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江有月小说《骗不死人》（十八）

三江有月小说《骗不死人》（十八）

我们得再次梳理一下。

一般情况下，我们都不带伏羲、神农他们玩，虽然我们知道，他们在那几千年里也经常对着茫茫星空发过呆，甚至已经搞出四象、四灵之类的东西来（据说还有不少实证）。好了，和历史一样，还是从黄帝那里开始吧。

横行天下的黄帝（或是他的某个大臣也可以）夜观天象，某个晚上，他把天分为四个部分。那个时候的天之心可能是太极的概念，只有一个小到无限的点。

天是神圣的，所以天老大，黄帝及其后代能够代表天意，自然他老二。老二以天老大的名义做了不少的事情，肯定要多跟天老大多亲近亲近。地上离天最近的只有高山了，（当时没有海拔的概念，只能以相对高度说事），老二就爬到最高的山上去祭拜天老大，岳大概就是这么来的。

一开始，地方小搞个太岳就够，等到管理的地盘大了，加一个也不够用，就根据四象的天象搞出了四岳。这应该就在黄帝至尧那个期间（可能更早）。

这个四由天及地，如此重要，自然要神化起来，于是四灵出现了。这个四灵用的都是图腾一类的神兽，它的选定大概也是经历了很长时间和很多反复的，比如虎、鹿之类都入选过，最后的结果很可能是百兽之长麒麟、百禽之长凤凰、百介之长龟、百鳞之长龙。所以《礼记》记载说：麟风龟龙，谓之四灵。

周朝是个很漫长的过程，很多东西就是在那个时期搞出来的。

西周应该是五行的发端和五岳的萌芽期。西周的君主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天地的中心在哪里？因为他们觉得那是天老大和他该呆的地方。天上的问题好说，对着紫微星设了一个中宫。地下的嘛，得先找出地心。于是有一大批早期地理学家就开始发奋工作，最后他们确定洛阳一带是大地的中心点并得到皇家的承认。周天子在那里按照都城的形制建立了伟大的洛阳城（据说周公是项目总指挥）作为东都或者陪都，并把洛阳一带更名为中州。

我一直认为，东周定都洛阳，绝不是回不去镐京，而是就想把都城迁到更符合天象的洛阳。可能是迁都洛阳前后，五岳的最后一位成员中岳嵩山正式登台了。

但有个问题，中宫用什么神兽？结果是麒麟当选了，因为它比龙更狠，龙终究是地上的生物，而麒麟是天上的。

麒麟到了中宫，西边的问题还得解决，最后人们确定过去的候选人白虎接任。据我所知，这个白虎，原型实际上很有可能就是昆仑山一带的雪豹，因这东西太稀少而且不好找见，人们误认为虎了。司马迁对这些东西可能不大清楚，所以他在《史记·天宫书》中，把西方搞成了咸池。这个据说是太阳洗澡地方的咸池之星，实际在二十八宿之外。到地下，有人说那是指青海湖或者岷山一带的某个高山湖泊，我就不准备去理论了。

而北边也有一点小问题。因为那个时候已经使用易经算卦，而不必捧着乌龟壳对着北方占卜，龟的地位有所下降。而且原来北方的鹿和占据中宫的麒麟太过近似，搞到一起终究不是个事。这个也好办，那个叫玄武或者玄冥的北方灵物，居然是一个龟蛇杂交或者龟蛇合体的神秘物件（中国人的创造力总是令人惊叹）。

五方、五岳及其代表都没什么问题了，下一步就是完善这个体系。这个工作一直在做，主要有两个方面，一个方面就是扩展，比如二十八宿，每一宿都有神号，都有神物，还有不同的本事；另外一个方面则是补漏，比如后世的道教为了圆谎，非给黄帝也派了个五岳（但这么一弄，很多事情就更难弄清楚了）。

回到般若寺上来。

经过前面那一番大折腾，天色已经完全暗了下去。就在和尚们欢呼声刚刚结束的时候，山林里突然响起了一种高亢的动物吼叫声，接着就有人惊呼：老虎来了，快跑。很快，土丘上就没什么人了，实际上，只剩下腿脚不好的慧思还站在那里。

躲到很远的人们看到，从土丘上面的山林里跃下一只白虎，那白虎直扑慧思处，到了跟前，却老实得一塌糊涂，乖乖地蹲在和尚的右侧。

夜色苍茫，隐隐月光下，和尚立于土丘，左手持禅杖，右手抚摩伏于脚下的白虎，衣袂飞起，飘扬不坠。这个画面似乎静止了许久，仿佛逐渐风化在衡山岩壁上，模糊而清晰。

后来的人们这样传说。

任何事情一旦成为传说，总会比历史流传得更广，信的人自然也会更多。

最后，传说便真的成了历史。

其实，所谓历史，不过也就是一种传说罢了。

五、术

后来的大儒们对慧思施法治水这件事情和过程都赞赏有加，尤其是那个和白虎合影的造型。

我对这个形象设计也是相当的认可。

实际上，类似这样的形象设计是佛家最常用的功课，几乎每个高僧都会那么几十上百套的。同样，道家和儒家甚至诸子百家也有相同的要求，这个跟后来的集体体育项目一样，总要整出一些战术套路什么的。

比较共同的意见是，和搞企业一样，某人修为的深浅或者法的程度，往往取决于形象设计（或者战术）的深度、水平和执行力。

我年轻的时候，打过一些半专业的篮球比赛，我们的教练就给我们设计了二十几套战术，让我们花了好久时间才记住，还经常在训练的时候头晕，据说美国的NBA球队一般都有一百多套，估计那些球员记起来更复杂，脑袋晕得应该更厉害。

由于我们国家的球员普遍都没怎么上过学，记忆能力理应不高，我们国家某一任男子篮球队教练就只搞了七、八套战术就带队出去打世界比赛了，虽然成绩不甚理想，但至少在比赛中没有出现球员做完一个动作之后突然回头问教练应该如何搞下一个造型的重大事故，也是个了不起的结果。

就算是高僧，也不是所有的形象设计都能够成功的，比如禅宗二十八祖也是东土始祖达摩在中国一开始的形象设计就失败得一塌糊涂。

禅宗传到达摩这一代，在天竺已经没多少市场，效益相当不好，几乎处于破产状态。从我知道的情况，实际上达摩好几次都已经严重的资不抵债了，但达摩有一身好体格，还练了一身好武艺，实在没办法的情况下，他帮人看过场子，当过私人保镖，当街卖过艺，甚至还带领他的几个亲密弟子客串过小偷和剪径的强盗，总算把摩诃迦叶传下来的那只金钵子给保住了（当然，偶尔也会拿出去当一下的）。

达摩虽然读书不多，当时也没有什么系统的经济学理论，但他是个企业战略策划的高手，他决定去国外发展。

达摩在天竺禅宗最后一次关于企业战略发展会议中的报告中大体是这么分析的：从外部环境来讲，在天竺，佛教企业虽然没几家，分店也就是庙却有成千上万家，已经处于完全饱和状态，竞争极为激烈；而除了禅宗以外，其它各派都实现了规模经济，每派都有几个分店也就是寺院形成了品牌效应，吸引了大量信徒也就是消费者；天竺人本就不多，信什么的都有，而且主流宗教是婆罗门教（印度教的前身）、耆那教等，佛教消费者总量不大，禅宗早就失去了可以参与竞争的能力。从内部环境来讲，禅宗缺少各方面的资源和能力，缺少核心竞争力，难以持续经营。虽然从汉朝开始，就陆续有其它各派在东方那个大国发展，但都未形成规模，而那个地方人口众多，而且他们的文化和禅宗有相近的因素，市场潜力无限，只要禅宗把总部迁到那里，将是一个非常成功的概念炒作，禅宗扭亏为盈是一个相当容易的事情，经营得当，禅宗甚至可以在那里迎来有史以来最大的发展机遇。

非常遗憾，人才匮乏的禅宗重要头领群鼠目寸光，（真有见识也许在天竺也不会那么惨），当时达摩身边的人几乎都不赞成他的观点，并且绝大多数会议代表对达摩进行了严厉的弹劾，甚至要求达摩交出金钵。

会议终于不欢而散，最后的结果是：达摩带着金钵，独自历尽千辛万苦来到中国。由于没有盘缠，达摩加入了一个要到中国的马戏团，靠着他的武术表演混日子赶路。（而几乎所有的禅宗典籍中居然都说达摩是搭船从海上到广州上岸并逐步向北的，这个可能性实在不大。）

达摩选择第一个要见的人是前面提到的梁武帝萧衍。

小时候读车万育的《声律启蒙》，第二页就有“梁帝讲经同泰寺，汉皇置酒未央宫”两句，似乎这一节就这两句有些读不懂。后来才知道，这个说的是中国历史上两个谥号武帝的家伙，这两个武帝我们前面都提到过，置酒未央宫的是汉武帝刘彻（这句似乎更多的说法却是汉高祖刘邦），那家伙跟匈奴打仗赢了，肯定免不了大摆宴席；而这个讲经的就是梁武帝，他不光在南京的那个庙里讲经，还三次舍身到那个庙里，似乎跟武字不大扯得上关系。

当然，这个武帝开始也武得一塌糊涂，据说他是萧何的后代，当过南齐的大将军，还是南齐皇帝萧宝晊的同宗，他在当雍州刺史的时候，趁着南齐内乱，到南京杀了一大批萧何的其它后代，自己受禅当了皇帝。

萧衍当了梁的皇帝，就开始信佛，他一口气在南京建了无数的庙，光是紫金山上就有七八十所。南京最大的庙就是这个萧衍的皇家寺院，后来叫做鸡鸣寺的同泰寺。萧衍经常没事就跑到同泰寺讲经，据说讲的比方丈还要好不少，基本可以算同泰寺的名誉方丈或者客座教授什么的。

萧衍搞了许多佛教的改革，比如原来的和尚是可以吃肉的，开始的荤主要是韭菜大葱生姜大蒜辣椒之类气味熏人的植物，但梁武帝之后就不再允许吃任何动物了；原来庙里不需要撞钟，但那个在金山寺当过方丈，后来当了国师的宝志和尚骗他说一撞钟南齐那些冤鬼就不会找他算帐，于是天下的庙就一天撞好多回，连那个紫金山都有了另外一个更为响亮的名字—钟山。

当然，最有创意的还是那个皇帝舍身。梁武帝三次把自己舍在家庙里，让国家花了据说是当时四个亿的货币单位把他赎出来，出来之后，国家没钱了，就提高税率，让老百姓吃不上几顿饱饭。

（有趣的是，这个中国历史上活得第二长的皇帝，最后在他手下侯景叛乱把他关押期间生生饿死了，也算还了他一报。）

我后来在跟别人讲那两句声律启蒙，总把讲经换成舍身，我觉得那样更好，甚至觉得车万育的原稿一定就是这样，后来有人（或者他自己）读到了其中对皇帝的大不敬，才把它改成现在的模样。

这样一个昏头昏脑的皇帝，自然是禅宗发展东方市场最好的客户。

我们知道，由于达摩一路旅行相当艰苦，赶到南京的时候，表面上看和通常的印度阿三没什么区别，准确一点说，当时的达摩更象一个落魄的印度瘪三，面色黝黑，脸上都是污垢灰尘，身上的袈裟早就破烂不堪，跟旧时小饭馆里的抹布基本一个模样。

皇帝平常看到的人一个个穿得花团锦簇的，由于梁武帝自从当了皇帝，就从来没有注意过他治下比例相当高的乞丐群体中的任何一个，（别人恐怕也不想让他注意到），瘪三模样的打扮他终究不会太喜欢的。看到这个宝志和尚介绍的天竺高僧居然这副尊容，又不大懂天朝的礼仪，萧衍不禁有些失望，加上前不久国家刚刚把皇帝从庙里赎出来，国家财政比较困难，自然就有些赶紧打发的意思。而达摩却总想搞个精彩造型一鸣惊人，让萧衍另眼相看，好给禅宗弄个座把几座豪华庙宇，就把自己的神态搞得很酷。

一开始双方就缺少达成协议的基础，所以谈起来很不愉快。

刚刚说过，萧衍是佛家客座教授，对佛教理论还是蛮熟悉的。佛教中有真谛、俗谛的义理，所谓谛，就是真理的意思，真谛明空，俗谛明有。萧衍讲经的时候，往往先讲真谛、俗谛，就是先明空、有之义，最后才讲空亦不可得，有亦不可得，非空非有，即空即有的最高上乘义理，也就是所谓第一义谛。

一上来，萧衍就选了个大体是本科水平必须知道的问题，他问：如何是圣谛第一义？

达摩过于想表现自己，认为自己如果回答得人云亦云，就有失国际权威专家身份，就没有按照萧衍的标准答案回答。达摩搞了个自以为很得计的造型，慢慢转过身去，昂着脑壳，迷着眼睛，用气声回答了句：廓然无圣。

我们知道，虽然达摩能够说一口流利的梵语，但他的中文显然还不够好，很多发音都很模糊，还带着西部山区的口音，气声发音掌握得也一般，跟今天的一些歌星一样，有些让人打冷颤，更关键的是，达摩回答的时候还转了个身。

前面已经讲过，皇帝对应的五德是礼，自然把人家转身答话视为无礼，很有些不高兴。

何况梁武帝根本就没听明白达摩说什么，不高兴又加了几分，猜了半天，似乎就听明白了那个无圣。他还以为这个来自天竺的瘪三圣僧没有听懂自己的高深佛理，有些答非所问，丝毫没想到达摩这样回答是表示自己早就跳出了凡、圣、真、俗的圈缋。

我们多次提到，有身份的人自我感觉总是极其良好，萧衍自我感觉良好的程度丝毫不亚于《声律启蒙》里另外一个武帝，何况他认识的所有人在许多年前就把他立成了圣，听到这个无圣，他稍微有些生气了，问：朕建寺斋僧有何功德？

达摩这个时候也颇有些自我感觉良好，以为前面的话已经打动了皇帝，皇帝这是要请教自己，自然要说点让人意外的，等着人家刨根问底，他好卖弄一番，于是他的答案就是：无功德。

梁武帝这回听得特明白，已经极为不高兴了，心里说话：连我都不能当圣，莫非你这个瘪三有资格？

但萧衍是个讲礼貌的皇帝，平素就极有涵养，这种情况下，居然也没有发怒，只是狠狠咳嗽了一声，把达摩弄回头来，皮笑肉不笑的问了句：对朕者谁？

达摩看到皇帝笑了，还是很得意，以为皇帝跟他讨论禅宗见性的问题，就继续按照禅宗真心无物、何以相对的理论回答：不识。

萧衍终于有些耐不住性子，怎么都觉得宝志和尚推荐的这个印度瘪三是个神经病，就拂手而去，转回内宫。

看到梁武帝跑了，正感觉良好的达摩一下子就有些懵了，完全不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正疑惑间，宝志和尚进来了，一了解情况，连呼不好，认为达摩严重得罪了皇帝，就给了达摩点散碎银子，建议达摩赶紧骑自己的马逃跑，自己去内宫跟皇帝解释解释。

宝志慢慢踱进内宫，又是禀报、又是见礼，又是仔细询问情况，最后连称遗憾，在萧衍疑惑的神情下，花了大半天讲述了禅宗要义和刚才问答背后的禅机，说那天竺和尚是个菩萨，来此是传佛心印，让萧衍后悔得肠子都青了，就准备派使臣去把人家请回来。

宝志却说，皇上就是派全国的人去请，这达摩应该也不会回来了，因为达摩是来传佛的，不是想让您供养的，更不是来混名誉的，不信，皇上可以派人去打听打听，他肯定已经过了长江。

这个时候的达摩确实已经在江面之上了。

自古以来，长江上就有许多摆渡的，他们的船等级相差极大，最豪华的有好几层，装修和服务也很好，跟现在的星级宾馆差不多，一般叫公主号、皇后号或者陶唐号、虞舜号、周公号什么，差一点的就叫金陵号、蒋山（紫金山的本名）号、扬州号、京口号什么的，最差的一些往往就只是一艘普通的小木船，有一部分连船篷都没有，一般就没有名字。也有一些特殊情况，比如达摩坐的那船，虽然破旧得一塌糊涂，还特别的小，但那船主估计是读过几年书的，给那小船取了个风雅的名字叫一苇号。而这个一苇当时在南京江边还是相当有名的，船主颇有学问而善言谈，价钱也极便宜，江边的下等人物几乎都知道有这条船。

皇帝派的兵追到江边，一打听那个天竺和尚，有人就说，那厮已经乘一苇渡江了。

所谓的达摩一苇渡江就是这么来的。

达摩过江之后，还潜伏了几日，开始听说梁武帝派兵来追，后来又没动静了，还以为宝志和尚起到了作用，对那名满南朝的和尚很是感激。

实际上，宝志和尚最害怕的事情，就是达摩夺了他江南第一名僧的位置，占了国师的供奉，同时他也知道达摩最后一定能够成为大宗师，也不能以后让人说自己排挤过他，所以就好生算计了达摩一番，先误导达摩，让达摩造型失败，接着在梁武帝面前猛吹达摩，显示自己的博大胸怀，让梁武帝更加信任自己，而他进谏梁武帝的那些话实际上非常恶毒，几乎把梁武帝和达摩之间进一步交流的路都给堵死了。

达摩只好去北魏，总结教训，重新设计造型方案，跑到中岳河南嵩山的少林寺（也有说根本就没混到寺里面去）搞了个九年面壁的造型，成功把自己推销出去，让禅宗在中国的经营取得了空前的成功。

当然，这是后话。

关于这件事情，我是这么说的：

钟山遍是大头陀，

武帝何曾误达摩。

一苇辞南人未颂，

九年面壁始成歌。

达摩在南朝的造型失败，很多人认为最主要的原因是他读儒家的书太少，对事情的认识比较幼稚造成的，据说儒家最基本的功能就是教人认识事物的。

这个，我不以为然，其实，哪怕是饱读诗书的人，也不一定就善于玩造型这套，实际上，儒家的祖师爷孔丘老人家就是个到处碰壁的家伙，甚至很多人说他是条丧家的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