争夺“xx故里”的事自来有之。争夺赵云故里、李白故里还算师出有名，而那些争做武大郎故里、潘金莲故里的，就有些病急乱投医了。好在文旅的噱头层出不穷，惜乎一位名人只能出生在一个确定地点，但一种文化符号却不妨遍地开花。比如，眼下各方正在激烈争夺的“摇滚之乡”。在百度搜索“摇滚之乡”，会自动联想出河北石家庄、河南新乡、江西吉安等多个城市。另一大批文章则会告诉你，山东才是中国摇滚之乡。“摇滚之乡”争夺激烈，因为音乐节火爆。据硬糖君不完全统计，国庆七天，全国少说也有二十几场音乐节，其中既有迷笛、草莓这样的老品牌，也不乏新面孔。乐队们7天跑3-4个省市，一点不稀奇。曼彻斯特、奥斯汀等海外城市的成功先例告诉我们，音乐不仅是一张城市文化名片，更能通过各种音乐活动拉动旅游、盘活城市经济。那么问题来了：都说自己是“摇滚之乡”，谁的味儿更正？哪里才是摇滚的风味原产地？如果以音乐节的数量看，“孔孟之乡”山东令人意外地有着Rock的一面。说起山东，第一反应要不是大葱，要不是挖掘机，总之就是一个“土”字。但这片齐鲁大地，却成为音乐节生根发芽的沃土。大概是被互联网上的刻板印象整怕了，这几年山东政府颇有些锐意进取再造形象的意思。2020年山东省发布《山东省文化旅游融合发展规划（2020—2025年）》，明确将音乐节作为繁荣发展夜间旅游的主打文化产品。今年第二季度，十几档音乐节落地山东，走上一圈也就游览了大半个山东。今年5月底，济南耳立音乐节官宣，领导班子们在发布会统一比出摇滚手势，更是冲上热搜：#山东领导为了宣传音乐节有多拼#。“从去年开始，我们山东音乐节的数量一直是全国第一。”一位山东籍音乐人不无自豪地告诉硬糖君，他出生的小城东营也因音乐节落地而焕发新生机。“以前到我们东营的人都是转机的，现在不一样了，好多是专门来参加音乐节的。”这个因石油兴又因石油落的城市，在音乐滋养下似乎有了新出路。音乐节给山东带来的好处显而易见。在年轻人心中保守、土气的山东重新变得有吸引力起来，加之山东整体物价不高，音乐节拉动旅游效应也很明显。尝到了甜头的山东青岛，更发文表示要将即墨经济开发区打造成创建国家音乐产业基地园区政策扶持只是一方面，音乐节能够落地山东，也因孔孟之乡天然有摇滚氛围。毕竟要说起来，孔子就是著名音乐爱好者啊。济南曾是国内最早一批以包容姿态接纳摇滚乐的城市。山东摇滚自上世纪90年代始，“新长征路上的摇滚”落地济南，泉城启迪并滋养了最早那批山东摇滚人。山东大学材料学院博导刘峣，白天教书育人，晚上化身金属乐队葬尸湖主唱；生于淄博的谢天笑，曾被新裤子的彭磊调侃，一唱歌像根葱站在台上，而就是这根“葱”，带火了演唱会吃大葱的风潮。也因摇滚乐落地山东时间早，齐鲁大地的乐队风格呈现百花齐放的态势，黑金属新金属后摇各种风格都有。音乐节来到山东，也给了这些本地乐队被外界看到的机会。一般来说，音乐节演出从下午持续到晚上，重磅嘉宾往往压轴登场，前面的时间就都给了知名度不高的乐队，作为“自家人”的山东本地乐队获得了不少露出机会。比起后起之秀山东，燕赵大地从历史溯源及摇滚氛围上，更担得起“摇滚之乡”的名号。尤其河北省会石家庄，别名干脆就叫“Rock Home Town”。石家庄与摇滚的渊源，要从1984年说起。彼时改开春风吹满地，两支美国乐队将摇滚之风吹进了石家庄。1986年，由河北省艺术研究所主办的期刊《通俗歌曲》诞生。它与1999年创办的月刊《我爱摇滚乐》一起，完成了对几代人的摇滚启蒙。70后、80后的石家庄人，看着《爱摇》《通俗》长大，难免技痒，于是干脆自己组起乐队。上世纪90年代，石家庄诞生过大量本土乐队与独立音乐人，《石门烽火》这张专辑记录的就是那个百家争鸣的年代。被如今Z世代津津乐道的“万能青年旅店”，也是典型的时代缩影。从石家庄一路北上，来到距离北京不到60公里的廊坊。2018年，一部名为《摇滚廊坊》的纪录片诞生，片中称廊坊为“摇滚重镇”，中国摇滚乐史上不少重磅人物与这座城有着扯不断的关系。廊坊走出了超载乐队的韩宏宾、佤族乐队的刘卫东与刘卫强、红色部队的杨林、褪色乐队的顾稚蔚、崔健乐队的刘玥、哎呦乐队等乐队及音乐人，以及在纪录片中被反复提及的那个人——“老五”。“老五”本名刘义军，生于天津，长于北京，发迹于廊坊。他是唐朝乐队的吉他手，因过硬的吉他solo被美国SPIN杂志评为“中国最伟大吉他手”。河北人民在互联网上可谓面目模糊，却个个有颗躁动的心。甚至连雄安、秦皇岛等地，也因摇滚氛围浓厚被评为“摇滚小城”。打个不那么恰当的比喻，七八十年代的大院子弟就像是今天的KOL一样，引领着社会风潮。在他们的影响下，北京形成了浓厚的摇滚氛围，并以此为核心向其他城市辐射，最终酝酿成席卷全国的新音乐浪潮。业内公认的第一支摇滚乐队，诞生于1979年的北京。在北京外语学院，这支乐队将成员的姓氏凑在一起便有了名号——“万李马王”。乐队以翻唱披头士、保罗·西蒙等海外音乐为主，毕业即解散。1993年，北京迷笛音乐学校成立，距离迷笛最近的树村成为一代滚人的乌托邦。彼时的北京出了三环就已显荒凉，树村的村民们纷纷进城打工，空出来的房子就租给了那些慕名来迷笛学习的年轻人。房租150/月的树村，诞生过100多支乐队，其中不乏木马、舌头、痛仰等明星乐队。纪录片《自由的边缘》将镜头对准了树村乐手们。以现在眼光看，这部纪录片很糙，就像当年的摇滚乐一样，有种稚嫩的珍贵。舌头乐队的吴吞面对镜头尚有几分青涩，在纪录片的结尾，他双手插兜站在乡间小路上说，“我对未来没有任何想法”。除树村这个乌托邦，北京鼓楼、五道口等地的livehouse也催生历练了不少新乐队，这些乐队后来被统称为“京圈摇滚”。北京对于所有滚人仍旧有着致命吸引力，来北京意味着有可能扬名立万飞上枝头。但早已成为国际大都市的它，不可能还是多年前那个以梦想滋养了百来支乐队的乌托邦。山东靠音乐节数量取胜，燕赵大地则有历史优势，不过其他被称为“摇滚之乡”的城市也并非只是在蹭热度。不少虎扑老哥对石家庄很不服气。“Rock Home Town”不过调侃而已，真论起“摇滚之乡”，还得是河南新乡。这个豫北小城曾举办过两场摇滚演唱会。这两场演唱会对于中国摇滚乐队的发展有着非同一般的意义。河南是戏曲大省，流行音乐在这里同样有市场。据说当年在新乡，只要看到穿皮衣留长发的年轻人，上去一对暗号“听摇滚吗”，多半能收获个同道中人。1994年，一家名为“老崔摇滚服饰合作社”的商店开业，店内的皮衣、金属链子与皮靴，构成了新乡摇滚青年的伊甸园。与石家庄一样，在浓郁的摇滚氛围下，新乡青年自发组建乐队。与此同时，这座豫北小城也引起了演出经纪人的注意。演出策划黄燎原回忆，1997年一家郑州迪厅邀请他攒个三支乐队的演出局。已经在北展办过几次演出的他觉得“小打小闹没意思，要做就做九个乐队的”。郑州迪厅显然无法容纳这么多乐队及观众，于是转战新乡体育中心，这场演出的名字叫做“中国新音乐演唱会”。第一届“中国新音乐演唱会”的演出阵容，包括臧天朔、“零点”、“唐朝”、高旗和超载乐队、“眼镜蛇”、AGAIN轮回乐队、“清醒”、“指南针”、“鲍家街43号”等九支乐队。转年的第二届，则吸引了崔健、“唐朝”、“黑豹”、“瘦人”以及还年轻的花儿乐队。“1998年我策划新乡摇滚演唱会时，中国还没有摇滚音乐节，9支乐队的户外演出已经是当时之最了。”忆及当年盛况，黄燎原如是说。从90年代至今，新乡如其他小城一样，发展速度不快，生活压力也不大，这也为新乡滚人代代传承提供了条件，“小南瓜”“疯医”“美杜莎”都来自这里。西安则算是老牌摇滚重镇，张楚、郑钧、许巍等领军人物均来自陕西西安。1995年，“龙都摇滚演唱会”在西安举办，收录了“龙都摇滚演唱会”所有参演乐队作品的《中国西部大摇滚》磁带发行，记录了当年西安摇滚的荣光。不过，这几年西安年轻人对摇滚的热情有所下降，转而戴上了大金链子大手表，走上了地下说唱之路。这种转变，与青年流行文化走向有关，也与城市发展进程有关。因地理位置原因，新潮事物总是自广州登陆。从音乐节目参赛队伍年龄也不难发现，广州地区的年轻乐队数量最多，玩得最特别，广州又有“核都”之称。也因当地氛围浓郁，部分乐队能够靠演出养活自己。还有些“摇滚之乡”是因为出产乐器而被冠以美名，比如贵州小城正安。乐队可以没有贝斯、可以没有合成器，甚至可以找其他乐队去借鼓，但必须有自己的吉他。正安便是靠着制造吉他在圈内闻名，吉他造型的建筑物在这座小城随处可见。除此以外，朋克之都武汉、农业重金属东北、后起之秀海南等地，也曾被冠以“摇滚之乡”的美名。从“摇滚之乡”之争，不难发现时代变迁对摇滚乐的影响，“滚乡”之名也在这种变迁中呈现从北京到小镇的下沉趋势。戴夫·哈克在《物有所值》分析摇滚乐，认为它是一种工人阶级文化，代表着呐喊。已发展为巨型国际都市的北京、西安们，或许已很难有那种“向着外面世界呐喊”的摇滚氛围。最近一次采访中，哇唧唧哇的马昊告诉硬糖君，在他们的海选中，真正优秀的原创音乐人如今往往来自小城，而一二线城市，则最盛产练习生。或许，人只有在想象着外面世界的时候，才是摇滚的；而当他已经生活在别人的纸醉金迷中，就只能说唱了；若他自己便是那个生活优渥之人，再不需什么“不平则鸣”，就可以做个练习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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