始于春秋时期的商帮：浙商为何富豪甲天下？
被誉为“东方犹太人”的浙商为何这么厉害？
编辑丨诺亚财富品牌市场中心 贾雅楠
来源 | 财经网
作者 | 乔麦
浙商，一般指浙江籍的商人。浙商的生存能力极强，令全球人为之震撼。在世界上，浙商也被誉为“东方犹太人”， 600万在外浙商每年创造的财富总值和浙江全省年GDP相仿，也就是说，数百万海外浙商等于再造一个浙江！
浙商头脑聪明、胆子大、敢闯、讲义气、又比较低调，2016年胡润中国百富榜上，从出生地来看，上榜的2056位富豪中，浙商人数排名第一。
世界范围而言，中国浙江已经诞生了72位亿万级超级富豪，在全世界仅次于美国加州的92人，位居次席。若考虑到人口基数和面积，浙商的领先优势就更加明显。浙江人口数量在全国排第10，仅相当于广东、山东的一半左右；陆域面积10.18万平方公里，只占中国大陆国土面积1.06%，是中国面积最小的省份之一。这让人更加疑惑，为何“浙江富豪甲天下”？
历史传统基因
严格来说，浙商是近代才崛起的一个地域性商帮。但自古以来，浙江就有经商传统。
浙商最早的发源地正是华夏历史上春秋时期即为人所熟知的越国。据《史记》记载，大约2500年前的战国时期，有“商圣”之称的范蠡就是越国的名臣。作为中国最早的大商人，他在浙江总结出中国最早的“商业秘籍” ，其“三致千金”的经历使他被很多人尊奉为经商鼻祖。
离开政坛后，范蠡在海边带领全家人白手起家，搞“多种经营”——煮盐、捕捞海产品，被学者誉为“建立沿海经济开发区的第一人”。应该说，范蠡是浙商的典范，浙商在实际商业活动中也很好地遵从了范蠡的经商之道。
唐代以后，中国的经济重心南移，江浙一带成为中国经济较为发达的地区之一，也产生了中国早期的资本主义萌芽。
南宋时期，浙中学派的代表人物陈亮提出义利并举的思想，与传统的重农抑商思想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据说他的观点是“商籍农而立，农籍商而行，求以相补，而非求以病”，也就是说经商是一种正当的谋生手段，通过经商致富并不可耻，它与农业一样，都能使国家富强，国家应该提高商人的地位。这一思想为商人正名，也使更多的人走上经商之路。
这种浓厚的商业文化传统也体现了其与传统儒家正统观念的相左和违背，形成了传统浙商强烈的求富意识和本末并重、趋利尚贾的社会习俗，对浙江的工商业发展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两宋以来，浙江成为全国工商业的重要中心，丝织、陶瓷、造纸、印刷和造船业都居全国领先地位。
到了明朝，著名思想家王阳明大力倡导“四民平等”的新观念，认为士农工商只是社会分工的区别，没有高低贵贱之分，为提高商人的社会地位，扩大商业精神的影响提供了理论依据。启蒙思想家黄宗羲也反对歧视商业的本末观，率先提出了“工商皆本”的思想。
18世纪，中国资本主义的萌芽与上海口岸的开放更是为浙江商人提供了历史舞台。作为中国近代最大的商帮，以虞洽卿、黄楚九、袁履登为代表的宁波商人更是叱咤于当时的远东第一大城市上海，对上海乃至中国工商近代化进程起到推动作用。
清末叶澄衷是中国五金行业的先驱，以刘镛、张颂贤、庞云、顾福昌“四象”为首的湖州南浔商人是中国最早的强大商人群体。号称南浔“四象”之首的富商刘镛，曾拥有2000多万两白银，相当于晚清国库一年的收入。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商人之一胡雪岩，也在杭州开启了他的辉煌事业。
民国时期，浙江财阀是国民政府的经济基础。大陆改革开放之后，浙江商人活跃于国内外商界，为各地的发展尤其是欠发达地区注入了活力。
层出不穷的优秀商人为一代又一代的浙商提供了肥沃的经商土壤。另外，浙江的地理优势很利于经商，它既是陆上的南北枢纽,也是内陆河运的枢纽，而且还是一个海外贸易的优势区位,这些也造就了浙商文化的发展。
商业精神堡垒
历史上，浙商特点是：“舍得”、“和气”、“共赢”、“低调”、“敢闯”。新时期，浙商“四千精神”闻名于世，即：千方百计、千言万语、千山万水、千辛万苦。
还有人将浙商精神概括为以下几点：勤奋务实的创业精神、勇于开拓的开放精神、敢于自我纠正的包容精神、捕捉市场优势的思变精神和恪守承诺的诚信精神。时至今日， 浙商精神已经上升为一种文化，成为浙江文化中很重要的一部分。而浙商之所以能够取得成功，也离不开当地的人文环境及其孕育的商业精神。
浙商有一个非常大的优点就是团结，走到哪儿都喜欢抱团。无论是在省内还是省外、国内还是国外，抱团经营，合作发展，是浙商最大的特色之一。浙商之间通常会有互利的活动。一个人发现商机时，大家会联手去做，把每个人的资金都拿出来凑在一起，共同去做。
在杭州，有一个个浙商“抱团”回归的故事——新天地东方茂、玉皇山南基金小镇、尚越光电、颐居养生园等等。
相反，很多其他地方的商人不能很好地团结起来，生意还没有做好就开始“窝里斗”，这样一来，本来个人的力量就比较小，齐心协力也不容易做好事情，再互相消耗、互相拆台，做不好事也就不足为奇。
诚信是经商之本。诚实经营、讲求信誉的浙商，将“诚信”化为浙商精神。像董浩云、包玉刚这样杰出的宁波商人们无一不是靠着诚信经营而把各自的企业做强做大，其成功之道便是“与信誉成交，借信誉发展”。
包玉刚把讲诚信、讲信用看作企业经营的根本。他讲，签在纸上的合同是可以撕毁的，但签订在心上的合同是撕不毁的，人与人之间的友谊应该建立在相互信任的基础之上。
企业家寇北辰对比自己接触过和听到过的其他地方的商人发现，多数情况下，浙商都能够自我约束信誉。假如一个人想要做生意却缺少资金，能够得到亲戚朋友资金上的帮助。还钱的时间到了，即使他们还不上，也要从其他地方借来把钱还上。
浙商诚信也曾陷入危机之中。温州5000多双劣质皮鞋被烧毁、用敌敌畏浸泡火腿的秘密被媒体曝光后，浙商诚信陷入重重危机之中。但后来,痛定思痛的浙商采取一系列措施重塑品牌形象，用质量再次挽回了消费者。.
强烈的创新意识使浙商不断发展。目前己经完成“草根经济”向“创新经济”跃迁的浙商，纷纷整合资源，抢滩新经济领域，形成遍及各地的块状经济产业生态链：IT产业、现代服务业、能源产业、动漫产业、会展业、文化创意产业等。
最典型的例子当属汽车业的李书福，网络行业的马云。在中国各省市，没有一个地方有像浙江这样拥有这么多自有品牌，不少品牌已经享誉世界。
值得一提的是，2016胡润IT富豪榜有8位浙商上榜，位列全国第一。有7位IT富豪居住在杭州，仅次于北京和深圳，成为IT富豪第三多的城市。
创新离不开冒险。宁波晋商会秘书长杜晓琪曾表示，“浙商胆子都很大，天生就敢冒险，这就使得他们善于发现市场中的空白，相相对来说晋商就比较谨慎。
”许多“宁波帮”的著名人物，如虞洽卿、叶澄衷、秦润卿、盛丕华、金润庠等，都由亲戚、同乡介绍当学徒而发迹致富。这里面，敢于大胆地走出去，挑战未知的将来，是浙江商人的一个共同特点。
浙江经济背后有着许多浙江独有的文化力量在起作用，当代浙商文化与浙江文化已经互相融合、共同促进，而且是无法简单克隆的。
民营经济腹地
创新离不开冒险。宁波晋商会秘书长杜晓琪曾表示，“浙商胆子都很大，天生就敢冒险，这就使得他们善于发现市场中的空白，相相对来说晋商就比较谨慎。
”许多“宁波帮”的著名人物，如虞洽卿、叶澄衷、秦润卿、盛丕华、金润庠等，都由亲戚、同乡介绍当学徒而发迹致富。这里面，敢于大胆地走出去，挑战未知的将来，是浙江商人的一个共同特点。
浙江经济背后有着许多浙江独有的文化力量在起作用，当代浙商文化与浙江文化已经互相融合、共同促进，而且是无法简单克隆的。
在这16个品牌中，除了分属烟草行业的利群和金融行业的宁波银行，其他的14个品牌几乎都属于民营企业。这充分说明了浙江这片民营经济的沃土，为知名民营品牌的孕育、发展和壮大提供了充足的养分。
尽管城市规模、经济总量与富豪数量有着很大关系，但一些经济总量比较靠后的城市，富豪数量却十分靠前，比如绍兴、厦门、台州、福州和温州等城市，这也再次说明，南方沿海城市以民营经济为主，更容易出产富豪。
正是由于浙江抓住了民营经济的契机，起步早、发展快，它才得以成为中国市场化最有力的推手和中国市场化程度最高地区。
追根溯源，大多数传统浙商由于恶劣的自然环境而生计艰难，不得不放弃农耕或背井离乡，走上经商之道，他们大多认为“百姓日用即为道”、“穿衣吃饭即是人伦物理”。以民为本、注重民生的人本观念是浙商发展的基本动力，也成就了浙江特色的“民本经济”。
传统浙商立足百姓生活，发展专业技能，成为了各行各业的行家里手，门类齐全的手工业形成了区域性的“百工之乡”产业传统。
改革开放以来，浙江民营经济更是不断发展壮大，浙江大量民企不满足在省内的发展，纷纷到省外、境外“开疆拓土”，形成了中国经济发展史上波澜壮阔的浙江人经济现象，推动了所在地经济快速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