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谢，一路走好
老谢，一路走好
老谢走了，三天了。但还是和他女儿告我噩耗时的心情一样，想到他就默默流泪。和他父亲97岁高龄比，67岁就离我们而去，确实太年轻了。
我是在正月十五下午17点11分李健来电话时获知信息的。春节后仅初七中午和老谢通过一次话，想到好几天没通话了，正月十四决定正月十五上午一定得通一次。但因赶活十五早上起床较晚，且起来因北京一个老师的事情，通话的事儿就耽误了。下午我在楼上赶做我的系列电视教学片，手机一直静音在楼下。到17点11分下楼时，正好看到苏州太仓李健老师打来电话，他说他们陈校长告诉他老谢走了。我当时是不真实的感觉，脑子有些空白。挂掉李健电话，发现16点06分我手机上有老谢的未接电话。回拨，是女儿婧的声音，李健的消息不幸证实。通话中，我难以控制自己，尤其是当婧讲到老谢弥留的点滴清醒时刻，还有话要和我讲时。放下电话，哽咽着通报了肖非教授信息，然，再也没有气力通知其他人。再看手机，高校群里已经尽是怀念老谢的信息，南京丁勇兄也于17点07分给我发来信息，那时离老谢下午2点09分辞世仅仅过了2个小时。
我和老谢接触的时间并不长，算来只有14年。第一次近距离和他面见是在2005年，在邓猛教授和我共同参与主持的“中——英甘肃基础教育项目”特殊教育子项目的全国结项会上，他和小师妹王辉教授参会。我生性上不了台面，向来不懂如何和领导交往，不懂如何讨领导高兴。因此，当小师妹介绍他是南京特教学院的副院长时，我还忐忑如何把那个黑大个作为兄弟，只是好奇这个管后勤的院长怎么会“不务正业”地对孤独症教育着迷。
然而，这忐忑却很快就逆转了。那次会议是在秋风秋雨愁煞人的深秋。转过年来，2006年春雨绵绵的春夏之交的一个雨天，我游历到南京特教学院的雨花台的小行临时校区，盛永进教授邀我给他们特教系的学生讲点什么。本是完成永进兄的一个作业，没想到开讲时老谢和丁勇兄双双捧场。一个院长、一个副院长听学院一个系的主任邀请的一个普通教师的讲座，这个场，捧大了。不仅这次捧场，自那开始，从2008年的洛阳、2009年的北京、2010年的南宁、2011年的西宁、2012年的昆明…直至2018年的云南建水，凡是和我有关，尤其是我张罗的事儿——特别是自2009年我们正式成立“特殊教育专业委员会”以来的专委会的历次活动，他都是每场必到、逢场必捧。2007年暑期的呼伦贝尔活动他本已买好票，但作为后勤院长，学校宿舍突然失火，不得不处理善后，取消行程，那是他唯一的一次缺席。
当然，他的到场并非仅仅是为了捧场，而是作为专业人士在真帮我。比如，我虽为残分会特殊教育专委会的主任，但如没有以他为代表的众位兄弟姐妹，尤其是他关键时刻带头大哥般的意见，我们的包括“特殊教育华山论剑”在内的活动不会那么有声有色。比如，他在背后不知道在多少人面前说“你们听听全礼怎么讲”“你们听听全礼的意见”，可知道这样的话从一个德高望重的老教授的口里说出，对那些听的校长、老师有多大的号召力。
记得2009年我拍摄电视片《特教档案》的外景，结束上海的拍摄后要到南通拍摄张謇的事情，他为了方便我拍摄，已经带着老冯他们的两辆车提前从南京到南通等我，然后陪伴摄制组由南通、常州、再到南京，直到拍完江苏的镜头；2010年10月我们在南宁开会并一起由南宁到南京参加他们学校的一个国际会议，在南宁临上飞机还要和他在广西做老总的同学请我们品尝南宁特色茶；2015年春天，我和院领导以及学校研究生处的四人在镇江开一个研究生的工作会议，他不仅赶到镇江看我，还请他的战友请我们一行四人吃大餐，那可真是连吃带拿加参观…他帮我，还给足了我面子。
这种帮不仅在会议、见面时，更是在电话上。10多年来我们每周至少一次电话，谈生活、谈学术、交流信息。开始多是他打给我，后来是我打给他多。他住院后，主要是我打给他。但每次通话已经不像过去那般几十分钟、一个小时，仅仅是几分钟而已，偶尔还用微信通话或者留言。最后一次通话是正月初七中午，他说了两个方面的意思，一是说对不起我，二是说他是误诊。这些不连贯的话，已经透出了意识开始模糊的迹象，但我根本没往深处想，只是觉得他气喘吁吁，就停止了通话。没成想，初八就进了重症监护室，正月十四就完全失去意识，只给我留下遗憾。
我现在想，他哪里对不起我呢？是近10年来关心我这老光棍，今天跟我说“某省我战友的女儿你去见见吧”，明天劝我说“你娶了某某吧”都没成。亦或，是和丁勇兄一起劝我来南特，我没来。而我一直孤家寡人没人照顾，而心有何不甘呢，这些恰恰是作为兄长关心我而我该感激不尽的，哪来对不起呢？
他和南京特教学院我认识的几个领导一样，是标准的“官二代”。从他兄弟俩的名字（明、白）出自叶圣陶，从他爸爸是副部级待遇就能感觉到他的背景不俗。从他外公丁晓先先生是南昌起义时谭平山的秘书并在商务印书馆编印了若干基础教育的教材，就知道他还是一个具有文人血统的“官二代”。这样的一个“官二代”，待我一介布衣亲如兄弟，10多年来关心我、提携我、爱护我，哪有对不起呢？
实际上，特种兵出身的他，可以安安稳稳的做他的行政干部。从侦查连长、教育厅干部、大学校长，可以很滋润的一路走下来。可是来自父辈的才情和母亲的熏陶，使他偏偏要“不务正业”，而且是50岁了才“不务正业”，还一下子成了中国大陆高校中孤独症研究的顶尖人物。他教育康复过的3000个孤独症儿童，不仅成就了他的孤独症教育的理论与实践，还有益于中国大陆整个发展障碍儿童的教育甚至整个特殊教育理论与实践的发展，甚至成为了行动的指南。
例如，他创造性地提出了“发展障碍儿童尤其是孤独症儿童的外周神经系统可能有缺陷”的观点，修正、丰富了“仅仅是中枢有缺陷”的视野。
他创造性地提出的“肠道菌群和孤独症的症状有关、进而可以找到一种新的干预孤独症的食物疗法”的观点，外国的某些研究已经支持了他。
他提出并由我忽悠成英文缩写为MER的教育康复法，对修正国内特殊教育界所谓的医教结合具有重要的修正作用，他的这个观点在印度一经发表即受到当地主流媒体的广泛报道。
他旗帜鲜明地反对孤独症鉴别扩大化的观点与做法，对于许多家长和儿童、对于国家相关政策的制定具有重大意义。
他的“读懂孩子”的观点和实践，不仅是我拿来在全国各地讲课的依据，更是我们特殊儿童教育的操作指南。
无疑，这些贡献是他勤奋学习的结果，这些勤奋是浸透在他的每个细胞里的。在10年前后，他几乎每天晚上要到12点才睡，而早上6点就起床了。也正因为这样，他都有了高级职称了，还拿到自学研究生的学历。记得我给他的一本关于感统训练著作的序言里写过这样的话：“（2009年6月）辉腾锡勒草原上的篝火已经点燃，我们大家围绕着篝火或跳或唱，或者数星星。但是，那个黑大个却独自一人去了蒙古包打开电脑一直工作到深夜三点。”
他勤奋但对生活的要求却是随意的。他不喝酒，所谓的奢侈也就是喝点茶、吸点烟。当然，烟瘾有点大（我这三天在想他的肺癌是否和吸烟有关）。出差都是茶杯不离手，烟不离口袋。因此他到北京，茶、烟我是不管的，吃饭也极为随意。记得2007年夏天他来京，我问他：“老谢，你想吃啥？” 他说：“我来京那么多次，还没吃过炸酱面”。我说：“那还不简单。”没想到过了10年，他和我玩笑：“全礼，那炸酱面可真难吃！”这话随即成为我到外地讲课时说他的俏皮话，也成了邀请外地人来京吃炸酱面的段子，这是我第一次请人吃炸酱面。
当然，老谢是我的不止一个第一次。
他是我第一个开车去机场接人的“处女接”的对象，尽管那天晚上回城时光线不好，错走到了机场二高速。
他是我第一次和公交车撞车的“肇事者”，我急急忙忙去接他，在三元桥和公交车相撞。
他是我第一次路上爆胎的见证者，他和丁兄一行人来京为了学院升格奔忙，我拉着他们四人在西直门立交桥上被出租车司机发现我右前胎瘪了。
他是我第一个陪着去银狐洞看石花的京外朋友……。
我俩的故事远不止这些。2017年12月，我去乐山师范学院讲课，教授妹妹汪红烨女士送我竹叶青茶，我说：“院长妹妹，我不喝茶。”她说：“那你也得拿着，你不喝就送人”。我真的就在见到老谢时，把茶送给他。他后来说：“全礼，那茶真好。”每次我到南京，他和丁勇兄见了我都是说“京里来人了”，我则开玩笑地说，哈哈哈，你们本来就在“京”里呢。他知道我也是吃饭简单的人，多数时候在可能的情况下，都是随我的愿，尤其是2013年他退休后，都是他和大嫂陪我吃我喜欢的大排档。
黑大个老谢，是否因了侦察兵出身的缘故，心很细。2010年我们在山东潍坊开会，期间悄悄建议我们几人回家看看我那80岁的父母。当他听说，我二哥患胃癌后，千叮咛万嘱咐地让我告诉二哥该怎么做。2012年，我那82岁，做了30年老师的父亲于教师节那天去世，他怕我难过，便慢声细语地告诉我，想去山东送老人一程。2014年我84岁的母亲血栓住院，我和他谈了治疗的过程。一方面，埋怨我不干预治疗方案。另一方面，告诉我该如何、如何，并在他们走后多次叮咛，不要过多伤心，他们活在我们心里。2018年他的父亲97岁离世时，他第一时间通知了我，当我要来奔丧时，他怕我劳累以老人身体已经捐出为由不让我来。2018年7月，我们在云南建水开会，会议结束后，有一个多小时的时间，我俩去了会场附近的文庙。从文庙出来，我的两个师妹，昆明学院的李里教授和新疆教育学院的张阿妮教授，怕我一个人孤单，就想让我和老谢他们三人一起去昆明，而老谢则体会到我的心境，由着我一个人在建水古城发个呆……。
他的心细不仅在我身上体现，还在其他人，其他事上体现。2012年暑期，我们在昆明开会，期间我说绥化学院徐景俊教授的女儿也到了昆明，他便与我和永进兄一起去看望女儿。2008年在洛阳会议上，我和好友邓猛兄有个学术问题观点不一致，他却背后给我了很多“你俩观点实际上相同”这样的话。在他住院期间，他赣州有个课实在去不了了，还和我商量谁能代他去讲（是永进兄替他前往）。2018年底，杭州的孤独症会议实在参加不了时，他则把自己的片子给了会议主办人徐云教授，以说明理由……。
但是，他对自己的身体却是粗心的。
2018年的12月初。我请他来为我的研究生们做学术讲座，原定11月，但因为他、我都很忙，一直拖到了12月。那天下午我从济南回京，约好在北京南站会面。我到南站后，先在南站的某豆浆店点好了他想吃的油条，等他下车。简单饭后，我俩坐地铁到我校北四环校区，7点10分到达教室，按时开讲，且一讲就是三个小时。无疑，对一个67岁的凡间属于老者的教授而言，坐5个多小时的车，没有休息就讲课，连续10个多小时工作，对身体是粗暴的。我和他都犯了这个粗暴的错误。当天晚上，我和他还聊到11点多。我问他早上几点吃饭，他说八点吧。但是，当第二天早上我八点稍多到宾馆时，他还未起床。对于一向不睡懒觉的他而言，这应该是一个信号，但我们都被他一向的棒身体欺骗了，没有重视这些细小的变化。
他回到南京后，并没有怎么休息，就到了苏州。在太仓，李健发现他发烧而且咳嗽，就想让他去住院治疗。他怕给人添麻烦，起初不想去，去了也是到急诊科挂点滴而已。李健是晚上八点告诉我他们在上海市嘉定中医院的，我又一次被他棒棒的身体骗了，也没当做大事。第二天，太仓一带往西的苏南地区大雾，他与我通了电话，知道汽车行驶速度很慢，晚上才能到南京。没想到，他到宁后就直接去了医院；没想到，12月初的见面，成为了永别。
到南京的第二天，他给我电话，说各种检查，怀疑是肺癌，但要等一周切片出来后才能确诊，他会下周告诉我。他还特别嘱咐我，不要对外人说。我知道他是怕别人担心，去看他，去麻烦别人。我也没觉得有啥大事，就未对任何人说起。
无疑，那一周，我的心是忐忑的。我等了一周，他迟迟没有告诉我结果。我们通话时，我也绕开病的问题，一如既往地谈些无关的事情。有一天，婧婧在他身边，我就和女儿讲了几句。现在想来，我那时该问闺女实际情况是什么。但我的低情商害了我，觉得老谢说的是真的，就是一种很轻的肺部肿瘤保守疗法，很快就会康复而已。
没想到，这一切都是假象。他在南京住院后，肺癌已到晚期而且扩散了，到了没法治愈的程度。到现在，我才读出他电话时告诉我，住院后他弟弟谢白抱着他痛哭的涵义。谢白哥实际上已经知道他来日无多，对一个知道一年内将失去两位亲人，但又不能言的弟弟而言，只有抱头痛哭。
我的粗心和情商的低下，造成了我难忘的遗憾。
如果我在他刚刚住院和女儿通话时，问一下女儿实情。
如果在1月23号我和他通话，觉得他力气不足时，就问一下大嫂是啥真实情况。
如果在2月3号，我给他电话他没接，我把怕他有负担的轻描淡写的“我就是问问南京冷不冷”的留言，换成不接不停的电话。
如果把正月初一我的问候，他没有回答而理解为春节人多，他可能顾不上我变成疑问。
如果把正月初七我和他的通话中他的那些不逻辑的回答多往坏处想想。
如果我认真解读他正月初八（2019年2月12日）进入重症监护室后，偶尔清醒时发在理事群的想和我说的晚上22:37的“全-礼，我不应lF编辑，应，发展礼午轻人为主”，正月初九（2月13日）早上6:44的“\\\…↖”和正月初九（2月13日）凌晨3:06分在首都特教论坛里发的“∵-\…∴”这些符号，而不是要么没注意，要么怕刺激他轻轻回一句“老谢，过年好”。
如果我正月十五上午打了电话……
这些如果，也只能是如果了。他要说什么，成了我永远的迷。当正月十六上午婧婧告诉我，想要用他的工资，成立一个孤独症教育的奖学金时，我才猜测，他弥留之际是否想和我商量这个事请，想到了天上还要看着他心爱的事业！
这个和我一样自称是“山药地瓜蛋派”的属于“井冈山系”的人，靠着自己一刀一刀的拼杀，仅仅几年时间就站在了中国大陆孤独症教育的前列。他离世的消息一出，圈里人就纷纷哀悼、惋惜、缅怀，这可能就是对他的研究、为人的最好肯定。
他突然的离世，也使我悲伤的怪兽莫名而来。就如我朔州的学生杜慧德老师，为了安慰我，今日写给我大段的文字 “三天了，每次打开群里，隔着屏幕我都能感受到大家的悲伤。虽然我对谢老不怎么了解，可我能感受到师父心里的苦……”所表达的那样。
三天来，从我第一时间通知北师大肖非教授老谢的相关信息，从与南京特教学院原书记丁勇教授、盛永进教授、北师大邓猛教授、潍坊学院梁纪恒教授、乐山学院汪红烨教授、昆明学院李里教授、陕西师范大学兰继军教授、新疆教育学院张阿妮教授，到与中国心理卫生协会残疾人分会及特殊教育专委会的几个主要领导肖讯女士、李静雯女士、崔勇教授交换相关信息，从他生前友好也是我们学会同事的北京平谷张晓成校长、北京安华龙建友校长、北京特教中心主任孙颖、秦皇岛吕相斌校长、唐山师范学院隋春玲教授、潍坊王发兰校长、扬州王琦老师、苏州范里校长、厦门李玉影老师、东莞李芬芳主任，到北京联合大学滕祥东院长、西南大学赵斌院长来信、来电询问相关事宜，从与他的学生苏州李健、北京张红艳，到了解我和老谢友谊的我的学生张竞男、杨文雅、肖晓萌等的交流，从远在捷克斯洛伐克大使馆赵长涛先生的来信……，每次交流，那个悲伤的怪兽总是悄然而至，往往使我难以成声……。我知道，那个来自他的每个星期至少出现一次的“全礼，你吃饭了么？”的声音再也不会出现了！！！
斯人已逝矣。
呜呼！
我能做点什么呢？想到了鲁迅的《纪念刘和珍君》。我也只能通过这些文字表达我的哀思，用这些文字替代我的泪水，用这些文字追忆我们的过去。
生活还要继续，他的事业还要继续。他和他父母一样，把遗体捐给医疗事业，就是为了让家属和朋友们安心工作、愉快生活。正如我的老师北师大顾定倩教授在高校群里说的：“怀念他，学习他，继续前行，是对他最好的告慰。”
我们要擦干泪水，直起腰来，继续我们的事业，继续他未竟的特殊教育事业，继续孤独症教育事业。
我想用正月十六晚上，我在圈里转发谢白的纪念文章《哥哥》之后，我的学生、香格里拉的藏族老师可迪·洛桑那杰在文后的回复结束我的文字。
她说：“谢教授，不谢”。
是的，“谢教授，不谢！”老谢这颗孤独症教育之花，常开不谢！
呜呼！
老谢，不谢！
老谢，一路走好！
刘全礼
北京联合大学特殊教育学院教授
中国心理卫生协会
残疾人心理卫生分会副主任委员
中国心理卫生协会
残疾人心理卫生分会特殊教育专业委员会主任
定稿于2019年2月22 18点25分
（正月十八 下午18点25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