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 唐诗解读——杜甫之《遣怀》
读杜甫秦州、同谷间的诗篇，真可谓愁肠百结。当时国家残破，黎民涂炭，杜甫携家出走，到头来连个落脚的地方也没有，正是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不顺心的时候。因此这首遣怀诗，绝不同于一般文人的无病呻吟之作。此诗题为“遣怀”，但直抒情怀的，却只有“愁眼”、“客泪”四字。其余各处则都是以愁眼写惨景，再通过惨景遣愁怀的。这种写法，远远避开了“愁呀”、 “愁呀”的空洞叫喊，寓抽象的感情于看得见、摸得着的具体事物之中，大大增强了诗篇的感染力。
诗以“愁眼”开头，从句法上看，这两个字只管到“看霜露”，但从意义上说，全诗没有一处不是“愁眼”中的景物。因此“愁眼”二字实际上是全篇的总纲。杜甫善于带着感情描写景物，这首诗中“寒城”“菊花”，本来就是秋日清冷萧瑟的景象，作者再在中间加了一个“自”字，就以菊花自开自落更反衬出了诗人无心观赏的愁怀。“天风”常有，正如菊花秋开一样，然而在诗人的眼里，却只“随断柳”。清茄本来是军旅中常用之物，但传到诗人的耳中，却只能催人泪下。“水静”两句写黄昏风光，“阴” “昏”二字给这幅“夕照图”涂上去的色彩，正如作者此时此地的心情。末两句在静静的夜空中描画出一只悲鸣欲绝的“后栖鸦”。这只鸦很可能是作者用来自比，一方面此喻自己客居他乡的处境，另一方面也暗含山河破碎，无以为家的意思。
杜甫（712—770），字子美，排行二，河南巩县人。其十三世祖杜预，乃京兆杜陵人，故杜甫自称“杜陵布衣”，即指其郡望。十世祖杜逊，东晋时南迁襄阳，故或称襄阳杜甫，乃指其祖籍。杜甫一度曾居长安城南少陵附近，故又自称“少陵野老”，世称“杜少陵”。其祖父杜审言，武后时膳部员外郞，于初唐五言律诗之形成起过积极作用。其父杜闲，曾任兖州司马，奉天县令。杜甫七岁开始学诗，十四时其诗文便引起洛阳名士之重视，被誉为“似班扬”。青年时代正值唐玄宗开元全盛时期，经过前后三次、历时十年之漫游生活。开元二十三年，公元735年，举进士，不第。天宝六载，公元747年，玄宗“诏天下，有一艺，诣毂下”，由于中书令以“野无遗贤”而无人一人中举，杜甫应是届制举，又落第。天宝十年，唐玄宗祭祀老子、太庙和天地，杜甫献《三大礼赋》，得玄宗赞赏，命待制集贤院，而终无结果。十四载，方任右卫率府胄曹参军。同年十一月，杜甫回家省亲，安史之乱爆发，次年六月，玄宗西逃入蜀，长安陷落，杜甫亦陷其中。八月，肃宗李亨在灵武即位，改元至德。至德二载，公元757年四月，杜甫奔赴行在凤翔，授左拾遗，故杜甫又称杜拾遗。乾元元年（公元758年）五月，杜甫出任华州司功。次年秋，弃官司西去秦州（今甘肃天水）、同谷（今甘肃成县），决计入蜀。从肃宗上元元年（公元760年）至代宗大历五年（公元770年）十一年的时间，用杜甫的话是“漂泊西南天地间”。上元元年春天，他在成都西浣花溪畔筑草堂，与成都故人尹平武时有诗歌唱和。代宗宝应元年（公元762年），因避徐知道之乱，流亡梓州（今四川三台）和阆州（今四川阆中）。广德二年（公元764年）重返成都，入严武幕，任节度参谋、检校工部员外郞，故世称“杜工部”。永泰元年（公元765年）四月，严武去世，杜甫携家离开成都，途经渝州、忠州至云安，于次年（大历元年，公元766年）至夔州，居未满两年，作诗430余首，也是他一生中创作最为丰收和旺盛的时期。大历三年正月起程出三峡，辗转江、湘之间，大历四年，杜甫居无定所，往来岳阳、长沙、衡州、耒阳之间，大历五年冬，在长沙去往岳阳一条小船上，一代诗人杜甫病死。杜甫生平新旧《唐书》皆有传，现存诗歌1440余首，《全唐诗》编为19卷。明人对杜甫的诗歌评价极高，誉为“诗圣”。且杜甫的诗歌在思想艺术上集中反映了盛唐向中唐过渡时期的社会现实，其忧世悯人的深情和高度的社会责任感足为后世楷模，故杜诗一直以来有“诗史”之称，所谓“少陵为诗，不啻少陵自为年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