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诗人的“学杜”和“以学问为诗”
宋代诗人的“学杜”和“以学问为诗”
劳秦汉
一
宋代诗人的“崇杜”“学杜”（杜甫）是由北宋仁宗时期的“崇韩”“学韩”（韩愈）开其端的，因为“韩愈为唐诗一大变。其力大，其思雄，崛起特为鼻祖。宋之苏（舜臣）、梅（尧臣）、欧（阳修）、苏（轼）、王（安石）、黄（庭坚），皆愈为之发其端，可谓极盛。”（叶燮《原诗·内篇》）尤其是经当时文坛领袖欧阳修的倡导和创作实践，学习韩愈的“以文为诗”，遂成了风靡诗界的潮流。
至北宋神宗时期，开始了向“崇杜”“学杜”的转移，转变风气之先的当推两度为相的王安石。王对杜推崇备至，在收罗杜诗二百余首编为《老杜诗后集》的序中明确地指出：“世之学者，至乎甫然后能为诗，不能至，要之不知诗焉尔。”是故梁启超在《王荆公》一文中曾概然曰：“千年来言诗者，无不知尊少陵，然少陵之在当时及其没世，尊之者固不众也……其特提少陵而尊之，实自荆公始。”接着的苏轼将杜诗与韩文、颜字、吴画并列，声称“诗至于杜子美，文至于韩退之，书至于颜鲁公，画至于吴道子，而古今之变，天下之能事毕矣。”（《书吴道子画后》）秦观在《韩愈论》中进一步提出了杜诗集大成之说：“如杜子美之诗，实积众家之长，适当其时而已……”另一位苏门四学士的黄庭坚则更推崇学习杜诗的句法：“陈履常……作诗渊源得老杜句法，今之诗人不能当也。”（《答王子飞书》）到了江西诗派手里，学杜已成为一面旗帜，并形成了“一祖三宗”之说，即奉杜甫为祖，尊黄庭坚、陈师道、陈与义为三宗。（方回《瀛奎律髓》卷二十六）南宋的“中兴四大诗人”陆游、杨万里、范成大、尤袤，亦祟杜学杜。如陆游在《东屯高斋记》中就感叹说：“少陵，天下士也……及落魄巴蜀，感叹昭烈、诸葛丞相之事，屡见于诗，顿挫悲壮，反复动人，其规模志意岂小哉！”爱国诗人文天祥则更祟敬杜甫，不仅创作了不少仿杜之作，还用杜的五言诗集诗二百首，且在《集杜诗·自序》中说：“凡吾意所欲言者，子美先为代言之，日玩之不置，但觉为吾诗，忘其为子美诗也。”无怪乎宋人蔡启在《蔡宽夫诗话》中言道：“学诗者非子美不道，虽武夫、女子皆知尊异之。”而两宋诗人之祟杜学杜，究其原因，不外乎三端：
首先，为时代之需即世事时势使然。宋朝在国策方略上“守内虚外”“重文轻武”，致使军事力量孱弱，边患频仍。两宋政权都是在向辽、西夏、金、元等边疆少数民族政权的屈膝求和、纳贡称臣下苟且生存的，最终北宋亡于金，南宋亡于元。加之理学的盛行和文人政治地位的优越及由此而形成的较强的历史使命感与忧患意识，就必然要求在诗文的创作上体现出政治关怀即诗文的“明道致用”。而饱受安史之乱，有着强烈忠君忧国精神的“瘦妻僵前子仆后，攘攘盗贼森戈矛。吟哦当此时，不废朝廷忧”（王安石《杜甫画像》）的杜甫，无疑就成了宋代诗人们崇敬和学习的理想范本。
其次，杜诗作为“无法不备”“创制变新”的唐诗顶峰，主要是通过对诗律句法的刻苦磨砺而后成，即杜甫作诗的法度有章可循，可供人效法学习且能登堂入室的。故而江西诗派的代表人物陈师道一言就道破了学杜的天机：“学诗当以子美为师，有规矩可学。……学杜不成，不失为工。”（《后山诗话》）这和黄庭坚在《与赵伯充》书中所言的“学老杜诗，所谓刻鹄不成尚类鹜”如出一辙。
再次，由杜甫的人格魅力和作品的艺术魅力所致。杜甫还具有关心民瘼、反对暴政的思想，如“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以及自觉的社会良知和人道主义精神，如“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更为难能可贵的是杜甫一生虽穷厄颠沛，却积极入世，从不自暴自弃，反而更重爱情、亲情、友情、乡情，具有博大的胸怀和温淳敦厚的性格。如“天地日流血，朝廷谁请缨？济时敢爱死，寂寞壮心惊”；“今夜鄜州月，闺中只独看。遥怜小儿女，未解忆长安”；“不见李生久，佯狂真可哀！世人皆欲杀，吾意独怜才”；“堂前扑枣任西邻，无食无儿一妇人。不为穷困宁有此？只缘恐惧转须亲”等等。在诗歌作品方面，杜诗不仅题材广泛，各体兼备，而且在沉郁顿挫的总体风格基础上还具有出神入化集多家之长的艺术特色。犹如王安石所指出的：“至于子美，则悲欢穷泰、发敛抑扬、疾徐纵横，无施不可。故其诗有平谈简易者，有绮丽精确者，有严重威武若三军之帅者，有奋迅驰骤若泛驾之马者，有淡泊简静若山谷隐士者，有风流蕴藉若贵介公子者。……此子美所以光掩前人而后来无继也。”（《杜诗镜铨》附录三）
二
由于杜诗有着丰富的文化内涵和艺术上的开创性，供人学习效法的内容包括方方面面，概括而言就是集中在诗教和诗法上。前者主要是指诗的伦理功能即诗歌与儒家伦理道德的统一。体现在杜诗中的一言以蔽之，就是髙度的爱国与仁民以及自觉的社会良知与责任感的思想情操；后者主要是指写诗的诸多规矩与法则的总称，即作诗的法度。体现在杜诗中的一言以蔽之，就是句法即写出好诗句的法则，亦就是杜甫自谓的“为人性僻耽佳句，语不惊人死不休”。就诗法而言，诗歌归根结蒂是语言的艺术，一首好诗的语言艺术则又体现在好的句子即佳句上。犹如黄庭坚所指出的：“大体作省题诗，尤当用老杜句法，将有鼻孔者，便知是好诗。”（《与洪驹父书》）而句法又包含了诗歌语言创作的声韵、格律、语法、修辞以及语言运用技巧与风格等。从杜甫对自已创作实践经验的体会来看，句法的重点就是通过“读书破万卷”的积学磨砺，具备了“下笔如有神”的学力（学问见识），方能达到佳句的“语不惊人死不休”的修辞水平和语言风格。
杜甫的这种以读书积累学力来拓展提升诗作文化张力与艺本术水准的“资书以为诗”的范式，经宋代诗人的推祟学习，进一步发扬光大为“以才学为诗”。因“才学”是个偏义复词，实质上乃为学而非才，即“以学问为诗”。如黄庭坚在《论作诗文》中就明确言道：“词意高胜，要从学问中来尔”；陆游对学问与做诗的关系亦有深切体会：“诗岂易言者，一书之不见，一物之不识，一理之不穷，皆有憾焉！”（《何君墓表》）而南宋的另一位学人费衮，在考证史传、评论诗文中更是直截了当地提出：“作诗当以学，不当以才”。（《梁溪漫志》卷七）而以学问为诗，又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其一，看重“学者之诗”。所谓的学者之诗就是诗人凭藉深厚的学养和学术功底，作出富有书卷气、学术气的较为儒雅的诗歌作品。亦即苏轼所说的“腹有诗书气自华”和黄庭坚所言的“胸中有万卷书，笔下无一点俗气”。进而言之，就是张栻所称道的“学者诗，读著似质，却有无限滋味，涵咏愈久，愈觉深长”（元·盛如梓《庶斋志学丛谈》）的经得起咀嚼品味的诗歌作品。由于宋代的棋琴书画、金石古玩、论道谈禅的人文意象较唐代突出，通才式的学者型的诗人如欧阳修、文同、苏轼、黄庭坚、李清照、陆游等辈出，为学者之诗的推广流布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其二，偏重“用事”。所谓用事，就是指在诗作中使用典故和化用经史诗文中的成语，就其实质而言乃是一种句法中的修辞方法。其实汉末的《古诗十九首》就已开始化用《诗经》《楚辞》中的成语，建安的曹氏三父子和正始的嵇阮在诗作中的用典就更为多见。到了唐代，“老杜作诗，退之作文，无一字无来处”，即到了胸中贮书万卷，何处不可用事的地步。正是用事能在字句简练的诗歌中包容了丰富的文化内涵，既充滿学问书卷气，又能抒情达意、精致含蓄。故至宋代，用事之博赡妥帖已成为了衡量诗人学富五车与否的重要法码。其中用事之广博、贴切、巧妙当推王、苏、黄，犹如北宋诗僧惠洪在《冷斋夜话》中所言的“用事琢句，妙在言其用不言其名耳。此法唯荆公、东坡、山谷三老知之”。正是由于这三老的倡导和身体力行，通过用事，将“以学问为诗”推向了极盛。如荆公主张“若能自出己意，借事以相发明，情态毕出，则用事虽多，亦何所妨？”（《蔡宽夫诗话》）东坡尝评骘孟浩然诗：“韵高而才短，如造内法酒手，而无材料”。（《后山诗话》）即指孟诗虽情韵高远，然才疏学浅不用典，诗欠厚度。山谷则更提出积学用典的方法：“要读《左传》《前汉》精密。其佳句善字，皆当精心，略知某处可用，则下笔时，源源而来矣。”（《答曹荀龙书》）而他们的用事之密与技巧之高，亦可谓前所未有。如东坡的七言律《贺陈述古弟章生子》，全诗八句，除第七句未用典外，其余每句一典，共用了七个典故，而且都是生子或有关儿子之事的，与诗题完全吻合，七典之间，诗气贯通，无堆垛之痕。又如山谷的《戏呈孔毅父》诗的首联：“管城子无食肉相，孔方兄有绝交书。”总共只十四字，却用了韩愈《毛颖传》、《后汉书·班超传》、鲁褒《钱神论》、嵇康《与山巨源绝交书》四个典故。不仅做到了无一字无来历，而且管城子为笔，孔方兄为钱，表达了读书人的清贫生活，既含蓄又贴切。
三
宋代诗人们通过学韩的“以文为诗”和学杜的“以学问为诗”，特别是后者，从而使宋诗有了“说理”“议论”“发露”“好用事”“散文化”“书卷气”等等为历代尊唐派所诟病的不屑之处，而这恰恰正是宋诗有别于唐诗即称之为宋调的个性特点。钱钟书在《宋诗选注·序》中言道：“瞧不起宋诗的明人说它学唐诗而不像唐诗，这句话并不错，只是他们不懂这一点不像之处恰恰就是宋诗的创造性和价值所在。”可谓一语中的。唐代是中国乃至世界上诗歌最昌盛的时代，可以说唐诗已将我国从《诗经》以来的古典诗歌发展到了巅峰。“宋人生唐后，开辟真难为”。在唐诗这座高峰面前，宋人只能先学唐诗，先师法唐代诗人，这亦就是宋初诗坛出现白体、晚唐体、西昆体的原因。但作为像欧、王、苏、黄这样通才式的大诗人，必然在骨子里就具有了自觉的要做出不同于唐诗的心态和愿望。故而在经过一段时间学习唐诗的创作实践之后，终于摸索到了一个突破口，即“祟杜学杜”，从而开拓出一条创作诗歌的新路径——形成了具有自己特色的不同于唐音的宋调。加之宋代社会学术文化氛围和人文意识相当浓厚与突出，诗人群体的学养普遍较髙，认为读书积累学问是修身养性、具备道德和诗艺的必要功夫。在创作中“丰富的腹笥自然会使他们技痒难忍而较多地运用成语典故入诗。”（莫励锋《论黄庭坚诗歌创作的三个阶段》）
因此，所谓宋诗的“以文为诗，以才学为诗，以议论为诗”（严羽《沧浪诗话》）均源自于唐代的韩愈、杜甫、白居易诸名公大师（当然以杜为主），宋诗实际上是从唐诗一脉相承而来，而被尊唐派所指摘的种种“弊病”，正是宋诗有意立异于唐诗甚或在某些方面超越唐诗的一大艺术特色和妙境。犹如清人翁方纲所评说的：“唐诗妙境在虚处，宋诗妙境在实处”，“谈理至宋人而精，说部至宋人而富，诗至宋而益加细密。盖刻抉入里，实非唐人所能囿也。”（《石洲诗话》）虽然宋诗是宋代诗人对唐诗自觉反拨后的创新与发展，但在有的地方过于散文化、议论化和“掉书袋”，在“丰神情韵”方面要逊于唐诗。诚如当代史学家兼诗人缪钺教授在《诗词散论·论宋诗》中所指出的“宋诗以意胜，故精能，而贵深析透辟”，“就内容论，宋诗比唐诗更为广阔；就技巧论，宋诗较唐诗更为精细。然此中实各有利弊，故宋诗非能胜于唐诗，仅异于唐诗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