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绛与钱钟书:简朴的生活,高贵的灵魂,用书香浸染的风骨


1941年底的上海,黄浦江大桥边一辆有轨电车停靠了,车厢里一个日本士兵走到杨绛跟前,粗鲁地用食指抬起她的下巴。杨绛大怒,抬头大声说了一句:“岂有此理。”

杨绛和满脸怒容的日本士兵对视着,车厢里的空气都凝固了,两个人僵持了一会儿,国难家仇涌上心头的杨绛没有示弱。日本士兵拖着笨重的军靴下车了。同车的人为这个姑娘的勇气震惊,杨绛幸运地侥幸逃过一劫。乘客们操着上海话说:“啊唷,侬吓杀吾来!侬哪能格?侬发痴啦?”

钱钟书是1941年夏天回到上海和杨绛团聚的。年底太平洋战争爆发,上海沦陷。这次钱钟书是回来过暑假的,吴宓告诉他清华决定聘请他回学校。但他没有等来清华的音讯准备去西南联大继续当教授。

沦陷后,钱钟书想出去不可能,一家人只好在沦陷区生活。生计成了问题,丈人杨荫杭把自己在震旦女子文史学院的工作让给了钱钟书,让他养家糊口。

上海沦陷后杨绛担任校长的振华也被迫解散。她只好当家教又在一所小学代课,业余创作话剧。她代课的小学是半日制学校,当时她去时日军还没有管辖这所学校。

学校每天下午上课,课程很多,为了生活,她必须工作,学校每个月发三斗米代替工资。因为学校发的米比当局发的大米好很多,当局分配的米混合了细沙。杨绛自嘲,为了三斗米折腰。

她在书里写道:学校离家很远,饭后赶去上课困了在公交车上打盹儿,业余写剧本《称心如意》上演时,我还在小学代课呢。”

她每天坐车去坐车到法租界边缘再步行,再穿过一条不属于法租界的话,再坐公共租界的有轨电车才能到学校。电车抵达黄埔江,因为上面有日军把守,有轨电车不能坐人通过,乘客得全部下车步行通过黄浦江大桥,还要给守桥的日本兵鞠躬。杨绛不愿意这样做,每次都低头走过去。

今天电车停下了,全体乘客起立,因为日本兵上车了,等他们检查完才能开过去。杨绛不愿配合,起身稍晚才发生了刚才的一幕。

杨绛从第二天开始再也不乘电车,选择步行,没多久日军接管了杨绛代课的小学,杨绛辞职了,她宁愿挨饿,也不愿意给日本人做事,这就是民族的大义。

震旦文理学校的负责人又给钱钟书多增加了几个钟点教学,这样他可多得些薪水。不管沦陷区的生活多么艰难,他们相信,只要坚持着就是胜利。

杨绛在回忆录里写道:日本人分配给市民的面粉是黑的,筛去杂质,还有麸皮居半,分配的米,只是粞,中间还有白的、黄的、黑的沙子。他们最苦的日子就是珍珠港事变之后,抗战胜利以前。

在战乱年代,没有比活着更好的事情了,困难都能扛过去,杨绛硬生生由一个富家小姐变成了女汉子。

在上海他们结识了很多志同道合的朋友,李健吾、陈麒瑞、黄佐临、柯灵组建了上海职业剧团,但没有合适的剧本演,杨绛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创作剧本的。

1942年上海有20个专业剧团,演出剧目89个,到1943年,剧团多达几十家,剧场20多家,演员200多人。生活在沦陷区的人们备受压抑,才开始追捧话剧。她又创作的《弄真成假》。因为有了杨绛创作的话剧,中国话剧舞台从此告别改编国外戏剧的历史。

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成立,很多人选择了出国,杨绛夫妇曾与胡适讨论去留问题,因为他们的母校牛津大学、香港大学都来函高薪聘请他们。

钱钟书说:“我们是文化人,爱祖国的文化,爱祖国的文字,爱祖国的语言。一句话,我们是倔强的中国老百姓,不愿做外国人。”钱钟书杨绛一生饱经忧患,见惯世态炎凉,不为钱低头,不被难吓倒,在命运的十字路口,他们做出正确的抉择,这就是老一辈知识分子的风骨。

同年,清华大学向杨绛和钱钟书发出任教的聘书,杨绛辞去上海震旦女子文理学院外文系教授的职务,带着女儿钱媛跟着钱钟书,一家人从上海坐上开往北京的火车,开始了新的生活。

80年代后,电视台邀请钱钟书拍摄《当代中华文人名人录》酬金优厚,钱钟书笑着对来人说:“我都姓一辈子钱了,难道还迷信钱吗?”  做一辈子文人,那书香浸染的风骨犹存。

1997年,钱瑗去世,1998年,钱钟书逝世92岁高龄时杨绛写出回忆录《我们仨》63年相守,她一个人回忆他们仨。一家人做了一辈子的学问,都有文人的气节,不为功名利禄所侵蚀。

读他们的书,会带给我们新的思考,什么是文人的风骨、什么是家国大义、什么是民族气节,在文人的身上也被彰显得淋漓尽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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