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运六气大司天理论

傅山(1607年-1684年),原字青竹,后改青主,太原府曲县西村(今属于太原市尖草坪区向阳镇)人。他博学多才,精通经史百家,是明末清初我国杰出的思想家、诗人、书画家、医学家、戏曲家、武术家、社会活动家。世人多知傅山先生的《傅青主女科》医理精妙,疗效斐然。少有人知傅山先生其实内外妇儿各科均有精辟论述,是一个全科医师,时称“医圣’。笔者近年时有应用先生《傅氏男科》中的一些方剂治疗中医内科的一些疾病,疗效都很好。笔者应用里面的“伤风方”治疗感冒,效如桴鼓,并由此方的方义思考引发出了对五运六气大司天理论的思考。

傅山伤风方治验

伤风虽是小病,但及时治疗,截断病程,方才符合中医“未病先防,已病防变”的治疗思想,初读《伤寒论》,思考伤风感冒初起周身颈项酸痛,鼻流清涕,打喷嚏,或有发热,或无发热,或咳,或不咳,或有汗,或无汗”诸症,当属太阳病,用桂枝汤,麻黄汤之类,当获效。而实际应用中,效果却不理想,服药汗出表解之后,常常遗留鼻塞流涕之症,或转为咽痛、口干之风热证。及至读傅山先生《傅氏男科·伤寒门》中“伤风”—节,方明其中奥妙。

傅山先生《傅氏男科·伤寒门》中“伤风”一节言:“凡人初伤风,必然头痛、身痛、咳嗽、痰多,鼻流清水。引其脉必浮,方用荆芥,防风、柴胡、黄芩、半夏、甘草各等分,水煎服,一剂即止,不必再剂也””。读完此文,笔者每遇感冒初起,出现上述症候者,即拟下方荆芥30g,防风30g,柴胡30g,黄芩30g,半夏30g,生甘草30g,水煎服,日1剂。若有发热,减防风,变为傅山先生“外感发热方”,基本不作其它加减。数年来共计40余例患者,多数2到3剂痊愈,少数5剂痊愈。多数患者均言效如桴鼓,服用1到2次即诸症明显减轻。

方义探析及与大司天理论的关系

上方之义,傅氏言“柴胡、荆芥先散皮毛之邪,邪即先散,安得入内;又有半夏“祛痰,使邪不得挟痰以作祟,黄芩以清火,使邪不得挟火以作祟,甘草调药以和中,是“散邪而无伤于正气也”。基本阐明了用药组方之意。

然而细观上方,荆芥、防风散太阳之邪,柴胡,黄芩,半夏,甘草是半个小柴胡汤,和解少阳之枢机。整个方子实为太少两解之方。只是上述症候‘头痛、身痛、咳嗽、痰多,鼻流清水,其脉必浮”,未见有少阳症候,为何加入半个小柴胡汤?初时甚是不解,及至后来学习了五运六气大司天理论之后,方才明白。

《素问●天元纪大论》云:“帝日:上下周纪,其有数乎?鬼臾区曰:天以六为节,地以五为制......谨奉天道,请言真要’。该段经文阐述,六年天气循环—周,谓之一备。五岁,谓之一周;三十年七百二十气为一小纪;一千四百四十气为六十年,又是一周。“六十年为一大气,三百六十年为一大运,五运六气迭乘运转,满三千六百年为一大周。六十年为一中运,三百年为一大运,圆满十二运为一周,亦以二千六百年为一大周。而明朝薛方山先生作《¨甲子会纪》,追溯自黄帝八年,黄帝命大挠作甲子,贞下起元,从下元厥阴风木运开始,是第一甲子,前30年为厥阴风木司天,后30年为少阳相火在泉,司天依厥阴,少阴,太阴,少阳,阳明,太阳客气循环的顺序,每六十年推行一步,三百六十年循环一周,以此类摊,至令为第七十九甲子( 1984年-2043年)。

由此推演,张仲景著《伤寒论》之时在建安年间(196年-220年)而其述“犹未十稔,其死亡者三分有二”之大疫,当发生在建宁年间(168年-179年),方与史书记载疫情相符,而公元183年以前60年为太阳寒水司天、太阴湿土在泉。而傅山先生于1607年,卒于1684年,大部分时间生活在笫七十三甲子( 1624年-1683年),厥阴风木司天,少阳相火在泉。对比两个医家所处年代的大司天运气,可知张仲景所治太阳病为纯粹太阳寒水之证,药用桂枝汤、麻黄汤效如桴鼓;傅山所治太阳病初起证,除考虑太阳本经之病外,不得不考虑厥阴司天少阳在泉的大司天运气,所以加了和解少阳枢机的半个小柴胡汤。傅山先生所处年代的大司天运气,与目前笫七十九甲子( 1984年-2043年)相同,都是厥阴风木司天,少阳相火在泉,中间正好360年一个大运的间隔。故傅山先生很多方剂于目前应用仍能取得很好疗效,很多医家称其虽药属时方,却效比经方,是时方诸家的巅峰。

大司无理论与历代医家用药规律的关系

1.太阴湿土司天,太阳寒水在泉。

葛洪生于281年,卒于341年,而304年至363年为太阴湿土司天,太阳寒水在泉,总观葛洪《肘后方》用药,多不出利湿清热、发表,如‘一二日,初觉头痛内热,脉洪起,用葱豉汤顿服取汗”。葱白,专发散解肌通上下阳气,主面目浮肿,风湿身痛麻瘁,利大小便。豆豉,味淡无盐,人药方验,专治伤寒。可知此方乃利湿祛寒,治湿土之伤寒。故《肘后方》所论伤寒与时气湿病,当为太阴湿土司天,太阳寒水在泉的大时空环境下的疾病。

2.阳明燥金司天,少阴君火在泉。

刘完素约生于1120年,卒于1200年。而1144年至1203年为阳明燥金司天、少阴君火在泉。刘完素在其著《伤寒直格·序》云:“六经传受,自浅而深,皆是热证非有阴寒之证”,提出六气皆从火化的理论。其《黄帝素问宣明论方》中随:‘或大下后,再三下后,热势尚不甚,不能退,寒凉之药不能退热势之甚者”;可见当时燥气之甚所。刘完素的《黄帝素问宣明论方》中的代表方防风通圣散,全方以调胃承气汤为基础,光大黄、黄芩、牵牛、黄连、滑石已重12两,其所用打金花丸,双解散,三一承气汤,三花神裕丸均是润燥泻下与滋阴泻热之药,完全呼应其火燥之令。所以刘完素医学理论与经验均成熟于阳明燥金司天、少阴君火在泉的大司天时空环境。

3.少阴君火司天,阳明燥金在泉。

朱丹溪生于1281年,卒于1358年,而1324年至1383年为少阴君火司天,阳明燥金在泉。朱丹溪提出:“阳常有余,阴常不足”之理论。而阴常不足之相火,来源有二:一为情欲所感,阴精乃亏;二是六气之火。其治火,又分虚实:

实火可泻,用黄连解毒之类;

阴虚之火难治,宜滋阴降火,方如大补阴丸,虎潜丸,二妙散或用四物汤加炒黄柏、龟板。

朱丹溪在《格致余论》中云:“《局方》流行,自宋迄今,人之一身,阴不足而阳有余,虽谆谆然见于《素问》,而诸老犹未表章”。大肆批语时医不读五运六气之书致不知当时火燥司天,阳常有余而阴不足的普遍病机。告戒阴素本虚,不可再妄动欲火,自焚—点之阴。故朱丹溪的医学理论与用药经验,产生于少阴君火司天,阳明燥金在泉的大时空环境。

4.厥刚风木司天,少阳相火在泉。

姚法卫,一名姚僧垣,生于499年,卒于583年,所著《集验方》与仲景方、《小品方》齐名。观《集验方》用药,所治伤寒疫病多为厥阴风木之气所生之病,所用方剂基本上是《厥阴篇》的乌梅丸、桂枝剂柴胡剂等。如:“伤寒,时气、温疫、头痛、壮热、脉盛,始得之—二日,用真丹砂水煮顿服覆取汗”。《本草正》载:“丹砂,其体属土,其气属木,入肝可以行血,滞而走筋膜可镇心、逐痰、祛邪、降火,治惊痛”。由于其气属木,故可祛风邪,治厥阴之惊痛,544年至603年为厥阴风木司天、少阳相火在泉,故其方药符合厥阴风木司天,少阳相火在泉的大时空环境。

5.少阳相火司天,厥阴风木在泉。

日本丹波康赖《医心方》中云:“天平九年六月廿六日,下诸国官符云,凡是疫病,名赤斑疮,初发之时,既似疟疾。疮出之间,经三四日,支肿府藏大热如烧当是之时,欲饮冷水,故忌莫饮以绵能勒腹腰,必令温和,勿使冷寒”日本天平九年,即公元737年,而724年-783年为少阳相火司天,厥阴风木在泉“,邪之所凑,其气必虚”,若气血虚弱,少阳相火之邪即入于胁肋,即形成《伤寒论》笫97条所讲:”血弱气尽,腠理开,邪气因入,于正气相搏,结于胁下,正邪分争”的病机,出现“往来寒热,休作有时,嘿嘿不欲饮食”的病征,故《医心方》形容天平九年之疫病“即似疟疾’。少阳相火大司天大时空下,少阳经承担天人合一共振的联系,负担繁重,往往容易发生疾病。

6.太阳寒水,太阴湿土在泉。

上文探讨过,张仲景的伤寒论产生于太阳寒水司天,太阴湿土在泉的大司天时空。《伤寒论》中太阳病论述很详细,太阳病篇的条文占三分之二,可见太阳寒水司天,太阴湿土在泉的大时空环境下,太阳病发生比较频繁,且变化多端。

讨论

《素问●六节藏象论》:“不知年之所加,气之盛衰,虚实之所起,不可以为工矣”。可见内经之中,是很重视五运六气的更选变化,即宇宙与人密密切联系的天人合一整体观的。这里的五运六气,我们不应该只是理解为地球内的气候变化,而是应该理解为宇宙整体星空天体的综合影响。这里的运和气,也不是气候,而应该是宇宙间种种不同的波动或气场,它们以共振的方式不断的影响着人体,它们是太极、阴阳、五行的一种运动方式和规律。例如“丹天之气经于牛女戊分,黅天之气经于心尾己分,苍天之气经于危室柳鬼,素天之气经于亢氐昴毕,玄天之气经于张翼娄胃。这里的气,经由星空二十八宿定位,是宇宙坐标下的气场变化而不是地球上的气候变化。

中医博大精深,源远流长,有明确文字记载的资判就有2000多年历史。通过总结2 000多年来诸多医家的医理变化、用药变化及其与大司天时空的关系,我们能归纳出一些具有指导意义的规律,甚至预测近年将要发生的疾病,尤其是传染病,以提前预防、思考用药。对于联系日渐紧密的现代社会,这往往具有深远的意义,使我们面对突发疾病、传染病的时候,不至于束手无策。

举例来说,近几十年来,我国逐渐成为一个肝病大国,这与目前第七十九甲子(1984年2043年)厥阴风木司无、少阳相火在泉(在人体应肝胆两经)的大时时空环境是密切相关的;临床接触的患者中,肝气不舒的患者很多,虽然与现代生活节奏快、压力大有关,但也离不开大司天运气的影响;从文献检索角度,我们也可以发现近年很多医家都喜欢用柴胡剂,也说明了大司天运气的影响;如果我们临床中考虑到这些运气因素,指导用药,当可以有的放矢,提高疗效。

综上所述,结合五运六气大气候对人体的影响,灵活辨证组方,对临床治疗疾病有深远的意义。我们继承和发展古代医家的临床经验,也应该思考当时时空运气环境与当令的异同,灵活运用。

本文摘自:《中华中医药杂志》, 2011(9):2157-2159,  作者:许继宗,石玉君,乔宪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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