炉边漫话之长河说古.西炉篇
上 篇
七 百 年 西 炉
西炉，即早年史书上所说的“长河西土官”驻牧的“打煎炉”（后称“打箭炉），也就是今天的康定。
“打煎炉”之名，最早出现在《明实录》上。《明实录》的记载是：“洪武十五年七月乙卯（一三八二．八．一七）故元四川分省左丞剌瓦蒙（之后《明实录》和《明史》上均写作“元右丞剌瓦蒙”）遣理问高惟善等，自西番打煎炉长河西来朝，上故元所授银印。诏赐文绮四匹，帛如之，钞二十锭，衣一袭。”
到了清代，那“打煎炉”的“煎”才逐渐变成了“箭”，“打煎炉”就成了“打箭炉”。这一字之差，颇有文章，下面再讲。
“打箭炉”之改“康定”，是在清光绪三十四年，即公元１９０８年。赵尔丰此时为何改打箭炉为康定？容后细说。
这就是说，从明洪武十五年，即公元１３８２年出现在史书上算起，打箭炉在历史上至少存在了５２６年。改康定后距今又是１００年。加起来，这座不算很“古”的古城至少已有６２６年历史。说他“至少”，是因为住在打煎炉的长河西土官剌瓦蒙，在元朝已是“四川分省右丞”，就是说打煎炉早在元代就存在，今天康定城的历史不下７００年。
当然，比起河东的沈边、岩州、化林和河西的噶达来，作为长河地方历史上的重镇，打箭炉还是要年轻些，可他最为兴旺，最为辉煌，且一直延续到清末，到民国，到解放，到如今。他在康藏地方政治、军事、文化，尤其是经济上的地位无他可代，算是川边最后崛起的“边城”。
雍正七年，设打箭炉厅（四川所辖），分驻雅州府同知，故将其所属的康巴地区称作“炉边”。
对打箭炉的来历，民间有不同说法，大致可归为“射箭说”和“造箭说”，所言都与诸葛武侯有关。“有书为证”：邛崃《临邛镇志》就录有一则《箭射打箭炉的传说》，说的是“（邛崃）南河十方堂附近的铁牛坎为古代冶铁遗址，有偌大的炉渣铁陷入土中，俗称'铁牛’。当地口碑流传：蜀汉时，河南岸为獠人居地，与居住河北岸的汉族人常生龃龉。蜀汉丞相诸葛孔明为久安计，与獠人相约，以一箭之地为今后汉、獠分界处。獠人敬畏曾七擒孟获的诸葛武侯，点头应承。诸葛亮即命人取来弓箭，站在'铁牛’上，挽弓一箭。獠人循箭矢方向一路寻去，竟然一直到千里外的打箭炉才寻着箭矢。耿直的獠人信守诺言，从此便定居打箭炉。却不知，这是诸葛孔明暗中遣人将箭矢预先放置打箭炉。从此，汉獠之间和平相处。南河一带有民谣：'铁牛河边卧，射箭打箭炉’即言此事。”在四川人出版社１９９０年出版的李旭葵先生所著的《天府南来第一州》一书中，也说道：“邛崃城南曲折蜿蜒的南河里，传说曾卧着一条铁牛，三国时候，蜀国是以南河中的铁牛为界。夷人经常过河侵扰，百姓不得安宁。诸葛亮用计３次捉住夷人头目，并都以好言安抚释放。夷人头目自知无理又无能取胜，便主动提出愿退一箭之路以示和好。诸葛亮站在这铁牛背上，向着西方用力射出一箭。'飕’的一声，这一箭飞越群山，射到了几百里之外的'打箭垆（炉）’（康定）。从此，夷人也就退到了'打箭垆（炉）’居住。”两者所说大同小异。
还有一个是外国人借藏族人之口的说法。前英国驻打箭炉领士孔贝在１９２４年５月到达康定不久，根据当地一个叫智慧保罗的藏族商人（此人便是后来的著名藏学家谢国安，智慧保罗是他的英文名）的讲述，于１９２５年８月写成的《藏人言藏》一书中，就有这样的记述：很久很久以前，一位叫孔名（诸葛亮）的中国将军对野人部落进行了统一的战争，他们其实是苗族，生活在云南、西藏与贵州交界地带，他们的首领是一个叫孟获的人。这场战争打得相当激烈，最后孔明取得了胜利。在崇州，他发现了许多其他的蛮人，是真正的蕃人，“在经过几翻艰苦较量之后，孔明把这些蛮人赶出了崇州地区。为了使这场旷日持久的战争有一个令人满意的结局，作为一个足智多谋的将军，他订出和平的条件，即他射出一枝箭，箭射到哪里，蕃人就要把这块地盘割让给他。这些蕃人同意了，孔明于是拉弓搭箭，那弓十分有力，射出的箭远远地向西方边飞去，在场的人都不知道它落到何处。最后，几经搜寻，终于在萨木扎格山找到了它，而萨木扎格山可以俯瞰其北方的打箭炉。原来孔明的密使偷偷地把箭插到那儿的。藏人以孔明一定是个无所不能的神仙，他们只得遵守承诺，把崇州到萨木扎格山的所有地区，都让给了孔明。”这些算是“射箭说”吧。
清乾隆年间松筠撰写的《卫藏通志．卷十五．部落》“打箭炉”条中载：“自后汉诸葛武侯征孟获时，遣将郭达往彼处造箭，因名。”书中还提到“郭达山，在炉东北一里，高七百余丈。时有青羊绕山而行，相传汉诸葛武侯七擒孟获时，命郭达至炉，于沙畦纳安炉造箭，故名。”在此前，康熙年间吴廷伟撰写的《定藏纪程》中，早已提到：“打箭炉乃孔明造军器之所。”雍正十年奉檄自打箭炉入藏的王世睿在《进藏纪程》中也说：“昔诸葛武侯征蛮，曾于此造箭，遣一军人监之，厥后成神，立庙享祀，此打箭炉之所由名也。”雍正十二年，奉使泰宁，礼送七世达赖喇嘛回藏的果亲王．允礼也认为“（打箭炉）本汉旄牛徼外地，旧传武侯铸军器于此，故名。”乾隆五十六年，廓尔喀侵藏，朝廷以福康安为大将军进藏援剿，受命督饷的四川总督孙世毅，在《受命驻打箭炉筹办征调事宜》一诗的注释中也说：“相传武侯征孟获，命将郭达在沙哇地方设炉造箭，故名打箭炉，有祠焉。”道光四年经炉进藏的徐瀛，在《西征日记》中也记：“（打箭炉）相传武侯南征，遣将郭达安炉造箭之地”。道光二十四年至二十六年两次进藏的姚莹，在《康輶纪行》中也讲：“诸葛武侯征孟获时，遣将郭达造箭于此，故名打箭炉。”咸丰八年编修的《天全州志》还说：“诸葛武侯南征凯旋，驻碉门二载，修兵器于打箭炉”。很明白，这些都该归于“造箭说”。
上述种种传说，都产生于清代，之前的尚未查到。到了晚清，也有对此持否定之说的。光绪四年，奉四川总督丁宝祯委派，赴三藏五印度地方考察的黄楙材，在《西輶日记》中就说得很明白：“俗传武乡侯南征，遣郭达将军安炉造箭，附会无稽。愚按，唐宋之世，吐蕃入寇，斯为要道，或尝造箭于此，至于丞相南征，由嶲入益，程途各别，非所经行也。”就是说，诸葛武侯南征，是在今天的汉源地方过大渡河经越嶲而去，根本没走这条道，哪能绕到这么偏远的地方来设炉造箭？！所以安炉造箭之说，纯属牵强附会的无稽之谈。唐代，唐蕃曾在长河（大渡河）地方激烈征战，要说在此设炉造箭还沾点谱儿。清末民初任职于川边的查骞，对此也持怀疑态度，在其所著的《边藏风土记》一书中就说：“炉厅以打箭名，不可考。．．．．．．传蜀汉诸葛丞相南征，于此设冶炉，造箭簇，遂因以名。然无可征（证）也。”就是说，诸葛丞相在此设炉造箭，找不到证据。
清季，多次用兵康藏，打箭炉是出入川藏的咽喉，其政治、军事、经济地位无他可代。于是，那些旅边的大员和文人墨客，多落脚于此。在这在“开门见山”的边城，闲下来读读《三国》之类，举目那耸立在二水交汇处那座七百余丈的高山，不禁触景生情，灵感一动，牵强附会，杜撰点诸葛亮遣郭达将军在此设炉造箭的“龙门阵”来摆摆，也是情理之中，就像时下有些地方为了发展旅游，造点假古董，编点“龙门阵”来逗逗游客一样。客观地说，套句眼下的时髦话：这算是古边城当年的一种文化现象吧！足见三国文化对边地之影响。
那“打箭炉”本是原自藏语“打折渚”。藏语“打折渚”就是汉语打（从大泡山而来的雅拉河）、折（从折多山而来折多河）两河交汇的“两河口”之意。把前人将“打折渚”译写成的“打煎炉”的那个“煎”字改作“箭”字，一些文士不就有说头了么？当然这只是笔者一家之言。
依那些个传说，打箭炉始于三国蜀汉时期，那么今天的康定城至少已有一千七百多年历史。不过我还是认为按七百年计，较为切合实际。当然，诸葛武侯派郭达将军在这里“设炉造箭”，作为闲“龙门阵”摆摆，传说传说，又未尝不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