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原创的人生

过原创的人生

作者：李广生

“做真实的教育，过原创的人生”，是我创办“教育人生”的宗旨。在以前的文章中，我花了很大力气论述“真实的教育”，并把对它的追求具体化为“生命课堂”。关于“原创的人生”我提出教师的“五项修炼”，即：以实践反思为明线、以教育主张为暗线，一明一暗，相辅相成，贯穿于1.提炼核心问题、2.聚焦关键事件、3.澄清教学主张、4.积累教学智慧、5.修炼教学风格这五项修炼之中。最近一段时间，频繁参加立项课题的相关活动。渐渐地意识到，建立“教师范式”或称之为“实践范式”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范式（paradigm）的概念和理论是美国著名科学哲学家托马斯·库恩(Thomas,Kuhn) 提出并在《科学革命的结构》(The Structure of Scientific Revolutions)（1962）中系统阐述。它指的是一个共同体成员所共享的信仰、价值、技术等等的集合。我个人认为，通俗的讲，范式就是到哪座山唱哪座山的山歌。同一件事，在不同的范式里会得到不同的解释。法不可赦，这是在法律范式内做出的判断；情有可原，这是在人情范式内得到的结论。到底是“不可赦免”还是“可以原谅”，取决人们依据的范式。

有人说教育是科学，有人说教育是艺术，其实都没错，这是教育在不同的范式中表现出的不同的属性，且二者没有排他性和对立性，因为它们根本存在于两个不同范式。就像说一匹马是白马也是母马一样，白马是从颜色进行定义，母马是从性别进行定义，二者不矛盾。教育科学与教育艺术可以共存但不可以混为一谈，即：不可以用教育的艺术性评说教育的科学性，也不可以用教育的科学性评说教育的艺术性。

研究越来越受到教师的重视，教师如何做研究成为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现实性问题。在《不要成为别人的打工仔和小白鼠》这篇文章中，我提出“教育科研存在两种范式，一是专家范式，二是教师范式”。概而言之，专家范式是把教育当作学术来研究，所以也叫学术范式；教师范式是把教育当作实践来研究，所以也叫实践范式。学术范式的研究要符合学术规范，实践范式的研究要符合实践要求。教育既是学术又是实践，这一点毫无疑问。但是，教师搞研究是遵循学术范式还是开创实践范式呢？这个问题需要讨论。

我个人认为，学术研究是教师短板，一是因为时间和精力有限，二是因为缺乏相关的学术训练，开展学术研究有点勉为其难，甚至可以说是赶鸭子上架。但这并不指全部，确实有些教师有学术研究的志趣和能力，并取得可观的成果。实践研究是教师的优势，因为他们每天都在教育实践之中，掌握着丰富的第一手资源，开展实践研究得心应手。但也不能否认，很多的教师有实践而无研究。

从我了解的情况来看，大部分教师做的是实践研究，但依据学术研究的范式。就像研究一匹马的性别却非要看颜色一样，搞出来的东西，既有学术的味道又有实践的影子，既不符合学术规范又不能解决实际问题。为什么会这样，为什么众多教师舍弃自己的优势把精力花在短板上，宁可荒了自家的地而去种别人的田？事实上这是教师的无奈之举。

学术范式是较为成熟的范式，标准、方法、技术、形式、体例、要求等系统而完备，教师依葫芦画瓢就能像模像样。实践范式的研究怎么做？没有现成的模式。也正因为如此，成果认定的相关标准也都依据学术研究的范式而定。一是不知如何做，二是做也得不到认可，所以教师只好放弃自己擅长的实践研究而挤到学术研究的队伍中。

我查阅了国家的基础教育成果评选办法、北京市的基础教育成果评选办法，发现所有的成果都要求用一种体例呈现，都采用同一评价标准，也就是学术研究的体例和标准。这就意味着用一个标准既要选出白马又有选出母马。如果这个标准是依据颜色而定，那么研究母马的人为了得到认可，就必须拿出相当一部分精力投入到颜色的研究中。即便如此，他们和专门研究颜色的人相比还是有差距。

和一个课题组教师交流。按照计划，研究过半，实质性的工作却并未深入开展。我问他们，这一年都干什么了。他们的回答是：定义核心概念、查阅相关文献、学习相关理论。案头工作占据了他们绝大部分时间。我问他们，既然是实践研究，为什么不积极开展实践。他们说这是科研工作的要求，不能闷头干事，还要抬头看天。我明白了，是学术范式的科研误导了他们。我问他们下一步重点工作是什么。他们说整理资料、撰写研究报告——还是案头工作。前期查资料，后期写报告，一项关于实践的研究实际上是在办公室完成的，真正的实践很少很少。很多结题报告就是开题报告的翻版，既没有实践，也没有研究，研究成果在开题那天，就基本确定了。我问课题组成员，参与课题研究最大的收获是什么。他们纷纷表示，科研能力提高了，学习了很多理论。一项关于实践的研究，若不能让教师的课堂有所转变，其意义和价值何在？

教师对研究最大的诟病是没有实用价值，罪不在研究，不是研究本身的问题，问题是如何研究。应该说教师们对基于实践、为了实践、在实践中进行的研究是欢迎的，因为他们能够获得真正意义的回报，而并不只是一张证书。不能让严谨的学术范式束缚了教师，要让灵活的实践范式吸引更多的教师投身研究。关于研究的评价要改革，教师自身的研究观也需要改变。

袁隆平，中国杂交水稻育种专家，中国研究与发展杂交水稻的开创者，被誉为“世界杂交水稻之父”。他不仅为解决中国人民的温饱和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做出了贡献，更为世界和平和社会进步树立了丰碑。他的研究成果获得第一个国家颁发的特等发明奖、首届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

王化永，湖南省隆回县羊古坳镇赵家冲村党支部书记，被称为“最会种水稻的农民”。羊古坳镇承担袁隆平超级稻高产攻关试验，先后实现亩产700公斤、800公斤目标，,但之后的830公斤、860公斤、900公斤目标均未能实现，高产攻关遭遇瓶颈。“愿意跟袁隆平学种田吗?”有人捎话给有实力、又有魄力的王化永。“好!”王化永答应得爽快。在袁隆平和科研专家的指导下，2011年，他收获亩产926.6公斤的成果，使得我国超级杂交水稻大面积突破亩产900公斤的世界难关。到了2015年,试验田更是突破亩产1000公斤，刷新了世界纪录。

袁隆平和王化永都是种水稻的人，但袁隆平是水稻育种专家，王化永是水稻种植专家，袁隆平的成果是种子，王化永的成果是粮食，袁隆平研究的是科技，王化永研究的是实践。王化永帮助袁隆平实现梦想，袁隆平帮助王化永实现价值。学术研究和实践研究不是对立的，作为一线教师，我们是当袁隆平还是当王化永？

1953年至1971年，袁隆平在湖南省安江农业学校任教员，正是在那期间他开始杂交水稻实验，他是从小学校里走出的大专家。

实践研究的范式还不成熟，需要教师积极开创，汇聚成一股力量，用实践范式的研究引导教师做真实的研究、研究真实的问题。开创自己的范式，说自己的话，想自己的事，搞自己的研究，做自己的教育，这也是“过原创的人生”的应有之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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