让她们开始思考为什么女性不能跟男性一样舞文弄墨，为什么女性不能走出家门交游结社，为什么女性不能凭借书写千秋留名，于是在不少南方女性作家笔下，就表现出强烈的求名意识、女性意识、自我意识。如王贞仪将遗稿托付给友人蒯夫人，目的是“蒯夫人能彰我于身后者也”。[]（P14）赵棻《滤月轩集》自序云：“盖疾夫世之讳，匿而托于若夫若子以传者，故不避好名之谤，刊之于木。”[]（P2）吴藻：“愿掬银河三千丈,一洗儿女故态。”[]（P11）王贞仪：“六经诸书皆教人以正性、明善、修身、齐家之学,而岂徒为男子辈设哉？”[]（P11）李佩金作品中有对置身于家庭之外角色的思考，熊琏作品里更是有对女性命运以及落魄文人命运的深刻关怀。这些对于求名的直接追求、对于女性命运的深刻关注都是南方女作家笔下的闪光点。与此相对的是，这种对于自身命运的深刻思考和为姓名流芳的奔走在河北女作家身上是鲜见的。受燕赵文化的影响，在河北女性作家群身上呈现出来的是侠义磊落之风，坚韧包容之态。总之，诗歌对于河北女性作家，更是记录自己生活、抒发一己情怀的工具，他们并不希望借此千秋留名，也无意于冲出和逃离女性身份的局限，她们代表了封建社会能诗会文的更为传统保守的一批女性。三、交游范围有广泛与狭窄之差异。北方女性的交往通常出现在家族或亲友之间，而南方女诗人的交游相对更为广泛。如北方女诗人纪玘文（文安人）与为亲友的李学淑、李学慎、李汝瑛、方芬均有唱和往来。朱韫珍（大兴人）作品基本都在叙述家人家事：临帖、大捷、来归、送别、思念等，均为家族内。而南方女诗人在社团的助力之下，交游显得较为广泛。如随园女弟子骆绮兰的交友圈包括：毕汾、王倩、王琼、席佩兰、卢元素、鲍之蕙、鲍之芬、王贞仪、钱惠尊、鲍之兰等。 清溪吟社张允滋与李媺、江珠、陆珍、沈纕、张芬、尤澹僊、沈持玉、王琼、陆瑛、席慧文、朱宗淑等交往密切。 与陈文述关系密切的李佩金和归懋仪、杨芸、许庭珠、吴藻、孙云凤、季兰韵、梁德绳、顾太清、吴藻、汪端都有唱和往来的作品。当然，南北方女诗人之间并非两相隔绝，女诗人的出嫁、随宦等经历使南北方诗人之间往来甚多。如北方女诗人陈蕊珠嫁入丹徒之后，延续了京江鲍氏一门的书香氛围。鲍之蕙、鲍之芬、鲍之兰三姊妹均有作品传世。常熟的席佩兰、甘泉（今扬州）的江瑛等均与北方女性诗人有书信往来。使南北女诗人的交往现象更加受到瞩目的则是清中后期著名的秋红吟社。此为跨越地域与家族的女性社交团体。社团成员不以血缘关系为基础，多为由南入北的女诗人与北方包括满族的女诗人。她们的社团活动和成员虽不固定，但也展示了南北方女诗人交流的印记。总之，江南女性创作与北方女性创作代表了女性文学中两种不同的美学形式。鉴于两地社会文化与地域背景的差异，江南女性作家更注重诗歌中抒情传统的继承，并且得益于经济的发展与社会风气的开明，此地更易于涌现出具有对女性自我角色反省与自身命运思考的一批人，她们承担起了女性意识逐渐觉醒的重任，无论对女性文学的发展亦或是女性角色的转变，都有一定的积极推动作用；而河北女性作家则更为传统的书写着闺阁中的春花秋月与离情别意，固守着社会赋予的条框和束缚。她们发扬了诗歌的叙事传统，在消解了诗歌崇高功能的背景下，把诗歌写作当成了抒写个人生命的方式，并且与燕赵文化的背景呼应，河北女诗人多展现出侠义慷慨之情，文风多质朴自然，代表了女性文学创作的另一种美感。河北古代的女性作家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将燕赵文化的魂脉与自身性格结合起来，形成了独具一格的创作风貌，她们的铮铮铁骨与隐忍坚韧熔铸在诗词作品中，以质朴自然的语言、典重纪实的思索伫立在历史的一角，在中国古代女性文学史上具有重要的意义和价值。首先，河北女性作家质朴尚实的创作对于当时女性创作纤美旖旎的整体风貌是一种反拨。古代女性的诗词作品中，当然也不乏境界宏阔、风格遒劲的作品，但总体上因为女性生活背景的局限与社会道德的制约，她们的视野多数集中在庭院的春花秋月与个人的悲欢离合。这类内容反复详尽的出现在女作家笔下，呈现出类型化、单调化的总体特征。这类作品大致可以代表女性创作的总体风貌，即内容狭小，艺术偏向清丽纤美，个人特征不甚突出。作为女性生活的真实记录，这些作品的存在有自己的价值意义，代表了一定时期内女性创作的总成就。但是河北古代的女性创作却将女性创作内容别开一路，她们更关注生活中的平淡日常、家人的叮咛絮叨、课子育儿的生活艰辛等内容，展现出女性生活的另外一个侧面。她们不只是只会闲立庭院、闲看落花秋月的无事少女，不只是只能缱绻情绪、哀怨伤怀的闺秀；她们更是承担了大部分家庭责任、生儿育女、支撑生活的主妇。所以她们作品中才会更加倾向于表达真实的生活状态，表达生活的艰辛苦楚，表达自己的铮铮铁骨，表达自己对于情感的坚定不移。正是因为这样的内容，其作品风格转而质朴典重，客观上为女性创作开辟了另外一种风貌，反拨了女性创作中盛行的旖旎纤美的文风。其次，河北女性作家群的出现对于研究燕赵地域文化，探究地域文化与作家之间的关系有重要的意义。对于地域文化的研究数不胜数，上溯《楚辞》中迷离惝恍的氛围与楚地文化的关系，下至清代大量以地名命名的文学流派，都可看出独特的地域文化对作家作品的滋养。尤其对于古代女性作家而言，多数人的青史留名是因为家族中父兄的垂怜，师长的提携，地域文化中女性作文的传统。所以在众多研究女性文学的论文中，地域与家族的影响始终是一个无法逃避的话题。对于河北古代女性作家来说，同样是如此。燕赵文化的厚实积淀影响了无数的文人，甚至影响了一代人的审美观念。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芸芸众生们用刻在自己骨血中的质朴慷慨抒写了一篇篇动人的华章。从《史记》对于燕赵文化慷慨悲歌的界定到汉唐边塞诗中频频出现的游侠之士，再到女性作家笔下对于燕赵文化的记载，燕赵文化的传统被保存与继承，延续到了文人的笔下心中。所以去探究燕赵文化与女性作家之间的关系自然也就成为重要的视角，对于二者关系的研究也可为地域文化对作家的影响这个大命题提供资料支撑与例证。再次，河北女性作家群的研究是整个女性文学史的重要一环。在女性文学史中，对于大家名家的研究自然必不可少，但边缘性作家群体的研究依然有重要的价值。中国古代的女性文学以江南地区最为发达，江浙一带贡献了多数优秀出色的女性作家与大量文学作品，如徐灿、熊琏、李佩金等清代女性作家几乎都是江南人。所以传统的古代女性文学研究一般以江南为重，即使文献诗集的出版，也是首先看到了《江南女性文学别集》系列。因此，一部女性文学史，几乎被书写成了江南女性文学史，这毫无疑问是不符合历史真实的。我们应该打破这种惯有保守的研究视野，拓展女性文学研究的范围，对于曾经被忽视，被视为边缘地位的女性作家、女性文学社团也应该一并纳入研究范畴，以展现真实的女性文学书写创作的历史，改变目前研究中偏于主流、重视名家的单调局面。文学史的原本生态应该是精彩纷呈的，一段历史的构成一定会有熠熠闪光的太阳，但一定也有皓若烟尘的星辰。所以，在描述女性文学的发展线索时，除了江南女性文学群体这颗闪耀的太阳，我们也应重视由河北女性作家群、闽南女性作家群、关外女性作家群等组成的浩瀚星空。正是由于这些璀璨星辰的存在，女性文学的发展才最终迎来了自己的繁荣和高峰。或者换句话说，女性文学发展高峰的到来正是因为这些大大小小不同文学群体的涌现，只有将他们一并纳入研究视阈，才可以真正展现女性文学创作的原貌，开拓女性文学研究的广大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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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赵棻.滤月轩集·自序[M].清同治刻本。
[]（清）徐乃昌.小檀栾室汇刻闺秀词（第五集）[A].清光绪二十二年（1896）本。
[]（清）王贞仪.德风亭初集（卷四）[M].民国五年（1916）蒋氏（国榜）慎修书屋校印本。
作者简介：韩荣荣（1986-），河北平山人，石家庄铁道大学文法学院副教授，南京师范大学文学博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