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荐阅读，引以为鉴的商榷

推荐阅读，引以为鉴的商榷

渐新堂

推荐给大家阅读一位老朋友三十多年前的一篇挑战名人批评教材的文章。这在当时是需要学科功力与勇气的。重新贴出来，就是为了教学以及教材编写中，尽量减少主观预设，尽量还其文章本真，尽量去掉对名人神化。

《文学与出汗》驳论商榷

张尚志

1989年《语文学习》第8期，发了我一篇关于鲁迅先生“文学与出汗”一文的讨论。我的题目是《“文学与出汗”驳论商榷》，而编辑却改成了《“文学和出出汗”的论据站不住脚》，令人不安。一则把鲁迅的标题搞错，二则一副凶巴巴的语气。三则，只发了前一半。今天，我把我的全文发过去，敬请指正。

中学议论文的教学目的，当然不是——起码不仅仅是——要同学们死记作者的思想观点，或者硬背教师讲授的现成结论，而应该是以课文为范例(仅仅是范例而已)，培养同学们分析问题、评判是非的思维方法，提高他们闻释事理、匡正谬误的表达能力。从“范例”这个角度上讲，鲁迅先生的《文学和出汗》一文的思维逻辑和论证过程似乎尚有商榷的必要。
       先生落笔伊始，首先摆出了梁实秋先生的观点作为全文批判的靶子：“文学当描写永久不变的人性，否则便不久长”，甚而至于“就都消灭了”云云。课文对这句话还加了一条注释，注文中引用了梁实秋先生的一段原文(原文从略，见高五册语文教材)。不过，读了梁实秋的这段原文以后，我们才知道，鲁迅先生上面所树起的“靶子”并不是梁氏原文中的话，乃是先生自己对梁文的归纳和概括。这里自然而然就要产生一个问题：先生的归纳和概括与梁氏的原意相符吗?
       其一，读注文，梁氏的“普遍的人性”似乎不应当理解为“永久不变的人性”。从概念的外延上讲，前者侧重的是空间范围，而后者侧重的是时间；前者说的是“大多数人是这样”，而后者说的是“永远是这样”。其二，梁文说，写人性者流传较广，“经得起时间和地域的试验”，似乎不能由此推出“否则，就都消灭了”的否定判断，前者强调的是“不流传”，后者强调的是“消灭了”，“不流传”说的是传播不广，社会影响不大；而“消灭了”说的是不存在，根本就没有了，二者乃是两个范畴的概念。如此看来，先生对梁文的归纳和概括似乎失之偏颇，甚至还有“偷换概念”之嫌。
       在驳论文字中，立论稍有偏颇，靶子失之准确，不仅难以击中论敌的要害，而且还真就像梁实秋先生慨叹的那样：鲁迅先生对我的批判如同是对牛弹琴。
       且说鲁迅立起了“靶子”之后，随之就展开了分析批驳。先生运用了所谓“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方法驳道：
       “英国有许多先前的文章不流传，我想，这是总会有的，但竟没有想到它们的消灭，乃因为不写永久不变的人性。现在既然知道了这一层，却更不解它们既已消灭，现在的教授何从看见，却居然断定它们所写的都不是永久不变的人性了。”
       乍读起来，这段文字颇为雄辩，但揣摩再三，总觉得不甚严密：其一，先生在短短的几句话中，悄悄地把“不流传”换成了“消灭了”，然后再以“消灭了”为突破口，抓住“消灭”二子来大批特批。上文说过，这个“消灭了”乃是鲁迅先生自己的“归纳和概括”，并不是梁文所使用的词语。这未免就有点儿“先泼你一身脏水，然后指责说：你他妈的怎么这么脏!”的味道。其二，退一步讲，既使是那些后来确实“消灭了”的作品，它们最初发表时的书刊杂志怕是还会存在的吧，“现在的教授”真要查看、研究，那么到图书馆、博物馆去，大概还是会找到的。其三，这段文字的推理逻辑是：你没有亲眼看见，怎么能得出结论?强调亲眼看见，这不免有点儿狭隘经验主义之嫌。众所周知，倘使凡事都必须强调亲眼看见，那么，且不说许多创造发明会窒息在胚胎之中，就是“阿Q”这个不朽的文学典型怕是也难以诞生的——谁曾见过！主观臆断当然不可，但依据客观规律而展开合理的想象、或进行科学的推理而作出大胆的判断，这不仅十分应该，而且还非常必要。正如地球终将毁灭的断言，尽管至今还无人亲眼看见，但笃信者却依然不乏其人。因此，这段看似“颇为雄辩”的文字，其逻辑推理是不甚严密的。
       当然，这篇文章所论述的核心问题乃是驳斥梁氏的“永久不变的人性”。教材课后练习还就此设计了一道题目：要求学生分析课文驳论的三个论据及其作用，笔者也试作分析如下：
       一般地说，讨论人性是否“永久不变”，首先当明确“人性”这个词的具体含义。“人性”一词的概念不清，无论是驳是立，是褒是贬，都不免有点儿隔靴搔痒之感。但遗撼的是，文章并没有涉及这个具体的、基本的、关键的问题(更有甚者，1979年修订的偌大一部《辞海》中竟然还找不到“人性”这个词条！可见一度时期，在中国大地上，真可谓到了谈“人性”而色变的程度)。
       顾名思义，人性者，人之特性也。所谓“特性”，自然是指人所特有而其它动物所不具备的属性。它可以包括人的生理属性，但更重要的应该包括人的心理属性；可以指人的感情因素，更重要的应该是指人的理性因素。从“人性”的这个基本点出发，我们来讨论一下鲁迅先生批驳梁文的三个论据。
       论据之一说：“类人猿，类猿人，原人，古人，今人，未来的人，……如果生物真会进化，人性就不会永久不变。”
       这里，先生用的是举例论证法。不过，我不知道在人类学的分类中，“类猿人，原人”是否也属于“人”的范畴，但我想：无论如何，“类人猿”大概是不能获此殊荣的吧！从语言学的角度看，“类人猿”是个偏正短语，其中心词是“猿”，其含义是“像人一样的猿”。退一万步说，即便我们大家都真的是由“类人猿”变来的，笔者还想提醒大家：这中间也还有个从量变到质变的分水岭呢！这正如受精卵可以发育而成为人，但我们之中有哪一个会把受精卵当作人对待呢！讨论“人性”问题而却以“猿”为例，以“从猿到人”的变化来证明人性之变化，先生此例可谓差矣！
       不过，先生似乎也注意到了这个问题，下面紧接着写到：“不说类猿人，就是原人的脾气，我们大约就很难猜得到的，则我们的脾气，恐怕未来的人也未必会明白。要写永久不变的人性，实在难哪。”在这段文字中，“类人猿”的概念悄然逝去，似乎弥补了举例失当的缺憾，但是，先生又以“脾气”来取代“人性”，从逻辑学上讲，又有点几概念不清之虞。其一，“脾气”之说，并非人之所特有，许多动物也尚有之：或驯良或倔犟或暴躁或怯懦；其二，人的脾气，乃是人的生理属性与情感特征，并非其社会属性和理性特征，不是“人性”中的最基本的内涵。要之，“脾气”与“人性”二者内涵与外延不同，实在是不能“一视同仁”的。
       论据之二是：“譬如出汗吧，我想似乎于古有之，于今也有，将来一定暂时也还有，该可以算得较为‘永久不变的人性’了。”
       这段文字与上文的“脾气”之说犯了同样的错误：“出汗”也并不是人的专利，许多哺乳动物都会出汗，倘“出汗”“可以算得较为‘永久不变的人性’”，那么，牛、马、猪、羊不都也有了“人性”了吗？接下来，先生又进而论述：小姐出的是“香汗”，工人出的是“臭汗”，用汗之“香”“臭”，来论证“人性”之不同。然而，稍有头脑者皆知：无论小姐也好，工人也好，只要他(她)出的是汗，那气味一定都是臭的，就“汗”本身来说，绝无“香”“臭”之分。小姐之所以“香”，那是因为喷了香水的缘故，而且，即使是喷了香水，也只能掩盖其汗的臭味而不能使之变香。一句话，无论小姐还是工人，他们的汗味是相同的。如果，出汗真能算作人性的话，那么他们的人性也就相同了。先生本想以“汗”味之不同来论证人性之不同，没料想却反而砸了自己的脚，不免有点儿遗憾。
       论据之三：“例如英国，那小说，先前是大抵写给太太小姐们看的，其中自然是香汗多；到了十九世纪后半，受了俄国文学的影响，就很有些臭汗气了。那一种的命长，现在似乎还在不可知之数。”
      这里，我们且不去讨论这是比喻修辞还是借代手法，据说，“臭汗”者，无产阶级文学也。教材“预习提示”中明确指出：文章“揭露了论敌的荒谬性、欺骗性，指出只有无产阶级文学才有光辉的前途。”教材编写者的倾向性可谓明矣。但是，且慢，编者的观点是否也就是鲁迅先生的意图呢?解决这个问题，引证任何个人的名言名句都是苍白的，最能说明鲁迅观点的还是先生自己的文章本身。细读文章，先生说得非常明白：那是“十九世纪后半的英国文学”，在我们这个专门并且擅长更尤其喜好给人划分阶级成分的国度里，我不知道今天二十世纪末期的英国文学应该怎样划分它们阶级成分，但我们似乎可以肯定地说：“十九世纪后半的英国文学”断乎不能判为无产阶级文学，不仅仅是当时的英国文学，即便是先生所说的当时“影响”了英国文学的俄国文学，也只是“批判现实主义文学”而巳。倘使一定要给它划个所谓的阶级成分、打上阶级烙印的话，那么，充其量，它仍然是属于资产阶级范畴的。
       是先生没弄清楚当时英国文学的“阶级成分”?还是教材编写者曲解或者有意拔高了先生的旨意?这已经超出了本文所讨论的范围。不过，通过以上分析，似乎应该指出：在中学语文教材的编写和讲授中，偏重解释微言大义，着力宣传革命道理，以致于用今天的需要来解释前人的作品，用闪光的思想掩饰文章的缺憾，这是有百害而无一利的；至于只要求学生记诵课文现成的观点以强调其思想性，而忽视了学生阅读、分析、综合思维等知识性、工具性尤其是人文性的感化与陶冶，这正是多年来语文教学收效甚微的一个重要原因。笔者不揣冒昧，班门弄斧，只是想以此为例，启发学生的积极思维，激励其独立思考和主体意识。正如鲁迅先生所说：“爸爸和前辈的话，固然也要听的，但需(须)说得有理。”(《从孩子的照相谈起》)
                                                      1989年6月6日于银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