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吧”老师
“是吧”老师
作者：李广生
小学六年级，我有过一次转学的经历，到邻村的另一所学校读书。这次经历让我认识了很多新老师，也给我带来一种全新的体验。相距并不太远的两个村子，规模相当的两所学校，教师的教学风格竟然有如此之大的差别，就像同一种食材，有不同的烹调方法、不同的风味特色一样。在这里我认识了一位数学教师，直到现在我依然认为他是一位好老师。第一次上他的课，我却闹出了笑话，让他和我都很难堪。
“这是一个行程问题，是吧？”他站在黑板前讲题。因为初次上他的课，我注意力非常集中，听他问“是吧”便立即大声回应：“是的！”他愣了一下继续讲：“而且是行程问题的相遇问题，是吧？”“是的！”我又大声回应。旁边的同学开始看我，并窃窃私语。当时我还在心里想：这里的同学为何不积极回应教师呢？他继续讲：“相遇问题也离不开时间、路程、速度这三要素，是吧？”“是的！”我继续回应。教室里开始有人发笑。他意味深长地看了我一眼，继续讲：“但相遇问题的路程是两个人共同的路程，是吧？”“是的！”我话音刚落，教室里发出哄堂大笑。他涨红了脸，略带恼怒地对我说：“注意听讲，不要乱接话茬！是吧？”虽然心里觉得挺委屈，但还是习惯性的回应：“是的。”很多同学笑的前仰后合……
后来我才知道，这位教师讲课时几乎每句话后面，都要加一个疑问词“是吧？”，同学们都称他为“是吧老师”。他问“是吧”其实没有任何实际意义，不需要回应，完全是口语习惯，俗称口头语。同学们习惯了，见怪不怪，自动忽略他的“是吧”。他真正需要我们回应的时候，往往会加重口气并停顿下来。除了这点缺点，他是个非常好的老师，关心学生，态度和蔼可亲。课堂之外，他说话时也会带有“是吧”，但不很严重，一旦进入课堂、登上讲台，“是吧”就挂在嘴边。在我的十三年全日制学校生活中，遇到过几位这样的教师，程度不同。有位教师喜欢说“是不是”，差不多每句话后面都带着，在背后我们叫他“是不是老师”。
自己走上讲台后也差点儿成为“是吧老师”。校长听完我的课，对我说：你有口头语，趁着年轻赶紧扳一扳，习惯了就改不过来了。年轻气盛的我还不服气，对校长说：“不会吧，我自己怎么没发现？”校长对我一笑，说这就叫灯下黑。再上课时我就留意一下，并询问学生，果然如校长所言，我习惯说“是这样吗”。虽然没有到很严重的程度，但也有形成口头语的趋势。于是，我下决心克服这一毛病，还好没有养成痼疾。
后来我曾反思自己为什么会养成说“是这样吗”的习惯，得出的结论是——恐惧。站在讲台上我有点怕，怕什么呢？自卑、害羞、天生腼腆的个性让我怯于当众说话。我是个内向且自卑的人，这点好像只有我自己知道。教师所要面对的挑战很大一部分来自于自己，性格就是重要的一方面，能力还在其次。江山易改，本性难移，有些人确实不适合做教师，既不是能力问题，也不是师德问题。说话真的那么可怕吗？我们必须还要回到教育本身对这一问题进行探讨。
教育即关系，教育所揭示与展现的是人与人之间、人与自然和社会之间，过去与未来之间的各种各样的复杂关系，在关系中认识自我和世界。一个人是否接受过良好的教育，其显著的标志是能否在复杂的关系中确认自己。既然教育即关系，那么教学即对话，在对话中认识、澄清、理解各种关系。教学的对话性决定了课堂上教师的话语是以直接的、即时的、情境的对话方式存在，目的在于唤起对方的互动。讲课这个词实际上是对教师教学的误解，即便是非常善于讲的教师，眼前没有学生也很难讲好。还有的教师，如果不能与学生形成对话，简直一句话说不出来，比如我。某网站请我录一节课，让我很是为难，对着镜头，我不知道讲什么，也不知道如何讲，只好拿着讲稿念。讲课，名为教师讲，本质上是师生的对话。所以，教师最怕的是没有回应。站在讲台上，说一句话，问一个问题，如石沉大海一般，会让教师焦虑不安。
特别是那些初登讲台的教师，每个孩子对他们来说都是难解的谜团，他们不知道自己的话孩子能否听懂、是否明白、感兴趣与否。如果能够得到孩子的积极响应，他们会感到信心倍增，如果孩子们表现出一脸的茫然或漠然，他们则会有强烈的挫败感，会因此而不知所措。正因为如此，他们会积极寻求学生的回应，通过询问的方式让孩子与自己形成对话和互动。于是他们就会把“是吧”“是不是”“是这样吗”等挂在嘴边。天长日久，养成习惯，就成了积习难改的口头语。
课堂教学是双向的对话而不是单向的讲话，这一点教师们非常清楚。在他们还是学生的时候就深知，如果不能形成对话教学将无法实现。那些只顾自己讲话的教师，会成为学生暗地嘲笑或敷衍应付的对象。但是，长期以来课堂的“一言堂”现象普遍存在，受到人们深刻批判，将其视为教师的陋习和教学的顽疾。不少专家大声呼吁要打破教师的“一言堂”，不少学校制定出具体的措施矫正教师的“满堂灌”，比如限制教师讲的时间。所有的指责都指向教师，好像他们是“一言堂”的始作俑者、“满堂灌”的坚定捍卫者。事实果真如此吗？
我认识一位教师，他的口才非常好，讲起课来滔滔不绝，深受同行的好评。有一次观摩他的公开课，非常精彩，连听课教师都不由自主地称赞。下课后我向他表示祝贺，他一脸苦笑，对我说：“好什么好，你看学生，听天书似的。”很明显，他对自己的表现并不满意，最主要的原因是没有得到学生的积极回应。教师自己并不喜欢“满堂灌”，在长期观察的基础上我得出这个结论。站在讲台上孤芳自赏似的大段独白，把课堂变成“一言堂”并非教师的追求，他们也希望或更乐于看到师生之间热烈地交流。
确实有些教师满足并陶醉于“满堂灌”“一言堂”，习惯于当课堂的主角，控制课堂的话语权，把课堂当成自己传经布道的讲堂。但是，我们也不能忽视，还有很多教师深受“一言堂”的困扰，因为无法形成对话而心情郁闷。站在讲台上，他们感觉自己是个孤独的言说者，像个不能唤起观众情绪的蹩脚的演员，无助感、挫败感萦绕在心头。“满堂灌”的背后有很多局外人无法了解的苦衷。
教师经常替教育“背黑锅”，我一直强调这一观点。“满堂灌”的教师其实是“一言堂”的教育的产品和工具。“一言堂”的教育塑造了“满堂灌”的教师，“满堂灌”的教师又加剧了“一言堂”的教育，我们陷入一个神秘的怪圈，也可以称之为恶性循环。有且只有一个标准答案是目前教育的一个显著特征，标准化考试所信奉的也是这点。既然答案是唯一的，那么课堂就只能是“一言堂”。哪怕开始是“群言堂”，最后也要统一为“一言堂”。作为一名中小学教师，他们一方面洞悉对话的重要，没有对话就没有情感的交流和思维的碰撞，没有对话就没有教学；另一方面又深知讲话的必要，因为所有的讨论和解释都有唯一的标准答案，没有讲话就没有成绩。没有对话就没有教学，没有讲话就没有成绩，一个两难问题摆在教师面前，让他们莫衷一是。
非常明显的是，对话的效率低，师生讨论一节课也许没有任何结果，还也许会生出很多莫名其妙的东西。讲话的效率高，只需要几分钟的时间就能把某个结论清楚明白的告诉学生。如果只要结果的话，最好的办法是“满堂灌”，教师只要讲得条理清楚、明白晓畅即可，若是再幽默一些更好，总之对讲的基本功要求很高。但我们又都清楚过程更加重要，因为对话的过程是发展高阶思维的过程，智慧在对话中生成。重结果还是重过程又成为一个两难问题，摆在教师面前。
一位年轻教师向我倾诉她的苦恼。站在讲台上，她一方面希望得到学生的积极响应，在她的带领下认真思考并与她形成对话交流，另一方面希望学生能把她精心准备的那些观点和结论全部吸纳并牢牢记住。她会很在意学生的神态和体态，一旦发现学生可能走思，就会用“看这里”这句话提示。久而久之，“看这里”就成了她的口头语，无论她怎么说“看这里”，也不能吸引学生的注意力了。因为无法吸引学生的注意，没法形成对话，她的课堂经常陷入沉默。沉默令她非常难堪，为了避免这一情况的发生，她只能用自己的大段的讲述填补沉默留下的空白。于是，她的课堂就变成了典型的“一言堂”，她越来越擅长“满堂灌”，中间时常穿插着“看这里”的口头语。
我跟她讨论：沉默真的很可怕吗，为什么不再等一等？她给出的理由是教学进度不能等，考试不能等，那些课标所规定的应知应会的教学内容不能等。“一节课下来，总要让学生有些实际获得吧。”她对我说。这时我更加深切的意识到，教师真的不容易。这时候，如果我直接指出她的问题并要求她立即改正，似乎有点强人所难，也有点不通情理。事实上她自己已经意识到了问题，也正在谋求改进。
我想起以前自己在讲台上，也有过类似的经历。我希望看到学生热烈的讨论、激烈的辩论，但又没有耐心听他们漫无边际的发言。一旦有孩子偏离了主题，或是提出一个超出我预设的想法，就立即把他拉回来，拉到我给他们设计好的轨道上。后来我发现他们变得很乖，总是很快也很准确的讨论出我希望他们讨论出的结论，就像是我肚子里的蛔虫一样，知道我想什么，也知道我想要什么。
那时候我以为学生的实际获得是具体的知识和结论，如一条原理、一个公式等。当时我每讲完一句话都要问学生“是这样吗”，看到他们点头示意，我会觉得很满足，很有成就感。我认为我们之间的对话已经发生，就兴高采烈地讲了下去。直到有一天，我发现我们之间只是习惯性的配合，像条件反射一样，明明不是这样他们也点头表示是这样。但是，心里依然有个声音替自己辩护：我告诉他们的这些都是重要的知识点，一定会出现在试卷上，和成绩存在密切关系，需要他们牢牢记住。我之所以没有在这条路上越走越远，最主要的原因是我理解了自己为何如此。对这位教师而言，她是不是也需要理解呢？
语言即存在。一个人的存在方式和存在状态可以通过他的语言表现出来。解析教师的语言是件很有意思的事情，从中你能够发现很多关于教师的秘密。我致力于理解教师的探索，我希望自己能够成为一个理解教师的人。帮助或指导教师必须建立在理解的基础上，否则极有可能是添乱或是瞎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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