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能的朝廷，反覆的军阀，谁才是反抗满清的真正中流砥柱！

清军入关后，以南明弘光政权在内各路小朝廷层出不穷的昏庸、腐败和内斗，本身是绝不可能在满清的赫赫兵锋下存活的。南明官军与绿营汉奸军尚能有所拉锯，可“真满洲”八旗一旦出马，甚至是极少量军队出动，数万明军就纷纷作鸟兽散，而满清入关后也确实只有极少数将校是被正统的明朝官军所杀。

满清睿亲王多尔衮，豫亲王多铎

与之相对的， 满清入关后的前6年，（1644年-1650年）各路民众自发组成的反抗义军，才是八旗军主力的主要交手对象，甚至是比大顺政权、大西军余部更令满清忌惮的存在。

这种义军指的是虽然打着大明旗号，但是并不接受大明中央政府或者强力军伐（如姜镶势力）的直接管辖，军队的组织和管理基本靠自理，但配合明军作战的广大势力。换言之，其绝大部分成员可谓是普通群众的“人民”。

相比于正规军，他们训练松散、装备低劣，然而其战果相比大明各路官军却是熠熠生辉，足以让史道邻汗颜，何腾蛟蒙羞。

据不完全统计，各路义军共击毙八旗军将领，有据可查的将校50名，其中满八旗31名，蒙八旗3名，汉八旗16名，击毙散秩大臣1人，都统1人，护军参领、参领4人，3品及三品以上的高官共击毙10名。

事实上，即使这个榜单也仅仅点出了抗清义军的一部分贡献，他们和各路绿营军的战斗，和各路反正前军头的抗争，都已经成了事迹留存史册已属不易，数字考订几乎不可能的状态。

这些战役只有一个名字，“敌后抗战”或曰“人民战争”，很多战斗甚至都让笔者无法详细归类，但是不论是叫得上名字的“江阴”，还是叫不出名字的战斗，都当得起“气壮山河”四个字。

在江南，弘光政权覆灭后，大明文臣武将降清者多如过江之鲫，投降军队的总数竟超过满清南下初始军队的两倍，

南京群臣，恭迎清军入城

江阴人民在一介典吏阎应元的带领下，竟然抵抗清军数万大军重重包围三个月之久，造成的伤亡甚至可能超过之前清军南下伤亡的总和，为鲁监国政权和隆武政权吸引了相当的火力。以致清方自己都感慨，若是江南座座城池都如同江阴，自己也得不了天下了。

在山东，榆林军踏着梁山好汉曾经的足迹活跃在青州南北，两度逼迫满清在东昌府和曹县出动大军围剿以保障运河交通线的安全，更是活捉并处死了可与秦桧齐名、以汉人身份率先提出“剃发易服”的大汉奸孙之獬。

在山西，姜镶起事后，民众纷纷响应，不到一月全省除了驻扎了重兵的太原等要塞外，几乎全部被义军收复，并迅速蔓延到河南、陕北。多尔衮原以为起义的核心不过是姜镶一部兵马，只要派重兵隔断姜镶驻守的大同，其他义军自然很快作鸟兽散。没想到包围姜镶的同时，外围的义军却愈演愈烈，而他们对前来镇压的清军抵抗之剧烈也远远超乎多尔衮的想象。

不得已满清只得在山西逐步加码，除英亲王阿济格、敬谨亲王尼堪领军围困大同外，端重亲王博洛、承泽亲王硕塞、多罗亲王满达海、多罗郡王瓦克达被陆续派往山西，而以上任何一位都是之前独自领军的方面大员。而为了避免起义从陕北波及到整个关中，多尔衮甚至不惜纵虎出笼，重新起用被半冷藏的吴三桂，以分担兵力上的捉襟见肘。

多尔衮本人亲自赤膊上阵，两度亲临山西前线，甚至督促满军强行投入损耗极大的攻城战。花费了一年时间，才勉强将各路义军镇压下去，而代价则是军队战斗力极大的损耗，此战后满清方面在入关后第一次出现了需要严肃惩处军官临阵脱逃行为来约束纪律的行为。

在关中，在甘肃，在英霍山，在四明山，在安吉，甚至在天津，满清入关的前六年，民众反抗的烽火几乎无处不在，真可谓是“青山处处埋英骨，男儿何须裹尸还”。

在清军入关后，正是各路义军的层出不穷，才使得满清王朝除了动用绿营军维持秩序外，不得不屡次将八旗军队调往统治腹地进行治安镇压，这才是南明朝廷屡屡得以逃出生天的根本原因，而不是亲明封建文人自己吹嘘的那般，由他们“感化”的李成栋、金声桓、姜镶之类的军阀“反正归来”。

江南名士和秦淮名妓

事实上，以李成栋为代表的“有奶就是娘”类型的军阀头子，之所以投身抗清事业，固然有被复明志士的爱国情怀所感动，兼与满清统治阶层分赃不匀的结果，但笔者认为更主要的原因，是民众的反抗让清廷的统治风起云涌、很不稳固，使军阀们在判断局势后认为满清并无天命、人心尚在大明，才决心反正归明。

即使各路军阀反正归明，但依然十分依赖义军的配合而不是相反，以姜镶为例，他之所以能在大同支撑大半年以上，固然有所属军队为旧明宣府精锐，大同为军事要塞城池牢固的原因，但外围义军在大同周边屡屡活动，甚至数次派出大军为姜镶解围，使得满清军队顾此失彼，同样关系甚大。

可以说，从“八旗阵亡名录”上也可以看出，顺治六年以前八旗将校共阵亡120人，其中47人为义军消灭，无论从任何方面评价，汉人百姓自发的义军们，才是那个阶段抗清战争中真正的中流砥柱！

另一方面，也必须承认，大顺军败退后，北方民众再未诞生出自己的领导核心，起义的领导权往往在发展一段时间后被旧明乡绅势力夺取或者被各类军罚遥控。而满清则采纳以侯方域为代表的各路乡绅的意见，充分放任忠于自己的旧明地主势力，发展团练武力“剿匪”，同时推行保甲法管制人口。

上层的软弱动摇（还是以山西为例，满清在攻破大同后，疯狂的屠杀吓坏了部分原本支持起义的乡绅，于是他们纷纷绑了本地的义军领袖向清军乞降），下层的空间被挤压，也使得民众的力量爆发而不持久，终于在长久的屠刀下不能支撑，向满清屈服了。

然而抗争并非毫无意义，明廷虽然腐朽不堪，但是义军们争取的时间让大西军和福建郑氏，在分别总结了激进主义和投降主义的教训后，逐步成长起来，西南的李定国和东南的郑成功部，成为抗清运动新的领导核心和中坚力量。

南明延平王：郑成功

由是可知，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历史的真正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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