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扬顺 | 明朝情寄何处——写给消失了的朱家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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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情寄何处

江都  朱扬顺

作者朱扬顺先生:1937年出生,厦门大学中文系毕业。中共党员,经济学副教授。历任:丁沟中学教务副主任、江都广播电视大学校长、江都职工中专校长、扬州市树人中学校长、海南省珠江源高等技术学校校长;江都政协副主席,江都经济研究中心常务副总干事。曾兼任江苏教委督导、江苏高教学会广播电视教育研究会委员、扬州经济学会理事、扬州电大思想教育研究会副理事长等。长期从事大专、中专、普中教学和管理工作。领导江都电大教职工创造的办学经验,被中央电大誉为“江都模式”,向全国推广。先后被评为江都“二十佳”知识分子、扬州有突出贡献的专家、江苏电大优秀校长和优秀创业者、全国优秀教育工作者。

我的家在朱家庄。这个庄子在苏北农村,原属江都县砖桥乡陈桥村。在解放初期,只有五六十户人家,分住在前后两排。面对那消失了的朱家庄,我的“乡情”何寄呢?
故乡情结,人皆有之。泪别、感伤、遥望、思念。

抒发乡愁的名篇佳作,令多少游子肝肠寸断,多少亲人思绪萦绕。

爱之深,则念之切。乡愁者,乡情也。

可是,面对那消失了的朱家庄,我的“乡情”何寄呢?

我的家在朱家庄。这个庄子在苏北农村,原属江都县砖桥乡陈桥村。在解放初期,只有五六十户人家,分住在前后两排。

人们每当提到家乡,都爱用赞美之词夸夸她的美丽、富饶和荣光。有山的夸山,有水的夸水,有官的夸官,有财的夸财。我们朱家庄实在是太平淡了,没有山景,没有水秀,也没有人杰。要夸也只能是清一色的贫下中农。

通常人们有这样的心态,越是穷困,越是缺失,越要找出什么别的东西来炫耀。夸不了自己,就夸夸祖上。而今更有甚者,连地方上出过的奸臣,小说中虚构的形象,也都引以为豪。

我们的祖辈,同样也喜欢编织一些光环戴在头上,比如说朱家庄的历史。

其一,我们是从苏州阊门迁徙而来的。其实这是无从稽考的,何况江都县境内若干姓氏之后都无不自豪地说,他们的祖上是来自苏州阊门。我想,也许那时,苏北人烟稀少,苏州一些人为生活所迫移民来此。虽说,祖上攀上苏州这人间天堂,但并没有改变朱家庄的穷苦。偌大的村庄大多是茅草房。前后庄有数的五、六家瓦房,也不是高房大屋,盖瓦只是“薄薄摊”而已。

其二,祖辈们也曾经标榜是宋朝大理学家朱熹的后代。提供的物证之一是族谱上有记载。我在21世纪初从堂兄朱扬安处借来查阅,可惜族谱已经残缺不全,对上代的上代已无记载。据说祭谱时,看到挂谱上有记载,可我虽参加过,却没有看到过。物证之二是我们朱氏灯笼上记载的堂名:“白鹿堂”; 对联:“紫阳世泽,白鹿家声”。这,倒是与朱熹老人家扯上关系了。不过,我怀疑,朱氏后裔都是这样自诩的。其实,即使说是大文人之后,但我们朱家庄多年来很少读书的,更没有出过一个文人。好容易在抗战时期出了一个中师生,叫杭载之,也只能说是祖籍在这里。他父亲朱某某在镇江打工、婚娶,他出生后,由舅舅家抚养,随舅舅姓杭。他在省第五师范毕业后,到宜陵小湖小学任教。抗战期间,不愿为日本人效力,才回到朱家庄老家,开设一所改良私塾,而成为真正意义上的朱家庄人。至于我作为第一个大学生,那已是解放后了。

祖辈也曾从地域上自夸过。我们前庄是大庄子,两头尖,中间宽,庄前有条大路直通,像一条船和它的桅杆,后庄像只小划子,因而被誉为龙船。可是谁也没有看过有人远涉重洋,更谈不上引渡大家脱离苦海了。

要说地域,反而是它的缺陷。尽管江都县南有长江,北有运河,水泽丰沛,但距离我们都比较远。附近几个村庄吃水都是就地挖塘,什么藕汪、瓢汪、茨菇塘,都是“死水塘”,人吃不到活水,庄稼常遭干旱。朱家庄与邻近的颜庄、陈桥曾为请龙王降水,每年轮流唱戏三天,可为佐证。

甚至有这么一个传说。朱家曾有人在一地主家做长工,为人老实勤快,主人颇为赏识,就把一使女配他为妻。后来地主知道他们吃水困难,要到远处去挑,就在庄子的西头购地挖塘,名之为“陪汪”,意为陪嫁的汪塘。但又有人说,地主怎能有此好心呢?也许嫁来的是他的闺女。可是这头合理了,那头又有疑点了,地主的姑娘怎么能嫁到这个穷地方呢?莫非私奔么?既然不能自圆其说,那只好按照水汪的一头大一头小的形状,称为“瓢汪”了。好在这只是传说而已。

实事求是地说,我们朱家庄的特点就是一穷二白,这确有真凭实据的。解放初,土改时按经济情况划定各家成分。朱家庄除一家“半地主式富农”外,都是贫下中农。其实连这家半地主式富农也是额外加冕。这一家世代务农,兼磨榆面,生有三男二女。后来二女儿嫁给南边一殷实人家。女婿在上海某银行做小职员,因有弟兄三人,便存私心,稍有积蓄就寄到岳母家购置田地。一次又一次,累计添置了十多亩。到解放后土改时,女儿家如果增报这些田亩,就会评为地主,那样不但土地房产被瓜分,连屋內“浮财”也会被没收。于是,女儿向妈妈恳求,把田地报在娘家,那样至多评为富农,就可以保住房产。因此,我们庄就添了这么一家“半地主式富农”。据知,这并没有为我们穷庄增色,倒为这家添了不少麻烦,还影响了儿子们的政治进步,导致他们对妈妈埋怨,与姐姐生隙。

写到这里,我再也不能一味地吐槽我们朱家庄的贫穷与落后了。俗语,“儿不嫌母丑,狗不嫌家贫”。何况在这个小村庄,童年的嬉戏趣事,长辈的酸甜苦辣,以及特有的民风习俗,都汇成我永不磨灭的记忆。客观地说,朱家庄之穷,乃时代的痼疾、地域的偏僻所致。而我们朱家庄人是忠厚老实、吃苦耐劳的。我甚至感到他们在与命运的抗争中,承受了更多的苦,付出了更多的累,镌刻着中国标准农民的印记。

朱家庄人世代务农,各家田亩很少,有的还是佃户,或是租种东潘(潘家伙)、西陈(陈家庄)地主家的,或是租种县里的“军田”。由于土地贫瘠,收成微薄,一般都难于糊口。唯一的副业是磨榆面,就是到外庄去收购榆树皮,然后晒干,铡成小块,再用石磨磨成粉,谓之榆面。待城里香烛店收购时,送去作为做香的原料。据说扬州有名的吴正泰香店也多用我们家乡的榆面哩。

因为磨榆面是副业,只能起早搭晚做,白天还要下地。养牛的人家用牛拉磨,没牛的人家就靠人推磨。那么重的石磨,牛拉尚且吃力,何况人呢?

朱家庄的人何尝不想另辟生路,但一没资金二没文化,能干什么呢?庄上也有外出闯荡的,主要是干两个行当,一是做瓦木匠,二是做皮鞋匠。别说它苦,别说它出息不大,能够出去的,为数并不多,还得靠引荐、作保,才能拜师学艺,才能站得住脚。即使改革开放以后,朱家庄还是主要靠这两个行当,提高了生活水平,改善了庄容庄貌。庄上的几位企业家,不是搞建筑的,就是做皮鞋的。一位企业家开办的“春风”皮鞋厂生产的童鞋,在当时享誉全国。另一位企业家开办的皮鞋厂落户广州,已有相当规模。两个厂的技术骨干都是朱家庄人。还有一位搞建筑的企业家就曾经在庄前铺筑一条水泥路,报效桑梓。

说来我家与做皮鞋也有密切关系。我祖辈家寒,父亲7岁丧母,13 岁失怙,成为孤儿;后被舅父收养,为他家放牛;15岁就到上海学皮匠,17岁满师。因在小作坊昏暗的灯光下操作,损伤了眼睛,就改做茶房(服务员),在上海谋生。在此期间有两大收获:一是积攒了一些钱,陆续买了几亩地,让我母亲安心种田;二是开阔了眼界,懂得了读书的重要,就把我带到上海读小学。

上海解放前夕,父亲所在的公司解散,他又得了一场重病,同年我也小学毕业,因家庭经济窘困,我们只得返回老家。

解放后,父亲身体康复,还是下决心让我继续读书,我就报考了扬州中学。为了我,他又重返上海,以卖鞋为生。父亲手擎一杆鞋架,身背一筐布鞋,走大街、穿小巷,沿途叫卖。我在扬州中学6年的费用,都是他以脚量路,赚取一双双鞋子的价差所提供的。好在我读到大学以后,学费全免,伙食费享受甲等助学金,零用钱靠学校的一点补助和自己的稿费。也许有人以为我在解放初就能读到大学,家庭是非官即富,这是误解了。

话扯远了,还是说我们朱家庄吧!我工作以后,常回家看看。看到庄子日渐变化着。最显著的,一是沿庄开挖了一条东西向的河道,引来了陈桥港的活水。二是修建了一条南北向的公路,可以便捷交通。三是一家家改建了瓦房,甚至楼房,庄容庄貌大变样。后来父母随我们生活,迁离了朱家庄,但我还是经常关注着家乡。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知道朱家庄不但由穷变富了,而且送子女入学已蔚然成风,几乎每家都有高中生,或大学生,乃至研究生。这着实令我兴奋。

我就难忘这样两个典型例子。一个是我的两位堂叔,他们是亲弟兄,都是从上海“延安皮鞋厂”退休返乡的,他们本人几乎是文盲,可是八个儿女的孩子都是大学生,其中还有一个孙女是南京艺术学院的研究生。另一例是庄东头的老陈,他是我童年的好伙伴,那时仅是小学毕业,就担任陈桥村农业合作社的会计,后又担任村皮鞋厂厂长;他的儿子中学毕业,是一个机械厂的技术员。孙子大学毕业,现任扬州日报记者。可谓是一代胜一代啊!

变了,真的变了,而且是蝶变。我这耄耋老人每当看到这些事实,听到这些佳讯时,总是难掩激动之情和祝福之意。

可是两年半前的一天,我的一个堂弟来访,却使我对朱家庄平添了几分担忧。

这位堂弟是来请我帮他到银行贷款,回去翻建房屋的。据介绍,我们朱家庄全部拆迁,所属的陈桥村,将拆去大半,土地都要征用。他家原来的三间住房比较简陋,想抢先翻建后,将相应提高赔偿价值。我答复,银行贷款是有规定的,拆迁赔偿是有政策的。可是他不以为然,带着我的空话悻悻地离开了。

为了了解情况,我就打电话给朱家庄队长,果然有拆庄征地一事,并说已开始宣传动员了。我又问,动作这么大,计划建什么大项目?答复,只知道是先征购,然后再转卖给进驻的企业。我喟然而叹:但愿不要头脑发热。

一年半前的春节,我与老伴在儿子的陪同下回到朱家庄,一看,已基本拆完,乡邻已分飞东西。据队长告诉我,赔偿政策尚宽松,但还是几家欢乐几家愁。更重要的是弄不清下面怎么安排。我站在那残垣断壁的面前,远眺那一马平川的粮田,不禁有几分苍凉之意。也许老人恋旧,偏于保守,甚至杞人忧天。但我确实在想:从此朱家庄就从地图上消失了么?粮田这根红线是轻易碰得的么?那些“失地”农民今后咋办?会否与当年“买断”的工人一样,留下历史之痛呢……

时隔两年多了,家乡来人,我打听进展情况,他头一摇“还是老样子!”

文章行将结束,我的耳畔竟然回响着这两句诗词:“故乡,是我们年少时,想要逃离的地方;是我们年老时,想回可能已经回不去的地方”。我斟酌再三,决定把原来的标题“我的故乡情结”改为“明朝情寄何处——写给消失了的朱家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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