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明理学的来龙去脉（4）北宋初年三先生

上一章我们讨论了北宋理学的四大精神，即忧国忧民的精神、刻苦奋进的精神、节制于己的精神以及维护中华文化主体性的精神。随着北宋士大夫新的精神的确立，玄学余波逐渐消失。宋代具有代表性的文人大多具有类似的特征，小时很穷，但是通过读书改变命运，从而引领了一个时代。

在宋明理学形成的过程中，韩愈的儒学复兴运动被追溯为先驱，北宋五子被认为是基本理论的建设者，而再次之间还有三位举足轻重的人物，按北大杨立华教授的介绍，分别是：胡瑗、石介、孙复。我们简单梳理如下：

（一）胡瑗

杨立华教授一边大书特书胡瑗对易学发展的贡献，又在一边认为胡瑗延续了王弼的《注》和孔颖达的《疏》，在根本解释上没有重大突破。具体的贡献在细节上，我们没必要去详细探究其做学问的细节，而重点领悟其思想内涵，以及对后来理学的影响。

胡瑗在《周易口义》中重点强调了“生生之德”，这是对王、孔二人的一大超越，在《复卦》之中，彖的最后一句是：“复其见天地之心乎”？王弼的解释是“天地以本为心”，而又把“本”归于“寂然至无”，也就是说天地以“无”为心。这从某种程度上把后学引入虚无主义，虽然王弼本人不是这样想的，但是字面的暗示力量太强烈了。

胡瑗的解释从这种程度上来说是为了纠正后来读书人的虚无主义思潮，生为尧舜，死为腐骨，生为桀纣，死为腐骨。尧舜也罢，桀纣也罢，到了都是一堆骨头。这种思潮是很可怕的，这是一种价值观的泯灭，既然建立功业和肉林酒池没区别了，那么人为什么还有去追求功业呢？胡瑗的解释是“天地以生 成为心”，从而创造了一种“生生不已”的进取精神。

（二）石介

石介最出名的文章是《怪说》，他把文章、老、佛称为“三怪”。这里的“文章”批评的是杨亿等人倡导的西昆体，其诗文讲究辞藻华丽、对仗工整，其意蕴讲究“不说破”。一来避免正说，辗转表达；二是追求文字技巧。为了实现“不说破”，又使用“转语”、“代语”和重“用”而轻“体”的方式实现。这种诗体风靡了四十多年，因文辞华丽，思想空洞而被后来的“江西体”取代。

杨文华教授指出，《怪说》的意义在于强调文化的边界，很多人强调思想要多元要包容，但是似乎谈及包容程度的人很少。往酒里面掺水，跟往水里面掺酒可是两个概念。如果一种文化，无限制的、无边界的吸纳外来文化，那么这种文化的“主体性”在哪里？有它和没它的区别是什么？当然了，这是弱者的生存思维，他怕自己仅有的一点特征也被稀释的一无所有了。

（三）孙复

孙复是主要贡献是通过《春秋》重新找到了士大夫的精神所在，他把“华夷之辩”作为北宋的文化自觉，在阐述《春秋尊王发微》的时候，不完全遵循“三传”中的说法，而是深刻细致的重新架构儒家价值观体系。在孙复看来，只要是《春秋》记录的事情，全是在贬，没有褒奖的。

通过“华夷之辨”来讨论文化的边界、思想的边界，从而认识到了“我之为我”的特性，因此“卫道士”是宋儒一个很普遍的现象，他们自觉地在维护一种心目中神圣的东西。于内形成一种高度的自律性，其根本目的也是在于维护心目中的神圣存在。他们认为是正确的，是对的事情，不仅仅能够做到严于律己，而且还在匡正他人。

北宋三先生，处于黎明前的阶段，他们的思想光芒往往被后来的北宋五子所遮蔽。但是宋明理学的基本格调，确实是在这一时期已经确定下来了。他们要抨击那种没有原则、没有立场、不分是非善恶的虚无主义价值观，要建立一套现实的、奋进的价值观体系。这个工作在北宋五子之间得到了充分的开展，最终以朱熹的集大成把理学推向巅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