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科前沿｜汤峰等：比较政治学视域下的体制性整合及其反思
【摘 要】20世纪末，比较政治学界对一些转型国家政权稳固而另一些转型国家政权频繁更迭这一现象表现出浓厚兴趣，学者试图用“体制性整合”来阐释上述现象。本文围绕“体制性整合如何促进政权稳定”这一核心议题，对体制性整合理论进行系统讨论。体制性整合具有多重含义，可以指过程、手段、策略以及机制等。该理论能够为政权稳定提供较好的解释，但也存在局限，如理论解释与经验事实间不对称，研究视角上忽视国际环境和政党等因素，内在机制不完善等。因此，在运用该理论进行分析的过程中应充分考虑国际宏观因素和政党，尝试进行案例研究、引入实验法和完善研究设计，这可能是体制性整合理论未来研究的可行方向。
【关键词】比较政治学；转型国家；体制性整合；政权稳定
自20世纪末，比较政治学界众多学人从不同视角对转型国家进行研究，特别是“为何部分政权维持了政体的存续和稳定，而另一些政权仅存续短短数年便出现崩溃”这一问题。譬如，印尼的苏哈托执掌国家大权长达31年，而洪都拉斯前领导人克鲁斯在位仅1年。对于“转型国家的掌权者如何化解冲突与挑战，保持政局稳定”这一问题，学界试图用“体制性整合”的理论进行诠释。既有体制性整合的研究虽提出了很多颇有洞见的观点，不过，这一风行一时的研究在概念、内在机制等诸多方面尚未得到充分的理论阐释，国内学者的系统讨论亦相对鲜见。鉴于此，本文围绕“体制性整合如何促进政权稳定”这一核心问题，对经典文献中体制性整合的概念、作用、媒介和微观机制展开学理讨论，并进一步评析该理论的不足，同时从研究议题和方法上展望未来可能的研究方向，从而揭示体制性整合理论的相关面向。
一、概念: 体制性整合的内涵与功能分析
体制性整合的概念最早源于美国社会学家菲利普·塞尔茨尼克对田纳西河流域管理局(TVA)的研究。按照其最初的定义，“体制性整合是组织将新元素吸收到领导层或政策制定结构中的一种方式，通过此方式可避免对其存续或稳定可能产生的威胁”。塞尔茨尼克探究了TVA如何应对反对力量。其研究发现，为消解社会不满情绪，田纳西河流域管理局将美国南部农场组织直接纳入项目建设的决策中，使潜在的反对者成为联邦政府支持者。换言之，田纳西河流域管理委员会吸收了他们，将新利益群体纳入政策制定结构中。此后，相关文献用“体制性整合”来描述反对活动被行动者试图影响的强力团体或组织有效俘获的情形。
其他相关研究虽未使用甚至提及“体制性整合”的概念，但揭示的功能与体制性整合异曲同工。如吉列尔莫·奥当奈对拉美国家的研究指出，官僚式权威主义通过将社会反对力量封装到体制内以保持政权的稳定，此处的“封装”与“体制性整合”颇为相似。此外，格罗斯曼在农民盗窃地主这一行为的研究中亦发现，土地调整是地主面临租金受到非法侵占“威胁”时的最佳策略选择，有助于农民将努力转到农业耕种上。再如，达隆·阿齐莫鲁等人的研究也认为，西方历史上统治者通过不断扩大特许经营权避免了商人起义和社会动荡。在其研究中，特许经营权也可被视为体制性整合的一种具体手段。
尽管有某些相似之处，但体制性整合并不能与一次性收买政策等而视之。其主要表现为一种制度化安排，以便将体制外的精英吸收进体制内。此外，其也不等同于“合作主义”。合作主义主要是指在磋商环节中，合作主体之间能得到相互承认和尊重，不同主体具有平等地位。而体制性整合意味着将原有反对者拉到主流阵营中，旧有的反对团体放弃自身原有的利益主张与诉求，转而支持现有体制与制度。因此，本文认为，体制性整合是执政当局借助一系列稳定的制度化安排，将社会精英吸纳到决策过程中。通过这种方式，体制外精英得以进入体制内。这一过程使原有的反对者成为现有体制的支持者，最终消解潜在威胁，实现政权的稳定。体制性整合具有多重含义，可以指过程、手段，亦可指策略、机制，本文将在多重意义上理解与使用这一概念。根据传统的“减压阀”理论，西方民主国家发生革命的概率更小，因为选举是阶级意识的坟墓，也是革命的坟墓。相较而言，转型国家潜在的不稳定因素更多。譬如，社会不满力量极易积聚，从而导致极端的抗议行动。概言之，掌权者面临的国内威胁主要来自两方面：其一是社会大众，即体制外反对者策动的抗议、骚动，甚至是起义和革命等；其二是统治集团内部的分裂。
学界以往对转型国家面临威胁的主导性认识为：社会公众是影响政权稳定的首要因素。即将转型国家的核心政治冲突限定在体制内少部分精英与体制外广大民众之间，米兰·斯沃利克称之为“政权的控制问题”。例如，詹妮弗·甘地与亚当·舍沃斯基指出，社会大众才是掌权者面临的最大挑战。此外，阿齐莫鲁等人以及卡莱斯·鲍什的研究亦强调，掌权者最大的威胁来自社会大众的起义。不过，近来另一批学者则强调，体制内精英的分裂才是掌权者面临的最大威胁。例如，芭芭拉·盖迪斯将研究重点集中在国家潜在领导人之间的竞争，她认为统治集团内部的精英是影响政权稳定的首要因素。而斯沃利克通过对1945-2008年全世界303个转型国家掌权者更迭的定量分析发现，因政变导致的掌权者更换达205次，占比高达68%。由此可见，统治集团内部的精英分裂才是掌权者执政威胁的最大来源。
面对威胁，压制和体制性整合是常用的策略。压制作为“强制回应法则”，被认为构成转型国家的核心特征。因而，掌权者更可能用压制去保持执政地位。传统理论认为，压制与政权存续间具有显著的正向关系。例如，理性选择学派强调，压制能增加反对派对抗当局的成本，使集体行动变得更困难。不过，布尔诺·德·梅斯奎塔等人指出，使用压制对政权存续并无显著影响。此外，利用压制手段挫败反对者会导致政权陷入困境：政权的强制机关可以挫败反对派，但与此同时，相关部门也拥有了采取类似行动去挑战现有政权以及掌权者的能力。遵循“相对剥夺感”路径的学者强调，压制会增加异见人士的抵抗活动，过度地使用可能会降低其合法性，且易激化矛盾。因而，体制性整合就成为应对威胁、化解冲突的重要途径。
第一，相比压制，体制性整合是掌权者消解威胁的更有效的工具。在转型国家，公众，尤其是那些受益于宽容体制的个体更有意愿支持宽容的领导人。当执政当局采用体制性整合时，公众更愿意支持现有掌权者。而且，这样还能降低个别不满事件恶化为更极端事件的可能性。另外，通过选择被吸收对象，反对派被分化，可以缓和矛盾，化解挑战。第二，体制性整合的代价较小。体制性整合能帮助掌权者识别对其威胁最大者，有针对性地对付反对者，而不必采用更宽泛的措施，从而减少了维持政权稳定的成本，在不付出任何重大政治或经济代价的情况下实现相应的目标，故而体制性整合的代价更小。第三，在稳定政权的具体效果上，大量实证研究发现，体制性整合显著延长了转型国家政权的存续时间。
关于西方民主国家的体制性整合的研究表明，其对西方民主政权的稳定具有显著正向作用。例如，对美国政党的研究发现，将具有较高社会声望的精英吸收到党内，能增强政党在选举中的竞争力与吸引力。再如，西摩·马丁·李普塞特亦指出，美国工人阶级一旦被整合到体制内，他们的权力意识和政治效能感都会增强，意识形态立场得以缓和，从而更愿意支持现有政权。西方民主国家体制性整合的研究发现对思考体制性整合在转型国家中的作用颇有启示意义。新近对转型国家工人运动的研究亦表明，当权者通过制度化安排来拉拢工人，缓和了工人抗议的剧烈程度。概括来说，在转型国家，体制性整合有助于执政当局增强适应外部环境变化以及应对社会挑战的能力，扩大政权的支持基础。比阿特利兹·马格罗尼强调，体制性整合是掌权者建立广大公众支持的执政基础。对苏联执政党的研究表明，知识分子在1950年以后的苏共核心领导层的占比不断提升，吸收技术精英增强了苏联国家决策能力和政权合法性，促进了稳定。总体上看，拥有体制性整合制度的掌权者任期较长。
压制与体制性整合作为掌权者维持执政地位的工具，其使用策略因具体情形而千差万别。在现实中，两种手段常被混合使用，只是具体应用程度存在差别。同时，两种策略间也相互影响。温特罗布对比了体制性整合与压制，从理论上阐明了两者的关系，并指出两者可相互替代。不过，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当局更倾向采用体制性整合手段呢?甘地与舍沃斯基指出，在反对者力量弱小时，掌权者可能采用压制手段;当反对派足够强大，掌权者更倾向于使用体制性整合手段。此外，若国家已经存在体制性整合制度，那么统治者会继承该制度遗产。同时，如果一国的物质财富足够丰富，领导人完全可以借用物质利益换取民众的支持。因而，“飞地型经济结构”的转型国家采用体制性整合的概率更低。弗朗茨等人的研究也肯定了压制与体制性整合存在某种替代关系，使用体制性整合，能有效减少掌权者对压制措施的运用。然而，该结论与舍沃斯基形成鲜明对比:在位时间越长的领导人越有可能采用体制性整合，即掌权者的地位越强势，越有可能采用体制性整合。关于体制性整合对象以及条件的问题，斯沃利克的开创性研究进一步给出了答案。他区分了两种不同形式的整合，即基于政党的整合与基于物质交换的整合。其研究发现，为节约成本，转型国家更有意愿去整合那些在意识形态上与之相近的民众而非具有实际影响力的反对者。通过这种方式，掌权者能边缘化潜在或实质上的反对者。
二、制度工具：体制性整合的媒介
“体制性整合”呈现多种形式，需要借助一定的媒介，物质和制度是其常用手段。物质交换措施具有及时性，但基于物质的体制性整合很难奏效，因领导人与潜在对手都有动机去背叛而非遵守相互达成的协定。所以，“制度”成为体制性整合的最主要的媒介。
（一）政党
政党为认可现有政权的个人提供了能在体制内促进其职业发展的通道。政党的成员愿意动员社会大众的支持，以监督那些试图威胁执政者或不愿认同现存政权人群的行为。一定程度上讲，政党是政权渗透社会的重要工具，政党可以实现社会成员逐步提升其政治地位的意愿。简言之，转型国家下政党的作用主要有：吸收社会的反对者；推动领导人与统治精英协商，将政治冲突限定在可控的范围内；建立广泛的社会支持基础。若干定量研究也表明，政党制度与转型国家的政权存续具有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建立起政党制度的国家，其领导人的平均任期更长，政权更稳定。如果一个政党的存在无法满足当局整合社会精英的要求，转型国家还会允许多党存在，以解决更广泛的吸纳需求。
那么，统治者如何应对来自统治集团内部的挑战？掌权者为整合统治精英，维护内部团结与稳定，往往建立起更中枢的机构。这些中枢机构拥有实权，可以做出事关国家发展的重要决定。在政党型的转型国家，掌权者的统治常借助执政党。通过将统治精英吸收或驱逐出党内中枢机构，掌权者可以瓦解内部挑战，实现对盟友进行体制性整合的目标。
有关转型国家政党的作用，主要有两种立场鲜明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政党通过各种恩惠手段，实现了整合社会公众的功能，扩大了政权的支持基础。另一种观点认为，政党能够实现精英内部的团结，解决掌权者与统治集团精英间潜在的冲突问题，即斯沃利克所谓的“权力分享问题”。转型国家的政党避免了体制内精英的分裂，促进了统治集团内部的团结和政权的稳固。尽管目前学界对转型国家政党的具体作用的认识尚存在分歧，但两种认识具有共同点：政党是转型国家政治整合工具，建立政党有助于体制性整合作用的实现。
（二）议会
立法机构也是体制性整合的主要媒介。议会能发挥整合作用的基本前提假设是，在转型国家，议席具有价值，能在一定程度上转化为政策影响力。对潜在或实质的反对派来说，参加立法机构为他们提供了在体制内追求利益，从内部改变现有体制的机会。当反对派在可预见的未来没有机会推翻现有的掌权者时，他们可能会选择发挥有限的影响力——进入议会，而非游离在体制外。然而，仅因为议会、议席存在一定的政治影响力，反对派加入议会可以享受特权，尚不足以解释借助议会，“体制性整合”的作用即能得到发挥。如果反对派与当局协定中相关内容的实现难以保障，他们为何会选择相信“空头支票”而加入议会，拥护现存政权？
更为关键的原因在于，掌权者会给反对派做出相应承诺，而立法机构的存在可以有效地减少掌权者违背诺言的可能性，否则反对派并不遵从。缺乏制度保障的再分配承诺并不可信，因领导人在未来随时可能食言。立法机构提供了一个可信的保障，即保证执政者不会违背向反对派做出的政策让步以及未来将权力在精英阶层内部重新分配的承诺。新近的研究更是指出了一个令人惊奇的现象，越来越多的转型国家不仅建立了立法机构，还采用两院制。两院制在转型国家中所占的比例远高于成熟的西方民主国家。针对议会制度的作用，实证研究发现，借助议会进行体制性整合的程度越高，掌权者的执政时间就越长，政权就越稳定。一项关于俄罗斯议会的研究也指出，在议会中拥有反对派最多席位的俄罗斯共产党，面对社会大规模抗议时，党主席不仅未加入抗议运动中，还曾公开呼吁停止抗议。因此该研究认为，俄罗斯当局将议会中部分重要职位分配给反对派，从而成功地将反对派拉拢为现存政府的支持者。
尽管相关文献大都假定转型国家立法机构的建立具有相同目的，即约束和限制转型国家领导人的行为。然而，在现实政治中，不同类型的转型国家建立立法机构的可能性和作用各不相同。有学者研究指出，立法机构只对一党制政权有影响。在那些缺乏丰富自然资源的转型国家，掌权者之所以承认立法机构的存在，是为了给财产拥有者提供可信的承诺:当局不会随意没收他们的财产。通过此方式换取被统治者的认同与合作，促进稳定和政权存续。
（三）选举
选举在转型国家早期的研究中仅被视为一种“仪式”，新近的研究开始注意到其在体制性整合中发挥的作用。相关实证研究也发现，拥有选举制度的转型国家比没有选举制度的国家统治更长久、更稳定。
通常认为，选举制度有助于统治者获取信息。在转型国家，领导人经常面临严重的信息获取与判断问题，而这些信息常与军事集团和反对派推翻他们的可能性有关。掌权者发现，选举能收集关于党内干部忠诚度以及对手实际威胁的相关信息。选举能够帮助领导人识别敌友，以便采取不同的行动策略。此外，通过竞选活动，掌权者为反对派提供了进入政府部门的机会，使其获得政治利益和有限的决策参与机会，以此瓦解反对力量。比起一党制政权，中东地区的部分君主制国家对选举热衷的原因在于，通过多党竞选，君主能分化反对力量，以维护自身长久的统治地位。
不过，部分转型国家体制性整合功能的实现并非依赖议会等制度。如埃及议会在政策制定上作用有限，政治活动者寻求议席的主要目的是获得议席提供的司法豁免权，而非影响政策。而许多非洲国家领导人是通过给反对派精英进入内阁的机会来拉拢反对派，扩大内阁规模可以有效地降低掌权者被政变推翻的概率。
三、微观机制: 实现体制性整合的内在路径
从最初阶段将反对派吸收到体制内，到最后结果实现了反对派认可现存政权的整个过程中，仅借助过程意义上的“整合”术语来解释转型国家的政权稳定不免显得过于笼统。到目前为止，作为一种机制的“体制性整合”，其作用过程还有很多内容未被揭示出来。事实上，将反对派“吸收”到体制内并不意味着“体制性整合”的目的必定实现。在此过程中还有很多深层次的原因和微观路径需要厘清。对体制性整合作用机制的详尽讨论，有助于理解“整合”对转型国家政权稳定的意义。基于既有研究，体制性整合的微观机制存在三种解释：分配租金、政策妥协以及权力分享。
分配租金机制和政策妥协机制成为实现体制性整合作用的最常见的解释机制。相对于分配租金机制，政策妥协需要借助一定的制度。租金的种类和形式很多，包括货币奖励、津贴以及特权。
转型国家的领导人为化解潜在的危机，可能会分配租金给反对派精英。如果反对派精英接受了诸如现金、特权等租金，他们需要以认同现有政权为回报，支持掌权者的统治地位。此外，分配租金的机制也可通过制度来实现，此处仅讨论制度化的方式。如将反对派整合到政党内或议会中，体制内的身份能够为个人提供各类的特权和好处，帮助其获取资源。因而，反对派进入体制后更有意愿维护现存政权。不过，除来自社会的威胁，掌权者还要应对来自统治集团内部的挑战。掌权者往往通过从规模更大的“选择联盟”中挑选出一个规模较小的“致胜联盟”对其进行租金分配。
另一种作用机制是政策妥协。政策妥协主要借助制度工具。反对派被吸收到议会中，能对政策制定产生一定的影响。掌权者部分地实现反对派的要求，能够减少反对派与当权者在意识形态和政策上的分歧，缓和矛盾。通过政策妥协机制，反对派有动机认同现有体制，实现体制性整合的功能。一旦反对派拒绝合作或采取反叛行动，其不但可能一无所获，还可能受到来自当局的压制。然而，也有研究强调，尽管立法者反馈了选民要求，但并没有证据表明立法者成功地为公众提供了福利政策，也难以证实公众对政策妥协表示满意。政策妥协机制作用发挥的可靠前提是，反对者能够拿出实质性的措施应对掌权者的背信问题。不过，学界没有在议会等制度能够对掌权者有所限制上达成普遍共识。
在体制性整合的作用过程中，政策妥协和租金分配机制何者发挥的作用更大？事实上，布莱兹关于埃及立法机构的研究发现使我们有理由质疑政策妥协机制的解释力。而基于对俄罗斯议会整合作用的实证研究则进一步指出，俄罗斯的立法机构之所以能发挥作用，并非通过政策妥协，而是议会通过吸收反对派领导人，给予其各种特权与好处，使其没有动机动员社会抗议以反对现有体制。基于此，租金分配机制对体制性整合功能发挥的解释力更强。
然而，租金分配机制在解释整合的作用上并非无懈可击。利用租金分配收买潜在的反对者会使领导人陷入困境：反对派可以借助这些资源去壮大自身，反而会威胁掌权者的地位。由此，租金分配机制的解释力受到削弱。可见，租金分配机制并非整合权力精英的可靠解释，真正发挥作用的是权力分享机制。由此，权力分享机制为理解整合作用的发挥给出了进一步的解释。若掌权者面对的最大威胁来自统治集团内部，通过权力分享机制，掌权者能利用体制性整合制度去吸收权力精英中潜在的挑战者，最终实现统治集团内部的稳定，维持自身的执政地位。
权力分享机制对体制性整合的基本解释逻辑是：转型国家的掌权者面临与统治集团精英的相互承诺与相互监督问题，因双方都可能违背承诺，租金分配在权力精英的整合上很难奏效。而且，潜在的竞争对手能够借助掌权者分配的资源壮大自身，进而挑战领导人的地位。如何克服这些难题？通过建立政党、议会等制度，限制了掌权者滥用权力，在掌权者和挑战者间确立了可信的合作保障。掌权者放弃绝对权力，将一些其他权力分配给统治集团中的其他精英，确保统治集团中的其他精英愿意投资现有体制，从而维护了领导人的地位。对墨西哥革命制度党（PRI）的研究发现，定期的继任为统治集团内的潜在对手提供了等待机会的动力，有效实现了权力在统治集团内部的分享，成功整合了统治集团内部的精英，促进了墨西哥权威主义政权的稳定。此外，多党制的选举和议会使领导人可能面临来自执政党以外的精英挑战，为保持执政地位，需要掌权者将权力分享给党内其他精英，以换取统治集团内其他精英的支持，使体制性整合发挥作用。
四、反思：体制性整合的理论局限
在比较政治学领域，众多学者注意到体制性整合对转型国家政权稳定的积极作用。在西方民主化浪潮的多次冲击下，一些非西方民主国家不仅没有发生政体崩溃，反而呈现出“政体的韧性”，该理论无疑为我们理解这一现象提供了帮助，具有较强的理论创新价值。不过，体制性整合理论在解释政权稳定上也存在一些不足之处。
（一）理论解释的局限
首先，体制性整合理论存在解释力不足的缺陷。本文无意否认体制性整合可能对政权稳定产生的积极作用，不过还需注意到，在理论上，体制性整合也可能给后发国家的政权带来不利影响。
事实上，将反对派吸纳到体制内，反而为原有体制外反对派提供了汲取国家资源的合法机会，借助这一途径，反对派更容易壮大自身实力。进入体制内的反对派在自身实力壮大后又岂会甘愿“屈居人下”？其更可能对抗当局和掌权者，这将造成统治集团的分裂。因而，吸纳也可能并未将威胁消解，而是将其从体制外带到了体制内，形成“引狼入室”的局面。在经验领域，历史上匈牙利等国发生的政权轮替便为上述观点提供了较好的例证。有学人对20世纪50年代后的匈牙利政权进行研究发现，当时匈牙利政府在体制性整合上积极利用政党制度。同时，匈牙利执政党将吸纳和整合的工作重心放在知识分子身上。然而，体制性整合却给反对派从内部攻击执政党提供了机会，大量潜在的异见人士被吸收到党内后反而严重削弱了执政党的力量。最终在1989年，匈牙利的社会主义政权垮台。不仅如此，比较政治学人对匈牙利等国体制性整合的案例研究亦指出，在国家的关键领域吸收反对派可能会危及当局的统治，而在非关键领域的体制性整合则不会对执政当局产生实质性影响。
除此之外，中东地区的很多转型国家自独立至今一直实行君主制，国家元首的职位在家族内继承。不过，在该地区内诸如沙特等许多国家不存在议会，甚至也不允许政党活动。然而，令人匪夷所思的是此类国家大都能保持政体延续、实现政治稳定，现有体制性整合的理论对此现象尚难以进行解答。这说明，既有的体制性整合理论存在解释逻辑与经验事实不相对称的问题。
（二）研究视角的片面性
体制性整合理论对政权稳定的解释在研究视角上亦存在局限。毋庸置疑，政权稳定是多方面因素导致的结果，体制性整合仅是解释转型国家政权稳定的一个视角。首先，在现实情境下，亚非拉地区的转型国家面临的外部环境更为复杂。诸如，转型国家面临的经济危机以及国际形势的变化等因素也可能会影响政权稳定，从而导致政权崩溃。不过，相关研究往往对诸如此类的经济因素以及国家形势未做考虑，这些被遗漏的变量恰恰可能是影响政权存续的最关键的因素。
其次，比较政治学对转型国家的研究经历了制度主义转向，体制性整合理论的研究取向本质上属于制度主义研究范式。体制性整合理论无法呈现转型国家内不同行为主体间的复杂互动关系，诸如精英与社会大众，统治集团内精英与精英，掌权者与其他精英，等等。此外，该理论过于强调整合，忽视了社会冲突可能存在的对政权稳定的潜在积极意义。因此，相比体制性整合，一些学者开始试图用国家能力的视角去探究转型国家政权稳定的奥秘。
（三）内在机制的不足
尽管体制性整合理论的相关研究者证明了吸纳对政体存续和稳定的作用，不过，前文的分析已经强调将反对派吸纳到体制内并不会自然而然地产生政权稳定的效果。为何体制性整合能够实现政权稳定?既有理论给出了三种主要的作用机制:租金分配、政策妥协和权力分享机制，相对而言权力分享是目前学界的一种新解释。不过这些作用机制仍然无法完全解释体制性整合的作用过程。租金分配和政策妥协机制的缺陷前文已有所论述，而权力分享机制的解释局限在于，掌权者将部分权力让渡于统治集团内其他精英，然而这些精英借助分享的权力可以进一步壮大自身力量，不再受掌权者支配，甚至更有意愿去挑战掌权者的执政地位。这种情况并不利于政权的稳定，为何掌权者还会选择这种壮大竞争对手，而将统治地位置于危险境地的方式?这显然不符合掌权者期望的能长久把持权力的个人理性。由此，权力分享的作用机制不免受到质疑。
此外，体制性整合理论在本质上可以理解为一种精英主义研究，其关注的是社会精英被吸纳到体制内，被整合成政权的支持者，但该理论忽视了广大群众对政权稳定的影响。现有的作用机制主要聚焦在体制内精英间的关系上，却没能解释为何将体制外的精英吸纳到政权后，体制外广大民众会支持而不是对抗现政权。特别是既有研究发现，政策妥协并不都是有效的，因为并没有证据表明原有体制外挑战者主张的政策得到了实现，这意味着广大公众并没能从体制性整合中获益。并且，国家政权机关和体制内的职位具有相对稀缺性，当局不可能无限扩大体制规模，源源不断地将体制外人士吸收进来。广大公众为何愿意支持当局和掌权者，在此背后是否有相关文化性因素在发挥作用?这是上述内在机制没能涉及的。综上所述，在体制性整合的过程中，隐藏的诸多深层次原因和更微观的过程还亟待澄清。
除此之外，体制性整合对政权稳定影响的研究在方法上还有巨大的改善空间。既往研究大部分是根据跨国的时间数据，定量探究转型国家政权稳定和崩溃的一般性规律。具体而言，相关研究在方法论上的共同之处是大都基于对转型国家掌权者的任期长短来衡量政权的稳定程度。遗憾的是，这种研究取向忽视了转型国家内部的巨大个体差异性，这无疑影响了整合对政权稳定的解释力。而且，体制性整合理论中尚有许多具体议题未能得到令人信服的理论解释和讨论。例如，为何有些转型国家建立了体制性整合制度，而有些国家没有?在何种条件下，体制性整合策略更可能被掌权者采用?关于此问题尚有巨大的理论讨论空间，深入探讨体制性整合应用的特定条件，仍然是未来研究的重要任务。总之，体制性整合理论的上述不足都有待进一步的探究。
五、结论与展望
体制性整合是比较政治领域关于转型国家研究中较为新颖的研究议题。应当承认，在很大程度上，体制性整合为理解相关转型国家的政权稳定提供了较强的解释力。运用体制性整合策略，对国家化解社会矛盾、维护政权稳定大有裨益。本文基于体制性整合的视角，解释了相关国家政权稳定的原因，以期能丰富国内比较政治学对体制性整合和转型国家的有关认识。本文还进一步讨论了体制性整合理论在未来可能的研究趋向。
关于这一议题，未来的研究还须朝着以下方向努力。第一，在探究转型国家的体制性整合作用时，还应综合考虑诸如全球经济危机、国外势力干预、自然灾害等因素的影响。特别是，相关研究在分析吸纳和整合时还应将政党因素纳入研究视域中，只关注吸纳而忽视政党的研究取向并不可取。第二，应不断尝试对更多的转型国家进行深入的个案分析，充分考虑每个国家的历史、国情与文化等因素。从大量案例研究的特殊结论中总结出更一般的规律，以期进一步挖掘体制性整合背后的作用机制。第三，期待未来的研究能够诞生更为丰富的高质量实证资料，尤其是跨国数据。不断完善的研究设计、研究方法能够对体制性整合的相关具体议题进行更为细致的讨论，以弥补既有研究的缺陷。例如，可以借助实验研究的方法进一步完善对体制性整合相关因果机制的解释。总之，迄今为止，体制性整合理论研究在国内学界尚处于起步阶段，作为一个新颖的话题尚有诸多内容有待国内学人展开深入讨论，为体制性整合理论的本土化研究做出贡献。
原载于：《学海》2021年第１期
作者简介：汤峰，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政治学系博士候选人；苏毓淞，清华大学政治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本期编辑：高新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