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秀岭丨我爱那片落叶
历来人们大都尽情地赞美绿叶，而对落叶多是蔑视和不屑。可我每当看到落叶，一种敬意便从心头油然而生，就会缅怀起我的文化启蒙者朱老师。
我的故乡在那遥远的鲁西南。我的孩提时代，正是共和国历史上经济最困难时期。1962年夏，刚满6周岁的我被父母送进了学校读书。学校就在本村，说是学校，实际上是一家破旧的院落，两间低矮的土平房，几排土桌土凳，粗糙不平的四壁多年来被烟火熏得与那块破旧的黑板相差无几，在这里每年都有十几个农家子弟接受最早的学校教育。
学校只有一个一年级班，唯一的老师是本村的一位女民办教师，也是我同姓远房的一位婶婶。很少人知道她的名字，连父老乡亲们也都叫她朱老师。朱老师面庞黝黑清瘦但很文静，身体娇小、体质羸弱但很精明能干。她每天领着十几个孩子，像只老母鸡领着一窝鸡雏，孩子们在她的呵护下健康茁壮成长。朱老师每天除教孩子们学习语文和算术外，还领着孩子们唱歌做游戏。她有一副好嗓子，唱歌像百灵鸟婉转动听；她还会做游戏，如用手绢系成一只小老鼠，放在手背上能跳跃跑动，逗得孩子们前仰后合。因此孩子们都很喜欢她。
那时正是三年自然灾害过后，村子里人们吃粮和烧柴仍是十分金贵。春天正是青黄不接的时候，乡亲们就争先恐后地把那些榆树、槐树甚至杨柳树的叶子撸了回家做成菜团子填肚子；当到了深秋幸存下来的树叶纷纷落地，人们又争抢着扫回家中留到冬天煮饭取暖。在学校院子周围有十几棵槐树和榆树等，树干高大，枝繁叶茂，春天人们很难爬上去撸净它的叶子，因此秋天落叶也很多。正是这些落叶，在冬日里使孩子得到无比的温暖。可有多少人知道，朱老师为此付出多少艰辛、流下多少汗水啊！
有一次朱老师扫落叶的情景让我永生难忘！
那是深秋的一个清晨，刮了一夜的西北风还在吼叫着。我早早地去了学校，远远就看到朱老师挥动着大扫帚奋力地扫着落叶，大风吹乱了她的秀发，她都顾不得理一下。那时由于我家生活贫困和兄弟姐妹多，母亲还没有做完棉衣，我只穿着一件夹袄，等走到朱老师面前时，已冻得瑟瑟发抖。朱老师只专心地扫着树叶，根本没发现我到来，我叫了一声：“老师！”她才回过头来，我见她额头上已沁出了不少汗珠。朱老师见我瑟瑟发抖的样子，急忙放下扫帚，将自己身上的一件秋衣脱下，在我正发愣时，衣服已披在了我的身上，顿时我的周身感到暖融融的。就在朱老师给我披衣时，我觉得她那眼神和动作很像我的母亲，这一幕在我的脑海里至今还非常清晰。
朱老师很快将扫起的树叶装满了一麻袋，又很吃力地背了起来。我说：“老师，我帮你抬吧！”朱老师摇了摇头笑着说：“你还小呢，不能累着！”说着便迈动了脚步。麻袋压在她的身上，颤颤巍巍，像一座小山。
这时教室里冷飕飕的，同学们还没来到。朱老师将一些树叶填进用一口破铁锅倒扣着的炉膛里。树叶只有半干，很难引着火，朱老师用嘴不停地吹风，被烟呛得直流眼泪。终于，火很艰难地着起来了，待同学们到齐时，教室里已温暖如春。
一年很快就过去了，第二年暑假后我就去了另一个村子的完全小学读二年级。就在我升入四年级后不久，那场史无前例的运动风暴席卷了我的家乡，只因朱老师的公公是当时的大队书记，被村里的造反派作为走资派批斗，还有人给朱老师贴了大字报，她也被迫离开了那心爱的讲台，从那以后，我很少再见到朱老师。
我最后一次见到朱老师是在上世纪70年代初我升入高中到公社中学上学的路上。那时我和几个伙伴同去学校走到村子口，就看到朱老师站在不远的斜阳之下，好像是早就在那里等着我们。我见她的身体了更加羸弱，眼神显得有些呆滞，还带有几分迷惘，头上已有多丝白发。她见到我们并没言语，而是很舒心地笑了一笑，感到很满足的样子。待我们准备前去和她说话时，她就急急忙忙地走开了。
1974年春，为生活所迫，还没高中毕业的我就随父母来到黑龙江。岁月悠悠，光阴似箭。多年已经过去，我早也长大成人，师范学校毕业后也成为了一名人民教师。在这几十年里，我常常思念着朱老师。2012年的落叶时节，我终于又回到阔别38年的故乡，家乡早已是旧貌换新颜，那所破旧的小学校早已不存在，村子里的孩子也早已都到外村学校就读。我听到了朱老师早已病故的消息，去世时只有40多岁，这如一声霹雳在我头顶炸响！
我呆呆地站在村口，望着那一排排高大的白杨树纷纷落下的金色叶子，朱老师的音容笑貌又浮现在我的眼前。
朱老师走了，像一片叶子过早地、无声无息地飘落了。
我爱那片落叶！
作 者 简 介
吕秀岭，本名吕修岭，籍贯山东省东平县，原任黑龙江省肇州县教师进修学校历史研究员，中学高级教师，文学爱好者，中国著名行走作家联盟成员，自媒体《行参菩提》签约作家。曾在《新青年》《黑龙江教育》《岁月》《东方散文》等十余种刊物和《作家在线》《行参菩提》《东方散文》、《青年作家》《东方文苑》等多家微信平台发表报告文学、小说、散文、诗歌若干篇（首），在《中学历史教学参考》《黑龙江教育》《历史学习》《初中生学习》等刊物发表历史教育教学文章多篇，主编、参编史志和历史教学辅导书籍等多部（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