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当代诗人闫震诗作看“共情”与诗词理解问题
遠山之巔，星穹之下。
邂逅君子，温其如玉。
从当代诗人闫震诗作
看“共情”与诗词理解问题
作者：张建东
[关键词]：闫震诗作 共情 诗词理解
“共情”本是心理学中的术语。所谓“共情”，是指个体在认识到自身所产生的感受来源于他人的前提下，通过观察、想象或推断他人的情感而产生的与之同形的情感体验状态(De VignemontSinger,2006)。而放之于诗词作品中，“共情”则反映为诗词作者引起共鸣的能力，是诗歌中存在的“永恒不变的人性”（梁实秋），是能够引起人性共感的关键情感传递。事实上，作者与读者能否进行有效的情感传递，是诗歌作品是否成功的重要衡量标准之一。当一个作者对诗歌体式、诗歌语言掌握到了炉火纯青的高度时，决定他作品层次的就是其内蕴能够打动人心的独特气质。诗人闫震作为豫北诗坛之杰出代表，其数十年来创作的优秀诗词作品，恰恰体现了这种“共情”对诗词作品的积极影响。在下文中，笔者将把闫震先生成功“共情”的典型诗作依据抒发情感的不同，分为“揽胜之情”、“羁旅之情”、 “亲友之情”、“仁者之情”四个部分，并分别选取其有代表性的作品加以详细说明，进而通过总结对闫震先生诗作的认识，阐述个人对“共情”之于诗词理解的重要意义，最后提出笔者将“共情”手法有意识地运用于诗词创作中之观点。
细致而敏感的诗人往往善于发现、观察和描述美之存在，而这种美之于诗人往往并非是司空见惯的，而是一种相对陌生的自然美、人文美。揽胜活动中的所见所闻，大多新奇而富有陌生的美感，而由之生发的独特的审美体验，也常常独一无二且能够打动人心。同时，钩沉史海的阅读活动，给诗人提供了对地方历史、英雄人物的充分认知，而在“行万里路”的过程中，诗人联系所在之地的古今风物，感慨生发，诗作遂成。这样的诗歌纵然多与用典等手法结合，但并不难为处于相同文化圈、接受相近历史教育的读者所理解。
在闫震先生的客游、采风活动中，留下了很多抒发揽胜之情的优秀作品。在《过开封感》中，他写道：“劫灰曾赴水东流，城底尚存听雨楼。唯有西风不识字，一朝吹彻汴梁秋。”晋干宝《搜神记》载，昔日汉武帝修昆明池，深而见灰，不知其为何，后汉明帝问于西域道人，道人言是劫火之后，过往世界之灰烬。宋朱熹有诗云：“相思应恨劫成灰”，“劫灰”一词所代表的幻灭意义经常被用在诗词作品中。开封七朝古都，又地处中原，向来是兵家必争之地，几经兵燹毁破，且黄河泛滥，多次改道，古城遗迹皆在黄土之下。兵争如同劫火烧尽颓圮的城市遗迹，又尽随河水东流，而城底厚厚黄土之下尚存有古时夷门名楼听雨楼。只有萧瑟西风不曾知晓这座城市的过往，一日之间吹彻了汴梁城，整座城市都笼罩在凄清的秋意之中。这首诗发时空之浩叹，生怀古之凄切，对风生汴梁的拟人化描写，将全诗的笔触定调在了凄凉幽婉的气氛中，由点至面，引领读者神游世事变迁、兴衰沉浮的开封城，成功完成了复杂情感之抒发与读者向传递。
对于开封城兴衰的感叹，由于著名的五代更易、宋都烟云，而更易得到读者的理解与共鸣，这种“共情”是交流式的，是将读者与作者对一事物的认识相联系，而引导读者产生类似作者的特殊情感。至于另外一种“共情”，则是推介式的。即读者对作者所言之事物可能并不充分了解，需要通过作品深入认知，进而生发类似作者的感情。这种共情方式显然更加难以把握。举闫震先生的《御井甘泉》诗为例：
“御井甘泉”是濮阳市老县城之著名景点，传为宋真宗征辽驻跸之时所凿，在宋真宗回銮碑前。普通的读者或许了解澶渊之盟，但未必了解这处古井，因此，想要引发读者共鸣，则需要把此景与澶渊之事相联系（当然，诗人在揽胜活动中，也会自觉的将古井与澶渊之盟、宋辽和议相联系）。全诗写道：“澶渊古井话金銮，叶落霜飞十月寒。辱国安民由客辩，碑亭长护石栏杆。”诗人在开篇即点出古井是澶渊之盟的见证，而在古井和古碑所在，游人闲话真宗当年驻跸于此的故事。然而故事毕竟属于过去，此际庭院之中，初冬萧瑟，叶落霜飞，寒意逼人，早已失去当年真宗驻跸的辉煌，只剩下一座古碑，一口古井，任人指点。此情甚似唐元稹《行宫》诗所言：“寥落古行宫，宫花寂寞红。白头宫女在，闲坐说玄宗”，物是人非，触目惊心。甘泉诗的结尾两句抛出了一个千年来无解的问题，即澶渊之盟于宋是辱国还是安民？作为读者，可能会联想到宋辽休兵之后北疆百年休兵，宋辽互市，二十万岁币的支出减免了庞大的战争损耗与真切的人民苦难。也可能会联想到，宋辽统治者们迅速在和平与安逸中腐朽，渔猎为生的金人如潮水一般席卷了草原帝国和当时世界上最富裕的国家。不过，无论答案如何，这次会盟显然不像真宗诗歌中那样带来长久和平，澶州也被金人易名为开州，沿用近千年（“回旆岂为天助顺，澶州何事作开州”）。在进行了作者引导的思索后，读者或许会发现，于作者而言，答案并不再重要。作者此时跳出了一般观察者的视野，置身事外，用冷峻的眼光审视这处遗迹。历史早已过去，真相不再重要，因为唯有“碑亭长护石阑干”，也即也唯有当地百姓，默默保护着这处古迹，这处重要历史事件之见证，正为世人所淡忘。作为读者的笔者，十分欣赏这一审视角度，站在历史之外的诗人并不是无情的，孟冬霜叶萧萧，古碑诗文历历。然而，历史属于过去，我们只能观察它，而不可改变它，对于是非的讨论，因而在某种程度上失去了意义。一如英国诗人雪莱在他叙写法老拉美西斯二世的作品中写道：“废墟四周，黄沙莽莽。寂静荒凉，伸向远方”，同样是冷峻的视角，却蕴含着读者可知的悲凉。一首优秀的作品，能够给读者带来不仅是一次推介式的情感传递，还有一个更深层次的认知，一种启发与超脱，而这正是诗词作品之魅力所在。
诚如《古诗十九首》所言：“人生天地间，忽如远行客”，而在这场人生的旅途中，又有许多场真实而感人的旅途。农耕文明之于中国的影响，部分地体现在中国人的乡土意识上。中国人人有乡情，处处起乡愁。如唐代王维“独在异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亲”的乡情，正是无数天涯游子之心声。也正因为乡情具有普遍性，羁旅客愁作为诗歌中传递的一种情感更易为读者接受。豫北小城濮阳，是闫震先生成长、定居之处，闫震先生于此生活数十年，由此生发了深沉而厚重的乡土意识。因此，在他负箧求学、海内壮游的他乡羁旅生活中，思乡之念自然生发，并且富有感动人心的精诚力量。诗人在绝句《壬辰秋日》中写道：“野草晨来半覆窗，故园风物感茫茫。无端照彻窗前月，却把他乡作故乡”。肆意生发的堂前野草，晨来半覆轩窗。而故园风物茫茫不可得见。看着无端照彻窗前的明月，似乎是故乡的样子，迷茫之中的诗人，也把他乡认作故乡。诗在这里结束，但故事的余音并未止息。这首诗本身是矛盾的，因为他乡并不是故乡，诗人仍然客居。明月是没有自我意识的自然物，故乡的明月并不会比他乡明亮。正因为月是一样的，诗人一厢情愿的将他乡认作故乡。可是梦终归是梦，空虚而迷茫。这首诗的高妙之处正在于将矛盾的自身展现给读者，并把读者带入迷茫的环境之中，虚实之间则是漂泊异乡、难以解脱的诗人，是令人感同身受的游子。
不同于《壬辰秋日》这样典型的怀乡诗，闫震先生还有一篇并非怀乡诗的“怀乡诗”，由于表情达意较为特殊，也列入“羁旅之情”这一主题下。古风《归乡亦为客》表达了现代城市发展、家园风物变迁带给一代生长于乡土，工作于城市的特殊思乡客之心绪。无可否认的是，对于出生于6、70年代的一代人，他们的故乡正在迅速的陌生化。快速发展的经济改变了这一代人的生活方式，也改变了他们记忆中的家园。从这一角度来说，“归乡亦为客”，因为“故春非我春”，故乡的风物，多半只在记忆中了。闫震先生在开篇写道：“归乡亦为客，芳囿独徘徊。清风送白露，玉笛催新哀。碧梧亦莫隐，皎月如有痕。明河剧相类，流素摇空尊。”徘徊于小园的诗人，实际上并未感受到归乡的温暖，而是捕捉到了清风白露、玉笛哀声、碧梧失色，皎月烟痕这样的哀景。于是又有“佳时翻冥想，物候先不匀”，诗人所见之景正是内心孤寂凝重的体现，情绪的外化。最终，难以解脱的诗人只得“复临藕花水，望望白云深”，可是白云深处有什么呢？仍旧是虚无而已。在这首诗中，诗人把对家园的失落感与景物的萧条无缝对接，引领读者在凄婉而冷峻的笔触中感受作者内心之失落，成功地达到了情感传递之效果。
人作为社会之一员，必然会与他人产生联系。而人同亲人、友人的联系，正是人一生中最基本、最重要的联系。人同亲人的联系，是一种发乎血缘，肇端于初生时的先天联系，并在后天的相处中日益紧密；而人与友人的联系，则是一种后天的、自主选择的联系。能够维持长久友谊的人，多半志同道合，有着近似的审美意趣。人在与友人的沟通交流中进一步认识自己、提高自己、证明自己，从而完成自我价值的提升与实现。正是由于亲人与友人之于人们的独特性和重要性，亲友之情才能成为人类感情生活中最重要一环。正是源于亲友之情对人类情感生活的重要意义，表达类似情感的诗词作品，因之被赋予了引发共鸣的潜在力量。闫震先生是孝子，亦是慈父，是良师，亦是诤友。在他的作品中，随处可见脉脉温情。
文人的情感常常与雅趣联系，闫震先生词作《浣溪沙》之序言“戊戌丁欣先生有溧阳之约，复倩文心草堂狄公刻字并公子狄声手制井栏壶相馈，即呈余自书山间晴雨逐人来拙句，归后足成小令以志嘉缘”，就记录了春日于溧阳的一场邂逅。在这个春天，诗人得到了来自友人的珍贵馈赠。词的上阕有言：“紫楝飞飞覆绿苔，石栏古井掌中开。溧城明月映轩台。”这把井栏壶无疑是精巧而别致的佳品，沏茶于壶中，茶香氤氲，仿佛山间晴雨逐人而来。诗人在掌中摩挲着受馈之宝壶，自然联想到了当日身边之友人。于是下阙则有“壶里春秋留岁永，山间晴雨逐人来。小炉活火正安排”这样令我不吝赞美之词，却因心存敬畏而不知如何解读的佳句。当我读到“小炉活火正安排”时，首先想到的是白乐天的《问刘十九》，这首词下阙所营造的瀹茶待客之意境，精致而温暖，竟然达到了“晚来天欲雪，能饮一杯无”般跃然纸上的高度。下阙的造语并不惊人，却如同春风般和煦温暖，将亲切动人的情绪嵌入句中，读来顿生赴约与之相与坐于小炉活火边共烹清茶，一叙幽怀之念。从感动读者这一角度斟酌，这首词中包含的共情因子，无疑是含蓄而深刻的，而从作者意旨表达的角度品读，亦较为成功。
相较于委婉含蓄的词而言，律诗中的友情似乎更见庄重。这里引用闫震先生寄与好友王东杰教授的七言律诗《岁杪遥送东杰之英伦探内》为例。唐人戴叔伦有名句“一年将尽夜，万里未归人”，可谓正合王教授此时的境况。与闫震先生少年相识的同乡王东杰教授，因为工作原因定居四川，而在一年将尽的日子，因为远赴英伦探亲，又不能回返故乡。此时，作为王教授身处故乡的老友，闫震先生寄诗送上了问候。“王郎笑貌复萦回，万里长庚铁翼飞”，诗人落笔之际，老友的音容笑貌似萦回于目前，而此时的老友，实际上乘坐着轰鸣的飞机遨游在万里长空。这种远近的冲突勾起了中二联的叙说：“缃白曾题苍海阔，砚朱始信碧云肥”仍属追忆，人之少时，常负壮志，故方寸书卷之间，多有凌云涉海之豪气，可谓“少年豪语，拏红日，听天籁”，而至于中年，王东杰教授沉心治学，成就斐然，如乘青云而上，终究不负当日少年意气、庾郎风采。颈联“锦城丝管牵牛怨，故国亭台玉兔辉”则话分两头，出句从王教授的角度叙写独居锦城，与妻子相隔两地，不能得见之苦，即使是醉人的锦城丝管也带上了哀怨之情；对句则从作者角度，写故乡亭台之上月光皎洁，然而在这样的月光之下，诗人与老友却无法相聚。诗人理解老友相思之情，却也遗憾难以与他相聚故乡。仅仅从抒情角度考虑，这首诗所要表达的意旨似乎已经完整，所欠缺的不过是烘托性的结尾。可是诗人却巧妙地设置了“霰雪纷纷西敏寺，松醪异代莫相违”这样跨越时空的尾联，又将情景转移到遥远的英伦，进一步扩大诗歌之意旨。众所周知，威斯敏斯特大教堂又名西敏寺，其诗人之角葬有乔叟、斯宾塞、莎士比亚、狄更斯、达尔文等人，作者把尾联的场景放置在西敏寺，期冀友人与这些先贤神交，这种深沉而浪漫的笔触是不多见的。诗人通过这首律诗，不仅与老友“共情”，更突破了时空的束缚，与古人共情，亦与后人共情，从而达到了相当之艺术高度。
当诗歌作品与生死话题想结合时，爆发出的惊人艺术魅力，往往是令人无法想象的。悼念逝去的亲友，是古今诗人无法回避的重要命题，也是诗歌殿堂中最感人肺腑存在之一。古往今来发人共鸣的死别诗篇不胜枚举。晋潘岳悼亡诗凄怆沉郁，开悼亡诗之先声，其后唐元稹、明林鸿等人的悼亡诗亦哀婉动人。唐白居易先后与元稹、刘禹锡私交甚笃，在他们死后，留下了“老来多健忘，唯不忘相思”，“贤豪虽殁精灵在，应共微之地下游”等深情而蕴藉的名句。闫震先生有这样一篇《临屏悼周汝昌先生》，其沉痛不减诸家。周汝昌先生十分欣赏闫震先生先师张之公所作《红楼梦新补》，且晚年患有眼疾之际，仍手书墨宝勉励后学闫震先生，可谓知其才而重之。闫震先生在知悉周汝昌先生离世消息后，作诗道：“ 长庚有界日西沦，雪底芹芽莫断根。一去鲸途烟渺渺，犹拈黄叶认脂痕。”，长庚有界，人寿不长，白日沉沦，故人骑鲸而去，本已令人沉痛。而周汝昌先生的故去，更是红学界的一大损失。周先生有联云：“借玉通灵存翰墨，为芹辛苦见平生”，他深知曹雪芹痴迷文学，书写血泪的悲辛，他的一生与红学紧密联系。闫震先生将他的逝去，与红学研究并提，既突出了周先生的不朽成就，又令人惋惜不已。这首诗动人之处，更在于哀悼崇敬之人离世时私情与公情并言，将读者的认知从“一个人的离世”升华为“一位大师的故去”，使读者知其生，惜其才，而伤其寿终，加深了情感传递的效果。
深受儒家文化影响的中国传统知识分子，向来怀有着对家国民生的深切关注。而闫震先生的诗词作品，既反映了他作为中华民族的一员，对同胞之同情、关怀，又反映了他作为仁者对茫茫众生一视同仁的大爱。笔者以其两首写作于地震灾害后的诗作为例。
古风作品《哀川中兼怀东杰》写作于2008年汶川地震后。“蟾蜍图涉迁，汶川忽炼狱。地肺三千颤，瓦榭无一屹。嚎哭连城野，尸骨掩废墟。”当地蟾蜍大灾前之异动，似乎预示了大地动之到来。而大灾之后，片瓦无存，黎民蒙难，汶川一带几成炼狱。诗人以真实的白描展现了大地动带给川中百姓的巨大劫难，而以诗歌语言记叙的灾难，仿佛具有真实再现的魔力，一情一景，触目惊心。大灾之后，必有大悲悯，必有赈灾之义举。诗人所谓“四海同酸楚，官兵斩路急”，正真实反映了汶川震后海内震动，倾举国之力抢险救援的紧张、忙碌景象。而在全诗的最后四句，诗人写道：“电波剑门阻，故人无消息。扪泪天南望，此情当何及”，关注对象由大至小，由万千同胞之安危到挚友之死生。川中断电，故人音信难通。诗人对老友安危之担忧，与对川中地震之深切同情汇为一处，顿觉悲不能禁，唯有无语南望。这种由面至点，更加令人感慨的写作方式，并非源于诗人高超而纯熟的写作手法，而是诗人发乎内心，浑然天成的笔触，是诗人内心情感的充分展现与合理宣泄。前文已经提到，王东杰先生是诗人数十年来的挚友，是诗人的知音。诗人在此诗中展现的对王东杰先生之关怀，每令我想到杜甫对李白之关怀。在《梦李白二首》中，杜甫深情的写道：“江湖多风波，舟楫恐失坠”，“水深波浪阔，无使皎龙得”，而相较于杜甫此二诗之私情，闫震先生更进一步，将私情的抒发充分糅合在仁者之情中，从而具有了发人共鸣，感人肺腑的精神力量。
相较于《哀川中兼怀东杰》，诗人写作于日本福岛地震后的《辛卯日本福岛地震海啸核爆炸后作》则又跨越了国境限制、民族仇雠，展现了仁者之情。诗的前四句“黑风吹海立，扶桑树欲摧。蜃蛤吞日影，地底荡惊雷”，即真实而准确的还原了地震与海啸之巨大破坏性及其带来的深重灾难。而紧随其后的“渔民几作鳖，泪尽尚深哀。汪洋九万里，谁复屠鲸来”又表现了人类在自然力量下的渺小无助以及当地人民承受的深切苦难。于是则有“宿仇诚不忘，胸次渐觉开。焚香忍一炷，淹替岂能回”这样发乎作者的深切同情与人文关怀。作为熟读历史的传统国人，诗人岂能不知日本军国主义曾经带给神州大地的深重灾难？可是，面对手无寸铁的，被灾难蹂躏的日本国普通人民，诗人又怎能生出痛恨？在诗歌的最后四句中，诗人进一步写道：“明月空流素，水陆多妖雾。福岛樱桃节，曾经艳如血。”纵使月光皎洁照彻天地，又能怎样？水陆妖雾横行，灾难不断，庶民蒙难，山河破碎。回想起当年福岛采摘樱桃的盛景，不禁悲从中来。而樱桃的颜色，恰恰如血色艳红。王国维所谓“一切景语皆情语”，昔胜今衰，更见感伤。人性的共鸣，在景中升华，在诗中交融，共同成就了感动人心的艺术魅力。
闫震先生的这些典型诗作，都较为充分地达到了情感传递之目的，充分与读者“共情”，这是他诗学成就之见证，也为我们提供了可供剖析的足够作品。
仅从“共情”形式这一角度纵观所引诗词，其情感传递方式无外乎前文提到的两种：交流式与推介式。两种方式建立在读者与作者相近的某些生活经历及一定的文化积累之上。其中，交流式对作品情感典型性与表现力要求较高，追求在深度基础上的广度。如《哀川中兼怀东杰》诗，既有公私情结合的深度，又有国民对地震关注度的广泛性，同时文字精警，具有表现力，情感真挚，具有典型性，是一篇通过交流进行情感传递之力作。推介式则对作者逻辑及对已知/未知事物的把握要求更高，追求在广度基础上的深度。如《临屏悼周汝昌先生》诗，既有悼亡类情感在读者心中的广度，又有对人物生平事迹探索的深度，既有《红楼梦》的已知，又巧妙的借此推介了作为红学大家的周汝昌先生，使人物为人所知，为人所敬，是一篇通过推介引发读者共鸣的力作。
讨论了作者与读者之间进行“共情”的两种形式，还需分析怎样的作品才应被判定为成功“共情”的作品。通过闫震先生的这些作品，笔者总结得出，一篇能够进行有效情感传递的作品，首先一定不是“为赋新词强说愁”的作品，而是自然感情的流露。刨除笔者对闫震先生诗作表情达意的分析，仅就其作品本身来看，不难发现这些作品都是真实的情感流露，“共情”建立在真实的基础上。如《岁杪遥送东杰之英伦探内》，笔者在分析中提到的时空转换、意旨深化，在闫诗中都是较为自然的，他在创作活动中并未考虑过于细碎的法度问题；其次，对于传统文化中表达特定意义的意象使用，如“明月”“白云”等蕴涵乡思客愁的特殊意象在闫诗中的使用，是诗歌与身处相同文化圈之读者进行情感传递的重要佐助；再次，抒发何种情感，抒发的情感是否具有典型性，也是影响情感传递的重要因素。如闫震先生的思乡诗，由于抓住了古往今来天涯游子的相同感触，且即使是并未身处他乡的读者，也或多或少有过思乡、怀人等情感经历，因此更容易得到理解和共鸣；最后，诗歌语言也是影响情感能否有效传递的拦路石。诗歌的语言常常耐人寻味，而诗人本身为体现个人才学、追求委婉含蓄或表达不可言之情志，也常故意拉开与读者的距离，将所要表达的情感隐藏在典故、意境等构诗要素中。诗篇过于晦涩，就会出现“独恨无人作郑笺”的局面，如果没有注解，人们便很难充分理解，进而对诗词的流传造成影响。李贺等人的优秀诗句的流传，便受此影响。相较而言，闫震先生的这些代表诗作兼具诗歌语言之庄严性与流传需要之通俗性，有一些典故之运用，或不知其意，却不影响通其句，知其情。正是这四点因素，成就了闫诗情感传递的效果，给读者带来了独特而可知的审美体验。
作为读者，要把握诗词的意旨，理解诗作者的情感，就需要通过作品与作者进行感情交流、传递。阅读的过程本身也是再创作的过程，把握作者的创作思路，揣摩作者的心境、情绪，是必要而有意义的。而将“共情”手法有意识的运用于诗词创作中去，对于刚刚踏出初学者门槛，初步了解诗词体式的旧体诗写作者们也是必要的。虽然“共情”在闫震先生诗作中多为自然流露，且情感的表达不应该有过多限制，但是，对于处在上述层面的创作者来说，对于表达准确性与情感传递有效性的学习探索却是必要的。在诗词作品评价中，有一个术语叫“隔”，所谓“隔”，即诗人作品在表情达意上存在问题，或者过于空泛，使读者抓不住重点，或者过于含蓄，使读者不知其所云。总之，这类“隔”的作品，往往是表情达意的“度”出了问题，这时候就需要诗作者阅读个人的作品，对照典型的优秀作品，了解表情达意的必要方法，进而推动作品表达的准确性提升。对于这些作者，上文中提到的“共情”成功之四要素，共情形式之两方式，似乎是具有一定启发性的，而这可能存在的、微乎其微的一点启发，正是笔者写作此文的主要目的。
主要参考文献：
[1]闫震.昆吾集[M]. 香港,香港文艺出版社,2012
[2]毛谷风.当代律诗抄[M]. 江苏,江苏大学出版社,2016
作者简介：张建东，字子云，中州文化论坛筹委会主任、濮阳市诗词楹联协会常务理事、郑州大学九月诗社社长。好为诗文，为诗十年，有各体诗数百首。旧体诗专栏作品见于《中华辞赋》《河南经济报》《大河报》等报刊杂志。曾在郑州大学筹办“诗词文化继承暨当代诗学发展夏季论坛”，曾在郑州、濮阳举办“残灯如月”“亡灵书中的古埃及文明”等系列讲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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