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东北抗联在后期没有得到延安的领导|晋察冀|延安|东北抗联

1938年8月，东北救亡总会主席团委员兼组织部部长高崇民带队访问延安，在面见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副主席时，提出关于收复东北失地的建议，建议中央组建若干个东北干部队，挺进敌后，打击日本侵略者。这对收复东北四省会有重要作用。

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副主席，对这一建议极为认可和重视。

1939年夏，在东北工作委员会的主导下成立了东北干部队，任命张学良的弟弟张学思为队长，东干队出发前夕，任命高崇民的儿子高存信为指导员。

东干队经过一年的训练，于1940年9月出发，目标是开赴东北开展抗日斗争。

国共达成统一战线之后，八路军的三个师逐步分散成独立的小部队，纷纷开赴敌后发展，足迹几乎遍布中国北部，长江以南则有新四军力量的存在。但是唯独在东北，中共的力量仍处于空白点。

此时的延安与东北抗联的联系处于中断状态，这样的中断是从1934年开始的。

1933年，中共中央迁往苏区，领导抗联工作的满洲省委通过上海中央局与中央保持联系，但是到了1934年，上海中央局机关遭遇大破坏，中共中央与东北的联系从此被割断。

同年，经过一年苦战的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中央红军被迫开始转移，漫长残酷的转移路途中，一方面要抗击追杀封堵的外部“围剿”，内部还要多次面临关于大是大非的争议甚至兵戎相向，犹如走在一条钢丝绳上的中共中央自顾已经不暇，在生死存亡之间，没有余力再去顾及远在东北的抗联。

失去中央的指导，由于地理方位的因素，满洲省委转而接受中共中央驻莫斯科的共产国际代表团的领导，但是莫斯科的代表团并不信任满洲省委的干部，不断把他们调往莫斯科进行审查，这期间有的领导甚至一去不复返。

到了1936年，来自莫斯科的号令干脆撤销了满洲省委，将其拆解划分为4个省委、1个哈尔滨特委。中共在东北的存在原本就力量有限，既往的一盘棋模式被人为地拆分后，力量更加削弱。又过了一年，驻共产国际的代表人物王明匆忙回国，东北的共产党人就此彻底失去了与中央的联系。

东北抗联在实力最兴盛时共组建了11个军，但是由于满洲省委被撤销导致缺乏统一号令，孤悬东北的共产党人，一直在尝试以各种方式联系中央，期待在艰难困境中得到具体的工作指导和支持，他们在迫切中甚至几次集结兵力向关内进行武力突破，终因驻东北日军实力强悍，加之路途遥远，与内陆信息隔绝已久，各种不利因素交织成为一道无奈的墙，诸多努力最终都归于失败。此后在日军最精锐部队关东军的强力“讨伐”下，随着杨靖宇、赵尚志等代表性人物的牺牲，数年后，东北抗联在极为艰苦的条件下，将抗联部分部队转移到苏联境内进行休整。

共产党人在度过了最艰难的时期后，最终在延安再次恢复生机，随着下辖三个师的武装力量逐步在敌后站稳并开始发展，与东北恢复联络的工作也提到了日程上来。陆续从延安和晋察冀辖区抽调人员前往东北潜伏，建立秘密交通站，努力与抗联取得联系。同时抽调一批东北籍干部成立了东北干部训练队，简称“东干队”。

张学思的夫人谢雪萍老人回忆：1940年，大约六七月吧，从女大一起调了五个女同学，都是他们队上干部的爱人，调到了他们东干队。东北干部队里的都是东北人，是专门准备打回东北去的。八十多个人，人不多，有东北大学的学生，还有少数是张学良的下级军官，张学良不是被扣了嘛，他的一些下级军官就跑到这边来了。

准备整队开赴冀中，冀中包括现在的北京周围这一大片，叫冀中平原。最初的想法并不是到冀中，是先到华北，然后通过华北再奔东北去，打回老家去嘛。

当时冀中的政治部主任孙志远回延安了，汇报工作，东工委的刘澜波等一些人也在延安。

我们要出发了，9月6号下午，张学思叫我和他去见几个人，这时同去的还有高存信和白竟凡，这次吃饭是我和竟凡第一次见面认识，对东干队的人包括高存信等我也不熟悉。我们四个人一同来到了大队的总部，当时见到了从晋察冀边区回延安准备参加七大的舒同、孙志远、李延禄、刘澜波等领导，见面会由中央组织部主持，舒同和孙志远介绍了敌后根据地的情况。

晚上他们请我们四个吃饭，在那个艰苦的年代，请吃会餐更是很少有的，我们心里特别高兴与兴奋。

吃饭时就说这次是给你们送行了，也是为你们祝贺了，你们的婚姻中央已经批准了，这一餐饭就是全包了意思。那时，在延安，青年们结婚都要履行组织手续，我们的结婚申请组织上批准了。

到达晋察冀，张学思将毛泽东的亲笔信交到了聂荣臻手里，这封信的大意是，张学思是张学良的四弟，延安培养的好干部，目前计划挺进东北，让聂荣臻注意培养和帮助。

在当时，不仅指导员高存信不知道有这封信，连谢雪萍也不知道。直到1982年，当年聂荣臻身边的参谋张元泰在一次会议上回忆起此事，大家才知道还有这么一封信的往事。

当时聂荣臻看完了信，表态说现在去东北条件不成熟，东干队进去很难站住脚，不如留在晋察冀工作，等时机成熟再进东北。

张学思表示同意。

谢雪萍口述：

原来是打算从延安到东北的，但是走到半路中央就改变了。

我们是9月走的，走到十一二月，一到晋察冀就遇着敌人大“扫荡”，敌人第一次实行“三光政策”，要把整个冀中平原全部给弄清楚了。那时候孙毅带着抗大二分校，晋察冀司令部就让我们跟着抗大二分校活动，跟敌人转圈，敌人到东我们到西，他到西我们再到东，就那么转。

孙毅将军是很有名的红军将领，个子不高，瘦瘦的，地方上的老百姓都认识他。他当时给我们讲话作动员，还提到之前也有一个东干队，到了前线表现不怎么样，不少人投降了日本。我听到这些话很是反感，我想我们绝不会是那种人的，他的话对我刺激很大。

“文革”后孙毅同志两次到我家里来，给我送条幅，要我看得远一点。

我们天天白天行军，晚上休息。到了12月“扫荡”基本结束，我们就开赴吕正操的冀中来了。

这时候中央来电报了，在冀中就地分配，不让去东北了。为什么呢？当时日本人对东北控制得很厉害，过去了生存很困难，也活动不了。本来的想法，是要这些人锻炼锻炼的，都是二十几岁的年轻人，热情挺高的，实际上都没实践经验，所以说就地分配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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