逸卿《我的右派姑姑》
当浩劫过后,还少有遭遇过不幸的人,能够将自己的苦难变成思想。而只有将苦难变成思想,才能够消解或淡化一种深层次的不幸与悲哀。我记忆中的姑姑的影像是被定格在四十岁左右的,我那时有七八岁。她生于1916年,正是军阀割据的动乱时代。姑姑戴近视镜,含蓄坚毅的面庞,下颌总是微微扬起。她说话的声调和语言,就如同她纤巧的形体和明净的前额一样清晰而斩截。她是我父亲的姐姐,我唤她七姑。她曾经是北方师范大学的温雅漂亮的女学生。毕业后就在长春作教师,会英文也懂日语。解放后在家乡锦州教书,她的出类拔萃是这塞外小城所闻名的。她作教学观摩课,在集会上演讲,业余也代人诉讼作律师。她穿着解放后最流行的布拉吉活跃在校园,和一切她应该出现的文化场合。在我的记忆中,她是颇可以用气质二字来形容的。因为即使是最土气的衣服穿在她身上,便截然不同。因为气质的存在似乎已经模糊了长相本身,抑或说,一种氤氲着的气息将其体态和五官,都笼罩在一种微妙的虚无中。她嗜好饮酒,每次来我家都和我父亲对饮,并不时爽朗地笑着。每次来都给我买些糖果和面包,那是一个乡村孩子从没有见识过的。父亲常对我们说,我这姐姐本来应该是男儿身,在乱世不作佳人便作将军。而她却偏偏作什么莫名其妙的右派。父亲不停地摇头叹息。我后来再见到她是文化革命开始的第二年,那是一个严寒的冬天,她穿着单薄的黑棉衣,围着褪色的花格羊毛围巾。依旧是明净的前额和微微扬起的下颌,她看上去有五十岁。和我父亲对坐在饭桌前,平静而略带忧郁地说:“嗯,看来大难将临,这和当年的反右如出一辙。二弟我们该怎么办?”父亲不作声。只见她久久望着窗外,自言自语:我也不会害怕,该经历的已经经历,大不了杀头。说完格格地笑,下颌微微扬起。父亲说:“可是还有孩子们,他们会受牵累的。”“那也没有办法,这是人祸,人欲造祸比天灾厉害千万倍。你该记得一九四八年我们是怎样逃出长春的。”父亲捻灭了手中的烟蒂:“当然,那不是天灾本来就是人祸,人作孽不可活啊。”七姑说:“当时长春围城,我们同几十万市民被困在城郊的大甸子上,正是七八月连绵的雨季,饥饿的人群,皮包骨的孩子们,那哭声震动天地。我们被困了整整半月,死者如山。当时的死人和活人都泡在雨水中,那些裸露的尸体愈泡愈大,后来不断传来砰砰噗噗声,是肚皮被泡得爆裂了,只见血水四溢臭气熏天。” “我当然知道那场景。当时穿上大哥的国民党服我才得以出城,不然,我的肚皮也会爆裂。”“呵呵,当时你被你的党派遣,装扮成商人到长春卧底。我当时就怀疑你的来路,多年不见,为何偏在兵临城下时来。后来几天都不见你,直到你大哥手里拿着一份国民党通缉令,说有一位姓陈的探子,在城内四处活动,已获取了我军大量情报。即速捕获。就这样,你才换上了国民党保安服出长春城。可是你出城后竟找不到你的组织,这本来是不可被人原谅的。”“唉,不堪回首,不堪回首。”父亲摇着头。然后我只记得他们又说到什么四野,林彪,郑洞国的名字。我当时十四岁,颇不感兴趣这个话题,就只记得父亲最后说,听说你是用两块金砖雇一辆马车出城的,总算留了一条命。”父亲和姑姑将酒一饮而尽,父亲说:“这个文革恐怕来头不小,会有大人物遭殃了。我们这些小鱼虾算什么,死活一个价。父亲停顿一下又说:“你也许会被追问的,当年你是如何出长春城的,这件事如何说得清楚。父亲压低一下声音,你可是国民党员,又当过党国的辽阳妇女部长,至于右派毕竟是解放后给你的。而他们会十分警觉你过去的身份。父亲皱一皱眉头说,你应该知道,这个天下本来是靠严密的潜网才得来的,我在白区多年,深知其手段之高妙处。”七姑不再作声,我看见她用纤细的手指不停地摆弄着那只空酒杯。明净的额头和双颊微微泛红。我似乎第一次看到她是如此高雅和美丽,我不无担心,她纤巧的身躯将何以承受这即将到来的苦难。七姑走后,父亲对我说,世上再没有你姑姑这苦命人,她三十多岁死了丈夫,独自把三个孩子拉扯成人。而不久就得到消息,也就是这次离开我家后,七姑遭受到空前的灾难。她因为右派和国民党员的双重身份被无休止的批斗鞭笞。她遍体鳞伤,昏过去又被冷水浇醒,第二天苏醒过来便带着伤痕照样去劳作。她做着男人都做不来的苦力,只为争一口稀饭吃。她用手和泥垒墙,家里的土坯房子就是她和家人垒起来的。因为一个反革命的家庭是不会有人愿意帮工的。我常想:人类求生之欲望竟然如此任性,原本强大于外力所给予它的一切苦难。而这承受苦难的程度,竟偏偏乐于在一个纤弱的女人身上去反复验证。这都是为什么,仅仅是因为她有着微微上扬的下颌和不时泛出微笑的嘴角?诚然,我的姑姑全然应该是女性的,正如她的纤巧的双手和玲珑的形体。她美丽的丹凤眼和清和的微笑,本与那磨难轩轾不偕呀。然而过多的苦难和不幸,已将本来柔弱的生命异化了。而美丽一旦变得粗糙坚忍,其实比死亡更为可怕。东北有一种抓根草【学名绊根草】,它匍匐在野地横向生长,其生命机能似乎都在那个节上。当你折断它芟翦它,它就会不断地在那节上长出新的根须,且更加牢牢地抓进泥土。而且从不怕践踏,农民田里最忌讳的就是这种抓根草。我的姑姑也许就是这苟活在瓦砾堆中的抓根草,而且抓住泥土时,无论怎样践踏,一活就近于百年。然而,这抓根草虽获得了生之机能,却已经被雪剑霜刀所变异,因为它被践踏于脚下,再不会直立生长。七姑被改正右派后,不久就退休。她在一所中学教课,穿着老旧的衣服,生活似乎清贫得近乎病态,因为当时的她已经有着高薪,却没有想到为自己失去的一切,作稍稍的补偿。在她生命弥留之际我去看她,她已经近于不能说话的昏迷状态。奇怪的是一天中,我不止一次看到,她不时地摸索着枕下的一个纸包,原来里边是一叠钱。她不断地翻腾出来又放回原处,翻腾出来又放回原处,且微弱地自语:“给儿子买菜,他不能再受苦,不能再受苦。”其实姑姑有三个孝敬的儿女,他们生活得都还不错。我的心猛然一震,这弥留之际的动作完全是潜意识的,甚至是梦寐的。而这已经表明,我那个慷慨豪气的姑姑已经随着她的时代远去了,而她所唯一系念的仅仅是一包触手可及的“实在”。通常,当一个美丽健康的生命,经过太多苦难就会出现两种截然不同的人生状态。即高贵的虚空和卑微的质实,这是两种迥然的生命选择。而后者,是以被戕害的美丽为代价,这是最为残酷的人生悲剧。其根源就是生命曾经被畸形的挤压和无情的残忍过。或者说,当一种生的极端不自由一旦获得自由,人的心灵就会处于麻木而无所适从的状态。我记得刚刚参加工作,和我一起的就有刚刚被改正过来的右派,他们默默无言的工作,衣着,语言和一切生活细节已经有异于常人。那种过度的谨小慎微已经与卑微等同。似乎他们已然默认了过去所强行加予他们的所有不幸,而对于后来的反正,竟被看作一种天外飞来的恩赐。甚或后来有右派演讲家是处演讲,意谓所遭遇的种种不堪,是祖国母亲打错了自己的孩子,孩子岂可记母亲的仇?而此种自我解嘲是庸俗而肤浅的,还没有一点理性的反思。从人性和法制的角度观照,祖国母亲如此虐待和戕害自己的孩子,在文明国家是要受到法律追究与制裁的。诚然,中国的数次政治灾难,已经畸变了国人的灵魂,甚或经过百年千年都会残存在民族的生命和血液中,正所谓万劫不复。我的姑姑作古已经六个年头,如果活着正好百岁。我不时忆起逝去的岁月,而与悲伤岁月相萦牵的便是这些记忆。当一切感性的东西,沉淀为物象时再去著笔,或许更接近于真实和理性。对于人生命运的叩问与选择永无休止,对于自由的憧憬与渴念亦同样永无休止。2016年7月14日溽暑逸卿于锦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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