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达尔文主义认识企业演化路径 文/姚斌 将达尔文的核心原理推广至社会和经济演化的想法已经存在100年...
文/姚斌
将达尔文的核心原理推广至社会和经济演化的想法已经存在100年了，杰弗里·霍奇逊和托尔比约恩·克努德森是第一次将该议题以书的形式系统的进行阐述。这本书就是《达尔文猜想》。达尔文主义的核心是变异、选择与遗传。当将学者们达尔文主义引入经济学时，一门新的学科——“演化经济学”——也就诞生了。“演化”在此的含义是“发展变化，尤其是内在性质的变化。”演化经济学就是一门关于经济利益决定文化成长的过程中，就其过程而言，它是一门关于经济制度累积序列的理论。
演化不同于进化，演化是没有方向的变化，可以由简单到复杂的进化，也可以由复杂到简单的退化。演化的主要机制是生物的可遗传变异，以及生物对环境的适应和物种间的竞争。自然选择的过程，会使物种的特征被保留或是淘汰，甚至使新物种诞生或原有物种灭绝。没有什么比达尔文学说更适合作为一个基本框架来分析经济包括社会现象的演化。演化理论能够解释极其复杂的现象。在这里不存在为什么某些主体成功了而某些主体没有成功的简单解释，就像“适者生存”是自然界中各种特定的具体现象存在的先决条件，对某些主体成功与失败的解释也是不同的，在特定环境下拥有特定的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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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原理的优势在于，它能强有力地解释观察到的事实，而不是预测未来任何演化的可能。在一个给定的环境里，有些个体比其他个体适应能力很强，有些个体比其他个体的寿命更长，而有些个体繁殖后代或自我复制的能力比别的更胜一筹。
在经济演化中，投资者若不考虑以前或者预期的绩效就下赌注，漂变将会统治整个演化过程。漂变是指由于偶然发生的变动而造成下一代的基因频率不同于这一代的现象。一个典型的例子是，一个“主导设计”会通过选择进程逐步在市场上显现。那些生产主导设计的公司会不断繁荣，而那些生产其他内容的公司就处境困难了。在经济领域，那些不能满足消费者偏好的公司被淘汰，就是选择原理一个很常见的例子。
在科学领域中有两个选择，一是子集选择，一是后继选择。子集选择是一个简单的淘汰过程。比如，在自然界中，跑得慢的驯鹿可能都狼杀死了，剩下的几乎都是跑得最快的。这是一个有效的以及积极的对平均比较高的速度的选择。子集选择也体现在产业动态过程中，可能会导致整个行业中企业规模分布的变化，从而改变企业的行业层面之特性。
典型的产业演化是按以下的方式发展的。早期进入产业的企业通常都很小，但对相关的技术有些经验。它们通常会引入基于用户需求信息的主要的产品创新，或者是在有效满足他们的技术手段。当成功者的创新取代无效率的竞争者时，市场份额会发生巨大变化。早期的汽车飞机，发动机和机身产业的发展历史就是这样。
早期的新产业所具有的不确定性，似乎约束了现任企业的发展。随着时间的推移，不确定性会随着围绕产品各种特性的“主导设计”的出现而减少。能够生产出这些设计的企业会繁荣和成长，而不能适应的企业在退出这个产业。产业中的创新会越来越具累积性而趋向于包括越来越小的程度的发明性和创造性。而重大创新的下降会导致市场份额的稳定。比如，汽车、钢铁、石油和轮胎产业。
当一个新的产业趋向于遵循一个典型的模式时，一个产业中并不是所有的企业都会随着时间的推移遵循同样的发展战略，也并不是所有产业都以相同的速度发展。有两个重要的因素会对典型的演化过程的速度有着重要的影响：产品的技术特性和购买者偏好的性质。产品具有有限的技术变革的特征时，就会面临更小的不确定性，而且易于很快达到成熟期。当产品面对的买者的偏好有相当多样化的特性时，很难会有主导设计出现，且这倾向于延长到达成熟期的时间。
产业进化是一个复杂的、企业与消费者、竞争者和供应商的互动过程，不但涉及了技术和市场环境的变革，而且也涉及了子集选择过程和企业的差异化淘汰。选择的力量是产业演化的主要动力，它会塑造一个产业的结构并改变企业群体的特征。比如，研究显示，多工厂的企业比单一工厂企业更具有适应性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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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选择通常被认为是一个伴随着对有限资源展开残酷竞争的过程，但是在自然界同样存在不需要残酷竞争过程就能完成选择的例子。竞争对自然选择是一个特殊情况，并不起决定作用。最成功和最有盈利性的企业并不一定是在竞争中能够生存下来的企业。
演化是一个双向过程，既可能由简单到复杂地进化，也可能由复杂到简单地退化，不一定都是优胜劣汰。在同一个环境下，简单系统对抗灾害的生存能力强，复杂系统学习新的事物快，各有各的优势。稳定性与复杂性是此消彼长的补偿关系。
传统的理论生态学竞争模型只有生物差别，没有行为差别，其结果是竞争同样资源的物种不能共存，这就叫做“竞争排除原理”。两个保守物种竞争，一个会排除一个。但两个或两个以上的激进物种竞争，结果可能是多种共存。保守和冒险的竞争结果具有不确定性：如果处于一环境涨落、资源有限的环境中，保守者将战胜冒险者。而在环境涨落不大，不断出现新资源的条件下，风险爱好者更有机会探索新的资源。因此，冒险者的生存之道是不断创新。一旦停止了创新，就会被保守种群赶上或取代，这也是约瑟夫·熊彼特所说的“企业家精神是创造性的毁灭”的含义。
一个成熟的演化理论需要解释，为什么一些企业生存下来了而另一些企业却消失了。这样的问题在不同的环境里有着不同的解释。例如，一个有着相对不受规则的银行体系的国家可以享有数10年的繁荣与创新，但在市场信心受到挑战时，它会比竞争对手遭受更严重的危机。事实上，并不是经过自然选择生存下来的就必定是正确的，而被淘汰的就必定是错误的。竞争性市场会产生更高的效率，但经济理论已经证明，只有在特殊的和极端的环境中，市场才会产生有效的或者是最优的结果。
经济演化涉及多层次上的竞争，包括个体工人之间、单个企业之间以及国家之间。有时，某一层次上的效率条件的改善却与另一层次上的条件产生了冲突。例如，当劳动力之间的竞争与流动性减少后，会强化团队合作与学习，企业间的竞争会变得更有效。
企业之间的竞争并不意味着更有效率或称生产率更高的企业将会生存下来。其中的一个原因是，选择的经济环境是高度变化的。企业在一个制度情景中可能会发展得很好，而在另一个环境情景中可能就会发展得很糟糕。适应性是情景依赖的。
企业新进入者往往要花费10多年的时间增加他们的产出水平与产业平均水平相当。在自我扩张时期，企业特别要面对失败和退出的风险。小的年轻的企业比大的成熟的并已成功地拓展了其运营规模的企业有着更高的失败率。小工厂常常比大工厂更容易失败，年轻的工厂常常比老工厂更容易失败。多工厂企业降低所面临的失败风险的模式特别清晰。如果以15年以上的时间段对这些企业进行考察，那么企业的生存率是很不相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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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不仅仅是个体的集合，企业拥有企业文化和结构化环境，由能增加个体技能和人均产出的行为规范和常规化惯例组成。企业内部的管理在很大程度上通常与企业自身有着共同的命运。如果企业的生存受到危险，那么技能好的个体及许多实体资本可能被转移到别处。
当惯例复制在有共享知识和理解的共同文化中，惯例复制貌似相对容易。管理学文献描述了在复制管理中存在的巨大的困难，这是因为管理中惯例的复制常常受限于关于效率和可靠性的雄心勃勃的目标。为了从一个情景到另一个情景移植上好的生产程序，惯例常常被复制，而这似乎困难重重。
惯例及生产设备其他特性的自我复制是缓慢且容易出错的过程。惯例从一个情景到另一个情景的转移，特别具有挑战性。当惯例跨企业边界并跨文化被移植时，惯例接受者常常结束于一系列低劣的实践，这是一个值得注意的规律。然而，更值得注意的是，在同样的企业内，惯例从一个场景到另一个情景的移植也困难重重。
一旦一个企业在进行复杂性活动方面非常好——如管理一个分支银行和销售一个新产品——母体组织自然要复制其最初的成功方法。实际上，成为大企业而不是小企业的一个主要原因，就是伴随着巧妙的过程和惯例的应用，能够获得大规模的收益。而复制第一次做的“正确”却是惊人的困难。整个产业正试图复制最好的实践活动以及管理组织的知识，但即使如此，绝大多数复制成功的尝试都失败了。
关于技术转移和最佳实践转移的文献已经证明，移植技术和工作实践到新的情景中引起了剧烈的破坏效应。有两个完全不同的例子能够说明这一点。第一，从日本到印度技术转移的21个案例中仅有一个被供应商评价为非常满意，而12个案例被认为是不满意的；第二，在电子解决方案的转移中，软件项目被报告说具有50%或者更多的失败率。即使在同一企业内部知识转移也是困难的。在380个北美工厂的一个主干工厂中，利用80个人每周一次关于夜班和白班之间倒班时的学习转移的观察值，一个班仅有56%的习得知识被传递到另一个班中。
正如在商业世界中有许多兼并和收购一样，商业世界里有许多分拆企业的案例。有时，这些分拆企业非常成功，它们的名字变得家喻户晓，比如福特、英特尔。脱离母体企业的过程有时会导致大部分企业改变其特性及产业轨迹。研究表明，许多比较成功的分拆行为涉及了不同的具有互补技能的员工或管理团队的脱离，这就意味着，除了个体知识和习惯，还包括惯例及社会关系所依然的知识被复制或转移。企业及团队本身在复制过程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因果作用。
在一家企业合并或者被另一家企业接管的情况下，一个企业实体变成另一家企业的吸收过程也许是原来企业实体的大部分特征完好无损，组成部分的团队可以幸免于其他主体企业的合并或收购。在自然界中，有机体由另一种有机体所消耗，就是指这些有机体之一的死亡。在社会或经济世界中，一个原始企业在被合并或被其他企业收购时，其许多内聚力有时会被保留下来，吸收并不一定意味着消亡。对于一个企业来说，最重要的是企业的完整性、内聚力及面对变化多端的市场环境时的相对持久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