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上海长大的澳洲犹太人讲那过去的事情
撰文：Elizabeth Winkelman
翻译：那娜
这部分里，我们采访了四位定居于澳大利亚的犹太后裔，他们每一个都曾在上海生活。他们的共同经历是在二战中迫于欧洲日益严重的反犹情绪，不得不背井离乡，漂泊远东。而当时的上海，为在世界上备受敌视的犹太难民提供了一个安全的避风港。正如查姆· 魏兹曼（Chaim Weizmann）说的：“世界似乎被分成了两个部分：犹太人不能生存的地方和犹太人不得进入的地方。”这些都反映出犹太难民因宗教歧视和战争而四分五裂的生活。在这里，我着眼于身份认同、关于上海的回忆和最后定居澳大利亚。
这一期，我们很荣幸能采访到这些人，聆听他们的故事。每一个人都讲述了在人生旅途中的各个阶段，背井离乡，克服障碍，寻找新生活的移民故事，每一个都独一无二，每一个都引人入胜。战争、种族歧视、还有文化差异导致不幸；正常生活被完全打乱。
山姆· 莫辛斯基在上海出生，上海长大。他后来搬到了墨尔本，作为财务主管有着杰出的职业生涯。山姆根据他的经验写成了《再见，上海》这本书，后被拍成电影短片。诺埃米· 达利卡斯的家人从纳粹德国逃出到上海，并在那里生下她。诺艾米在上海度过了人生的第一个六年半。彼得· 普尔弗的父母在“水晶之夜”两周后也逃到了上海，后来，他们坐船来澳洲的途中滞留香港，在半岛酒店的宴会厅里住了六个月。大卫· 金斯伯格的父母来自海参崴，也是在上海生下了他。定居澳大利亚之前，他先去以色列住过一段时间。
彼得与本刊英文主编Elizabeth合影
我的名字是彼得· 普尔弗（Peter Pulver）。我1936 年的8 月出生在柏林。我的父母在”水晶之夜(Krystalnacht)”两周后离开柏林，那时我两岁多。我们坐火车去里雅斯特，在那里登上了去上海的船。上海是一个开放的自由港口。他们住在一栋两三层楼高的房子里，那里后来成为了外国人聚居区，我两位婶婶家也在那里。
我的父亲与一两个伙伴合伙经营女装生意。我的母亲和阿姨在当时的法租界开了一家小小的童装店。我的母亲在德国时曾是私人秘书，能说一口流利的英语和法语。我阿姨是一个技术工人，他们在一起制作服装。当一切都安顿好，我开始去上海的犹太学校读书。
孩童时期的彼得
日本鬼子来后，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我父亲的生意被查封。一位中国将军看上我们住的地方，于是我们被立刻踢了出来，不得不搬家。剩余的家人转移到犹太隔离区（ghetto），我们则住在商店后面小小的隔间里。白天这里是一个工作室，晚上我们就睡在那里。但住进隔离区这种地方，来自伊拉克犹太人和美国来的救助金就断了，而那些身无分文的难民们要怎么办呢? 我的父亲是厨房基金（the Kitchen Fund）的名誉秘书，他通过各种方法募集资金来帮助这些人，这就是我父亲整个二战期间的工作，妈妈和阿姨则负担我们的生活。
战争结束后，我的父母和阿姨试着跟以前认识的人联系，其中一个是我阿姨的前男友。他在澳大利亚有一个哥哥，帮我们申请到来澳大利亚的许可。我们乘坐名为“General Gordon”的船离开，去香港中转。原计划是在那里呆一周，然后乘坐Duntroon号前往澳大利亚。你可能会觉得好笑，我们被安置在了半岛酒店。别笑，先不要笑。我们被安置在半岛酒店的舞厅里，睡在担架上。大厅中间拉起一根绳子，挂上床单，女人住在一边，男人住在另一边。这本该只有一星期，可是澳大利亚方面出了一个政治问题，人们说：“ 我们的军队还陷在中东，他们怎么能用这艘船来运送难民。”于是，我们的船被取消了。我们在那里滞留了六个月。
半岛酒店的舞厅
有人开始小批量地偷渡，你所要做的就是从桌子下面递几元给某特定的人。但我的父亲是一个十分有原则的人，他不会这么做。所以我们在最后离开的那群人里。我们在那里呆了六个月。
你在那段时期是如何过来的？
他们提供食物。每天都是羊肉。就这样，如果我的孩子吃了羊排，我不会给他们晚安吻，因为太臭了……
诺埃米（妻子）：“从那以后他再也不吃羊肉了。”
那里离犹太社区近吗？
我们住家附近没有犹太社区。有趣的是，现在住在转角的那户和我们相处的非常好，他的父亲实际上曾是我们的医生，但因为年龄的差异，我们当时甚至不知道对方的存在。
我在埃森顿文法学校上学。我的犹太教育课则在星期天进行。我从Moonee Ponds 火车站出发，在Windsor 站下车。从那里我往下走，去以色列圣殿聆听宗教训诫。我在那里举行成年礼，结束后，我说：“我不去了，我已经受够了（训诫）。
对此你的父母什么反应？
我认为他们只是接受了。我的父母并不是狂热的宗教信徒。他们会在重要的日子里去犹太教会。他们在犹太教堂缅怀先祖，或进行诸如此类的活动。除此之外，他们并不经常去。我的母亲的父亲是犹太人，母亲却不是。所以她并没有被列为犹太人。是后来才皈依犹太教的，但不是因为结婚，他们从来没有真正沉迷于宗教。许多犹太人也是这样，包括以色列人。
你如何定义它呢？这是一个社区，人们对犹太人身份有不同的理解。
诺埃米: 我认为比起宗教信仰，这更倾向于一种文化认同。
彼得：是的，我知道一件事，真实发生过的。有一次我妻子在Dandenong 区的一家球店被叫住，交谈的结论是她确实是个犹太人，那个女人说：“天啊 ，你属于那怪异的教派。”事后，我对贝蒂说，如果那位女士眼中的犹太人仅仅是这样的: 在一个周六早晨，开车行驶在格伦艾丽娅路上，满眼尽是狂热的宗教徒……如果这就是她对犹太人的认知，那你就告诉她你是犹太人……他们不了解我们有这样庞大而多样的文化层次，他们也不知道我们在犹太社区中所处的位置。
童年时的彼得与父母
那段时期有对你们来说意义重大的照片吗？
诺埃米: 有，我们第一次被邀请回中国的照片。
彼得：有一个中国企业家，他同时也是当时顶尖的艺术家之一。他年轻的时候有过犹太邻居，后来他想把那段经历拍成电影。他与潘教授取得了联系。潘教授又来联系了你（诺埃米），我们就是这样被邀请去中国的。
总之，我们去了一大帮人。有来自澳大利亚的，有来自以色列的，有来自德国的，还有来自美国的。我们做了决定；我们去了上海；我们完整地旅行了一圈……我们带着孩子、妻子，还有孙子女，一起回去看了看。我在曾经的犹太隔离区找到了我祖父母曾住过的地方。我们发现曾经的小店变成了HugoBoss 的店面。我们还成功说服店家让我们进去看一看，尽管这并不容易，这样我就能站在那里说：“看，我以前就睡在这里。”
彼得一家曾经居住的弄堂
那是什么学校？
诺埃米：那里以前是上海犹太人学校，后来变了。我的学校叫“Kadoorie”。
彼得：那里进行全英语教学，所以当我来到澳大利亚时，能讲一口地道的美式英语。
学校里的彼得（第一排右二）
那么在上海犹太区居住时，你们是如何和中国人进行日常接触呢？你们经常和当地人交流吗？
彼得：嗯，我能记得很多的互动。我阿姨和我母亲雇佣的裁缝，我还记得被邀请参加她的婚礼。多么可爱的婚礼！我很早就学会了如何使用筷子。吃的是典型的中国食物。你提起筷子，到处挖。一旦你想到那个时代中国的肺结核病人和街上随地吐痰的人，在众人动快之后，你就不急着伸手夹菜了。
诺埃米：早晨的街道上，甚至可以看见孩子的尸体。
彼得：你得学会在别人开吃前迅速下手。是的，是有一些互动，我的父亲在做生意时经常和中国人打交道。不过我的母亲和阿姨更适合和欧洲客户打交道。当然了，主要是那些日本鬼子来时没被拘留的。
诺埃米：任何拥有英国护照的人都被扣留了。所以拘留了很多伊拉克人，他们都有英国护照。
你们这些从德国来的人呢？
诺埃米：我们没事，我们没有英国护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