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读于非闇————对宋朝的“慕”与“恨”（五上）
作者：聂彦锋（山东理工大学美术学院中国画水墨工作室主任，天津美术学院中国画系山水专业硕士，天津大学工笔重彩专业博士）
解读
于非闇先生将目光投射在院体画上、投射在宋代绝非偶然。而是宋代商品经济繁荣、文官政治主导和正统文化回归所造就的中国艺术辉煌的最高峰必定成为后世画家们心向往之的朝圣之地。
于非闇先生羡慕、嫉妒、恨的情感跃然纸上，那股无比崇拜却又欲言又止、羞羞答答的酸劲儿着实可爱得很呢!
羡慕
唐宋两个朝代我们用具体的数据来做一下比较：
唐朝人口最盛时有五千多万人口（也有八千万之说），宋朝人口最盛时突破一亿。即使是南宋时的人口也比盛唐多一千多万。唐宋差距有多大？是近乎1：2的差距。唐朝最盛之时人口超过10万以上的城市也只有17座，而北宋末年超过10万以上的城市竟发展到52座。
唐朝与宋朝的差距有多大？是17与52的差距。北宋的都城东京（开封），是当时世界上最大最繁华的城市。而11世纪时欧洲最大的城市伦敦、巴黎、威尼斯等人口均不超过万人，到13世纪（南宋后期）西方最大最繁华的城市威尼斯仅有10万人口。不只是东京，宋代10万户以上的城市还由唐代的十多个增加到40多个，汴京和临安继长安、洛阳、南京之后，世界上第4、第5个人口超越百万的大城市。
北宋时，东京（开封府）、西京（洛阳）、南京（应天府）、北京（大名府）人口均在百万以上。
唐朝首都有140多个行业，宋朝首都有440多个行业。宋神宗时开封就有六千四百多家大中型工商业者，有八、九千家小商小贩。南宋时杭州城外都是“民物阜蕃，市井坊陌，铺席骈盛，数日经行不尽。”宋朝的产业结构的多样化、精细化与系统化远远超过唐朝城市。宋朝比唐朝多的每一新兴行业创造的价值是难以估计的。
每一个新兴行业的出现，都说明宋朝的蓬勃发展。每一个新兴行业创造的价值也是难以估计的强大。如宋朝新兴产业私人印刷业，把书籍大量翻印买到辽国、高丽、日本等国。宋商人用知识科技给宋朝换来大批利润。
大宋疆土
唐朝的城市在夜里实行宵禁政策，宁静漆黑，（灯火通明的唐朝夜景只是电视剧里的虚构）宋朝的城市在黑夜喧闹灿烂。宋朝已出现了最早的夜市。宋城在黑夜里是的光明之城。宋朝的城市是昼夜不息的商业涌动的城市。始终坚持着“城郭之人日夜经营不息，流通财货，以售百物，以养乡村”。所以宋朝的商业洪流、经济的繁荣进步增长即使在黑夜也不曾停息中断。唐宋差距有多大？是每天12小时与24小时的差距，是昏黑宁静与光明喧闹的差距。
唐朝最高年铸币量为唐玄宗时的32万7千贯。宋朝最高年铸币量为宋神宗时铜币506万贯，铁币为 88万贯。两者相差了近20倍。唐朝与宋朝的差距有多大？是30与500的差距。这还不包括宋朝政府发行流通的纸币。而且宋朝还有大量的黄金、白银也进入商品流通领域。一个国家的货币流通量代表这个国家的经济水平与实力。铜钱是足值货币，它本身的价值就超过它的面值。如果一年相差10多倍，十年、百年相差多少倍？唐朝与宋朝的经济总量差距有多大？
《清明上河图》局部
英国的经济史学家安格斯·麦迪森，他认为：“在960～1280年间，尽管中国人口增加了80%，但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却由450美元增加到600美元，增加了1/3；以后一直到1820年都保持着此水平。欧洲在960～1280年间，人口增加了70%，人均国内总值（GDP）则从400美元增至500美元，只增加了1/4。”也就是说，宋代的经济与生活水平，不但在纵向上优于其他时代，而且在横向上遥遥领先于同时代的欧洲。
《清明上河图》局部
无可置疑宋朝是中国历史上经济最繁荣的时代，是让同时期世界其它地域和民族都羡慕的封建社会巅峰。
如同著名史学家陈寅恪说：“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另一位著名历史学家漆侠先生曾指出：“在两宋统治的三百年中，我国经济、文化的发展，居于世界的最前列，是当时最为先进、最为文明的国家。”
陈寅恪
历史教授杨渭生先生也认为：“两宋三百二十年中，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所达到的高度，在中国整个封建社会历史时期内是座顶峰，在世界古代史上亦占领先地位。”
世界著名经济史学家贡德弗兰克也认为：“11世纪和12世纪的宋代，中国无疑是世界上经济最先进的地区。自11世纪和12世纪的宋代以来，中国的经济在工业化、商业化、货币化和城市化方面远远超过世界其他地方。”
法国著名汉学家谢和耐曾说：“在社会生活、艺术、娱乐、制度、工艺技术诸领域，中国（宋朝）无疑是当时最先进的国家，它具有一切理由把世界上的其他地方仅仅看作蛮夷之邦。”日本宋史学家宫崎市定认定:“宋代是中国历史上最具魅力的时代。中国文明在开始时期比西亚落后得多，但是以后这种局面逐渐被扭转。到了宋代便超越西亚而居于世界最前列。然而由于宋代文明的刺激，欧洲文明向前发展了。”宋朝的文明深深的影响了世界。
嫉妒
宋代前所未有的政治格局，便是如今的知识分子也对它趋之若鹜。在参与最想穿越回中国的哪个朝代的调查问询的时候，专家学者们不约而同地都选择了大宋。在科学技术、物质文化如此发达的今天，臭老九们依然嫉妒着一个千年前，那个让他们魂牵梦绕的宋代。
这种特有的政治制度是如何发展形成的呢？请诸君跟随我的脚步，重回宋朝。
《清明上河图》 局部
宋太祖朝萌芽的治国思想对文官群体逐渐倾斜
宋太祖—赵匡胤
在唐末五代割据、战乱之后,新生的宋朝建国。面对五代遗留的武夫称雄、藩镇割据、秩序混乱和皇权沦落的局面,宋初统治者首当其冲的要务便是收兵权与削藩镇。但随之而来更重要的任务,则是要全面思考政权的长治久安问题以及确立自己的治国思想和方略。
结合以往的惨痛教训和自身的政变经历,宋太祖及其谋臣清楚地意识到,长期以来政权面临的最大威胁是拥兵自重的武将势力,社会动乱的根源也在于武力超强干预政治的结果。这从建国次年宋太祖与亲信谋臣赵普的对话得到清晰的说明。宋太祖问道:“天下自唐季以来,数十年间,帝王凡易百姓,战斗不息,生民涂地,其故何也? 吾欲息天下之兵,为国家长久计,其道如?”赵普答道:“此非他故,方镇太重,君弱臣强而已。”因此,深刻反思唐末五代历史教训后,宋太祖矫枉过正,在确定治国方略时,逐渐萌芽“崇文抑武”的核心思想内容,即抑制武力因素对国家政治及社会生活的干预,强调以意识形态化的儒家政治思想、纲常伦理来控制社会。惟其如此,方能消弭武将犯上作乱的恶习,恢复并强化君臣尊卑关系,维系世道人心,最终达到维护专制皇权至高无上地位与王朝稳定发展的目的,这正是物极必反下时代发展的逻辑结果。这些初步治国思想作用的一个直接结果,却是对文臣角色的更多肯定,对其地位的更多扶植,并对承载儒家学说、培养文官队伍的科举制度勃兴发展的启动。与此同时,则是对以往王朝开国后依靠和培植军功阶层作为统治柱石传统的背离、抛弃,这也是宋代政坛没有形成一个军功特权阶层的原因所在。由此,还导致以往长期存在的“出将入相”现象的消失,而文武分途在宋代成为定势。
宋太宗朝文官士大夫角色和地位的显著提升
宋太宗在位期间,无疑是宋朝内政外交的重要转折时期,其治国思想及其重要方针,亦即所谓的祖宗之法因此而逐渐定型。就文官士大夫的角色和地位而言,此时也是重要的提升阶段。这一切又都与当时治国方略的推行与处理文武关系有着内在和直接的联系。
宋太宗不惜通过授阵图、滥用监军等手段钳制将领,实施“将从中御”之法,如当时人所说:“图阵形,规庙胜,尽授纪律,遥制便宜,主帅遵行,贵臣督视。”另一方面,又以循规蹈矩作为选拔武臣的主要标准。宋太宗公开宣称:“朕选擢将校,先取其循谨能御下者,武勇次之。”也就是说,对武臣重服从,轻果敢,从而削弱了武将群体的政治主动性及其能力。特别值得注意的是,随着两次北伐的失败,宋太宗彻底丧失了收复燕云的信心,由急于建立不世之功转为消极防御,同时接受了以赵普为代表的一批大臣“兵久则生变”的告诫遂放弃了收复燕云、实现军事强国的北伐战略。
宋 燕文贵 《溪山楼管图》
这种国家军事重点目标的转移,进一步直接导致军队将领作用及地位的降低,即由肩负对外征伐、拓疆的宏大使命变为承担对付内部乱臣贼子的寻常任务，实行所谓“守内虚外”之策, 将主要注意力转向内部,厉行加强皇权和维护统治秩序,以加强对国内的统治。因此,宋太祖时代萌芽的“崇文抑武”思想遂定型为治国方略,而在国家的政治生活中加以推行。在“崇文抑武”治国方略的引导下,宋太宗朝的文武关系继续发生变化。
由于宋太宗朝官僚队伍开始主要来自科举考试,而科举又是选拔文官的主要制度,因而科举出身者逐渐占据以文臣为主体的官僚队伍的骨干地位。在“文武分途”趋势之下,科举制度培养的文官与武将之间也产生了鸿沟。于是,士大夫的衣钵便为新时期的文官集团所继承。如此一来“, 士大夫”一词在宋代不再像以往那样含义宽泛,主要与科举出身的文官相联系,可称“文官士大夫”。到宋太宗朝后期,文臣队伍,特别是科举出身者在王朝政权中已居于突出的地位。武将群体则不仅地位下降,精神状态也呈现一派颓势,受到文官的轻蔑。
宋 燕文贵《纳凉观瀑图》
针对宋初以来逐渐形成的文尊武卑格局的原因,清人王船山不无偏激地评说道:“宋所忌者、宣力之武臣耳,非偷生邀宠之文士也。”学者邓广铭先生指出:“它(北宋)虽在实质上是‘依重兵而为国’,而在另一方面,它却又深恐,若使军政高于一切而无所制裁,则‘黄袍加身’的戏剧性事件可能还要继续演出。因此,它特别提高文职官员的地位,在王朝内外和举国上下都造成一种重文轻武的气势,把一些根本没有造反能力的士大夫压在将帅等类武职官员之上。”总之,在宋初两朝“崇文抑武”方略形成、发展的背景下,尤其是经过宋太宗朝的演变,统治者在处理文武关系方面逐渐采取了不同于前朝的态度,导致文武关系出现前所未有的变化。在这些规则的支撑下,基本确立了培植和壮大以科举出身为主体的文官队伍,以作为统治国家柱石的认识。也就是说,统治者初步完成了政治上对文官士大夫集团的选择。
宋真宗朝对文官士大夫政治选择的完成及其影响
宋真宗朝继承和发展了以往的治国方略及相关政策,并将其核心内容视为祖宗之法奉行不悖。在长期稳定而有利的政治环境下,文官士大夫随着自身地位的持续提高,逐渐承担起治国的主要角色。这种交互式的发展形势,势必促使宋朝完成对文官士大夫作为政治中坚力量的选择,由此而定型为鲜明的政治模式。宋仁宗朝以后历朝守成统治者都深受传统政治模式的影响,从而形成有宋一代特有的政治气象。
在宋真宗统治时期,可以说是以往治国方略定型为政治传统而盛行之时,朝野上下已经形成浓烈的“崇文抑武”风尚。从中央到地方的政权组织中,包括最高军事决策机关内,科举出身的文官都成为执政的主体力量。通过《宋史·宰辅年表》和《宋宰辅编年录》两书,可以清楚地看到此时宰执大臣基本出身科举文官的情况。当宋朝的国家机器主要依赖文官队伍运转,士大夫的政治地位得到优先保障,从而成为政治中坚角色时,这便表明宋王朝对文官士夫在政治上选择的完成。到宋仁宗朝及以后,传统治国方略下的政治模式以强大的惯性持续发展,其影响日益扩大,形成了鲜明的文臣治国的局面。就宋代文官士大夫在政坛的位置而言,确已达到前所未有的地位。宋朝以前盛行“出将入相”的现象,反映了功臣勋贵群体执掌朝政的事实。
政治格局在两宋动荡之际,虽然发生某些变化,武将群体的地位有所提高;但南宋政权在稍显稳定之后,又继续坚持传统的治国方略,甚至不惜通过杀害岳飞的手段,实施第二次收兵权,力求恢复长期以来的统治模式。南宋时长期由宰相兼任枢密院长官,各地统军体系也依旧受到文官的控制,则皆为文官士大夫当政的产物。诚如宋诗云:“满朝朱紫贵,尽是读书人。”应是对宋代一以贯之政治模式的客观总结。
文人士大夫阶级构成的变化对绘画的影响
宋徽宗 赵佶《腊梅山禽图轴》
文官政治及科举制的推行，使得文人士大夫在满足于政治地位的同时，又开始寻求社会生活其它方面的兴趣与爱好。因此，文人士大夫充当了多维的社会角色，集政治、文化、艺术于一身。宋代士人的身份有个与唐代不同的特点，即大都是集官僚、文士、学者于一身的复合型人才。如此的政治氛围与丰富多彩的文化生活，使得宋代士人受到较为全面的文化熏陶，他们大多具备包括诗、书、画等多方面的文化修养。这也是后世丹青妙手们追慕、嫉妒宋代文人士大夫的原因所在。
恨
郑板桥曰：“甘当青藤门下走狗。”齐白石也言：“青藤、雪个、大涤子之画，能横涂纵抹，余心极服之。恨不生前三百年，为诸君磨墨、理纸。诸君不纳，余于门之外，饿而不去亦快事故。” 一个“恨”字道出他们对古代名垂青史的先贤大师多少敬仰和赞叹。大抵于非闇先生也是这种心情吧。恨不能与苏轼、黄庭坚同朝为官；恨不能与赵昌、催白朝夕相处；恨不能与林椿、李嵩谈笑风生；恨不能让才华横溢的宋徽宗亲自指点一二。
郑板桥画竹
于非闇先生在此画论第二章中，详细列举了他所研究过的古典工笔花鸟画，几乎全部都是宋画，而赵佶、黄居寀、赵昌、崔白都位列其中，足以说明先生对宋代名家们的推崇与敬重。
宋徽宗 赵佶《瑞鹤图》
崔白《双喜图》
作为一代画儒 ，于非闇先生更恨的是北宋那“双阙中天，凤楼十二春寒浅。去年元夜奉宸游，曾侍瑶池宴。玉殿珠帘尽卷。拥群仙、蓬壶阆苑。五云深处，万烛光中，揭天丝管。
于非闇 工笔花鸟
驰隙流年，恍如一瞬星霜换。今宵谁念泣孤臣，回首长安远。可是尘缘未断。谩惆怅、华胥梦短。满怀幽恨，数点寒灯，几声归雁。”由盛急衰的靖康之辱、丧国之痛！
恨的是南宋那“古来何代无战争，未有锋猬交沧溟。游兵日来复日往，相持一月为鹬蚌。南人志欲扶昆仑，北人气欲黄河吞。一朝天昏风雨恶，炮火雷飞箭星落。谁雌谁雄顷刻分，流尸漂血洋水浑。昨朝南船满崖海，今朝只有北船在。昨夜两边桴鼓鸣，今朝船船鼾睡声。北兵去家八千里，椎牛酾酒人人喜。惟有孤臣雨泪垂，冥冥不敢向人啼。” 铁蹄踏碎家国梦的祥兴之败、崖山之殇！
而导致靖康之变的宋徽宗在宋代兴衰中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历史上他是个怎样的人？怎样的国君呢？且看下回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