沅国：我在长寿湖的往事

沅国：我在长寿湖的往事

作者：沅国

1955年，我重庆大学机械专业毕业，分配到重庆煤矿学校教书。1957年学校有个副职领导对我说，知识分子要有理想，要追求进步。于是应他要求，我给校总支提了几条意见，中了他的“圈套”，被册封为“右派”，发配农村劳动改造。我是1958年4月下放到南桐矿区去农村的，被分配住在岩门农业社与农民一道参加农业生产，以改造自己脱离人民的思想。

1959年12月，社里干部从管区回来说，我们这些“右”字号的人可能要转移到一个国营农场去，当国营单位职工，他很羡慕，以为我们招工回去吃“铁饭碗”了。1960年1月元旦节刚过，国营长寿湖农场来了一个叫张有荣的干部，召集我们几个在岩门改造的右派开会，说我们将转移到他们那儿，长寿湖有吃不完的鱼，有种不完的沃土，大家听后都为前景的美好而欣喜。

我们是1960年2月中旬转移到长寿湖农场。1957年、58年的反右运动以及干部下放运动，其实绝大多数人就是在整风运动中喜欢给领导提意见的，这些人几乎都打成右派分子；一些不便打成右派，而又不足以让领导信任的（如：家庭出身不好、历史有问题、工作消极……）则以干部下放锻炼的名义调离工作岗位。这些被清除出来的人需要有地方安置，于是就设立了许多农场。长寿湖农场改造的右派是当时全国改造右派人数较多的七大农场之一，有630多名右派，加上一些有问题的人，改造对象共计1200多人。

长寿湖是修建狮子滩水电站形成的人工湖。农场的任务就是开垦湖区周边的湖水消落带土地和开发一些岛屿。农场的组成人员除了右派和下放干部外，还有一些家庭出身不好的知识青年和孤儿院长大安排来的青少年。

由于我是学机械制造的，我被安置在场部的机械厂劳动。吃饭在场部食堂。每月粮食定量21斤，平均每天7两，再分配到早、中、晚三餐，就只能是2、3、2了。中午三两米饭打到大碗里只有半碗，两三筷子就扒拉完了。原来在南桐兴隆公社的食堂，秤杆翘上天，一份午饭起码有两斤熟红薯，吃下肚，有八九分饱意了。这里根本没有秤杆翘上天那回事，干饭用小木瓢舀饭，一两一瓢，稀饭用铁勺舀，一两一勺，决不会多舀。每顿饭都是只有四五成饱。干的活是打铁，当“下手”，抡12磅的铁锤。上午10点以后，下午3点以后，肚子就空了，铁锤抡起来，抡到最高点，由于肚内空虚，摇摇晃晃，铁锤落下总是砸不到点子上，经常遭到师傅的斥骂：“你眼睛瞎啦？”“你没有长眼睛吗？”

在长寿湖农场的处境与南桐农村相比恶劣多了。下放干部都是被认为有这样那样的问题，弄下来考验的。他们自己很清楚，所谓下放锻炼，就是考察、考验，表现好，可能早点调回原单位；表现不好，长期劳动锻炼。所以，这部分人都极力表现出立场坚定，与右派界限分明，对右派严格监督。在他们那里听不到一句同情安慰的话语，听到的总是训斥或呵斥。右派们处于被专政地位，只能沉默，不敢反抗，否则说你右派要翻天。

几个孤儿院来的，基本上是未成年人，不懂事，在“右派右派，是个妖怪，当面说好，背后就使坏”一类儿歌的熏陶下，又耳濡目染，看到下放干部是如何对待右派的，于是也跟着欺负右派。再有，就是一部分所谓的“归队干部”，又称摘帽右派。为了表现他已经回到人民队伍，已经是人民的一份子，已经又有了对别人专政的资格，也常常对我们吆五喝六。在长寿湖的岁月是我人生最屈辱的时期。以至于使我认为人的本性中潜在着压迫别人的欲望：骑在别人脖子上拉屎。一旦有机会有条件，他就会去付诸实施。

场部食堂有供农场领导干部的小灶伙食，他们不必在窗口排队打饭。他们在一个小房间里，围着一张大圆桌用餐，早餐：牛奶、馒头、稀饭；午、晚餐：有鱼、肉和蔬菜。主食：一大洗脸盆饭，自己去舀，没有限量。农场有一个捕鱼队，天天都要送鱼来，所以他们是天天都有鱼吃的。那个时候（1960年）农场尚未在水库内大量养鱼，捕鱼队也就是用小渔船撒旋网捕捞，数量很少，除了供应场领导干部食用，余下的就送到湖滨饭店去卖。大食堂是没有荤菜卖的。

其实那些所谓场部领导多是科级干部，场长不过处级，队长没有级别就是一般的科员，现在他手下有几十上百号人。他们在大食堂吃小灶我们只有干瞪眼。大家都是一样的定量，他们吃饭没有限量，还不是多吃多占了我们吃大灶人的口粮。我们名义上每天7两粮，实际上有6两就很不错了。一个多日没见面的队友见到我说：“哎呀，才两个月不见，怎么瘦脱形了呀？”我到湖边以湖水当“镜子”照了照，真的，脸变形了。走路时，两个小腿像绑了砂袋一样沉重，拖不动。

机械厂的木工房经常有制作木匣子（棺材）的任务，是场部各个队饿死了人来要的。我身边的队友，同一个学校的下派来的吕声振分配在岛上的红旗生产队饿死了；重庆煤矿设计院的焦光复饿极了，煮一锅马齿苋吃，吃多了得肠梗阻死了，死时才19岁；四川人民艺术剧院的王恆饿极了吃马桑耔，中毒死了；重庆歌舞团拉小提琴的曹亚其饿死了；设计院的刘光明也饿死了；……我不能不考虑“生存策略”。定下一个原则：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保命要紧。

我比起那些分在湖里面岛子上各生产队的队友幸运得多。我先分配在机械厂，后来调到基建队，都是住在狮子滩街上，狮子滩是场部所在地，那里有电厂的一些机关和当地一些机构，是水陆交通要道，能经常买到一些吃食。场部食堂凭粮票也可以多买饭。岛子里很多生产队的食堂，有粮票也不能多买饭，只有吃那点点定量。

在狮子滩街上偶尔可以从农场孵化房里买到“鸭娃蛋”。“鸭娃蛋”就是养殖场孵化鸭子的废品鸭蛋，弄来煮一煮卖给我们吃。由于这些蛋都经过一段时间孵化，所以都不同程度的腐败了。剥开来臭熏熏的，但是在那种长期饥饿的状态下，这可是难得的“高蛋白”呀！有的蛋，已经有鸭子的雏形了，甚至长出了一些羽毛。有的人买到这种蛋，觉得难以下咽。我却不然，由于那羽毛在嘴里总也嚼不碎，翻来覆去的嚼，很像咀嚼没有煮烂的瘦肉纤维，有一种吃肉的感觉。我每遇到卖“鸭娃蛋”总要买十几个。

狮子滩街上有个湖滨饭店，那里经常有“鱼油花生米炒饭”卖。每当收到哥哥寄来的粮票，一听下班的钟响，原来觉得像灌了铅似的沉重的腿，现在却“健步如飞”往湖滨饭店赶去。这大概也是求生的精神力量吧。“鱼油花生米炒饭”一份三两粮票1元5角钱，其中大约有15粒花生米。鱼油就是把原本该丢弃的鱼内脏，加上水煮，将面上浮的油水撇出来熬制得到。有一股浓浓的鱼腥味，若是现在肯定觉得很难吃。但在那时，惟其因为有鱼腥味，才使人感到吃下肚的是“货真价实”的稀缺的“高脂肪”！虽然饭里只有15颗花生米，那也是不可多得的稀缺食品呀！

那时,还有一样令我十分羡慕的调味品－－“油盐巴”。有的难友家属来探望，或难友回家探亲会带来一小瓶“油盐巴”。就是将盐炒热，滴几滴菜油，再翻炒，直到所有的盐粒都染成乳黄色。每当吃稀饭的时候，只见他们掏出小瓶瓶，撒一点在热稀饭中一搅，立刻飘出一股油香，三五公尺远都能闻到。在那大饥荒的年代，食用油和盐都是定量配给，吃食堂的，粮、油、盐等等都拨到食堂去了，个人是无法弄到的。只有城市居民在家中开伙的，才能有点配给的粮、油、盐。我由于在重庆没有亲人，所以“油盐巴”一直是“可望而不可及”。这是现在的青年人难以想象的。

吃饭的餐具也很重要。首先，口径要大容量要大，大有两个好处：一是打稀饭时不担心溢出，也不会抛洒到外边；二是期望给舀饭的人造成错觉，显得量很少，没打够，再补舀一点。其实他已“见惯不惊”，哪会补舀？其次，材质是金属制品，便于熬“锅锅宴”。比如：打上三两饭，加些开水，三块砖头架个灶，捡点柴火一煮，体积变大煮成汤饭，再撒一点“油盐巴”，哧溜哧溜的一边吃着一边感叹：“一热当三鲜呐！”那时，最令人羡慕的餐具是搪瓷汤盆或者20公分口径的小铝锅。这可是当时的稀缺物资！我还记得那时一个家属拿着一个带着把子的像痰盂一样的白色搪瓷制品去食堂打饭，很耀眼，不少人投以羡慕的目光。1979年我结婚，妻子带过来的家具中也有一件这样的东西。我问：“这是啥子？她回答：“尿罐。”

中国传统餐具的另一样东西是筷子，但那时许多人都改用西式汤匙，俗称“瓢羹儿”的小饭勺。因为吃稀饭，吃到最后碗的内壁上那一层糊糊，是不能放弃掉的。用舌头舔碗，只能舔碗沿的一圈，舌头长度够不着碗的中心部分，再者，舔碗看起来也不雅。用筷子刮，筷子是直线，碗是曲面，筷子端部和碗的内壁是点接触，一刮一根线，用小饭勺则不同，它和碗内壁是弧线接触，一刮一大片，可以把碗上沾的糊糊刮的干干净净。再用开水涮一涮，把涮碗水也喝下去。从前吃饭都习惯用筷子，现在想用勺子，却买不到了。

大跃进、大炼钢铁，轻工业几乎都停顿了，全民都去炼钢了，头发卡子、火柴都不容易弄到，到哪里去买小饭勺？狮子滩建电站时，是用楠竹盖的工棚，留下许多楠竹筒筒，楠竹筒壁很厚，于是人们就用楠竹块块自制饭勺。用随身带的小刀，削成饭勺的大致形状，然后用石头慢慢打磨，像石器时代的古人制造工具。重庆歌剧团下派的罗某有一只美军用的不锈钢汤匙，很耀眼。我问他：“在哪里买的？”答道：“买的？我用三斤粮票外加五块钱才换给我的。”

五块钱可是一个月的伙食费呀，至于三斤粮票就不好用钱来衡量了，关键时刻是可以救命的。而且，这粮食是从自己的牙缝中抠出来的啊。后来为了减少打饭的随意性，改为罐罐蒸饭，每人一小罐，小饭勺的刮罐罐的功能愈显突出实用。真正做到颗粒不留。

一次抬石头，感到扭了腰，到医务室去看病，医生给我开了100毫升的XX酊（记不起叫什么酊了）。拿回去一喝，浓浓的酒味。哟嗬！是药酒。酒可是粮食做的，可以补充能量。于是我就常常谎称扭了腰去医务室开一小瓶XX酊喝。

有一次听到一位家属说，给小孩打蛔虫用“宝塔糖”，我马上想到这个蛔虫药是糖做的，可以搞来吃，补充糖分。但是，农场都是成年人，医务室没有供儿童吃的宝塔糖蛔虫药。于是，写信给远在安徽合肥的母亲，请母亲帮我买宝塔糖。母亲以为我要打蛔虫，给我寄来的是十几粒驱蛔灵药片。也好，糖份补充不成，消灭营养大盗蛔虫也不错。服药之后接连两三天大便都解在野地里，用一根小棍儿拨拉解出的粪便，清理“战果”。真是“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三天总共屙出大大小小一百二十多条蛔虫。

长时期的饥饿，使人脑子里成天想的就是搞吃的。那是地地道道的“饥不择食”。地里长的番茄、萝卜，“顺手牵羊”弄一个，在身上擦一擦泥巴就啃。有时支援其它生产队，去挖地，地里有残留的红苕根根或野荸荠，捡起也不洗，搓一搓泥巴就吃，怎能不长蛔虫呢？

回忆交流以往吃过的美食，是常有的精神牙祭。使我印象很深的是大家都喜欢“夹沙肉”，下面一碗糯米饭打底，上面盖着十几片五花肉，每两片中间夹着豆沙，上面撒满白糖，既是大油大肉，又有粮食和糖，真是高脂肪高能量呀。还有一样菜就是“轰炸东京”。难友老丁作了详细介绍：据说此菜是抗战时期引进到四川的江浙菜，上菜时，跑堂的左手托着“东京”－－一盘刚出锅的油炸糯米锅巴，右手端着“炸弹”－－一碗热气腾腾的烩三鲜，把“东京”放在桌子中央，“炸弹”劈头盖脑的倾倒下去，炸得“东京”丝丝作响。此乃“锅巴肉片”是也。这个菜也是既有肉又有粮食。即使是打精神牙祭也忘不了粮食。

报纸上介绍，有一种藻类叫“小球藻”，富含蛋白质等营养物质，极易培养，可以弥补营养的不足。于是农场把培养制作小球藻的任务交给了右派卢光特。每天早餐时，卢光特端来一大盆小球藻，随意取用。那是一盆清水，上面有薄薄的一层绿色漂浮物。我试着吃过两三次，一股尿骚味。既不抵饿，也看不出营养效果，搞了一个来月，就停止了。

后来右派改正了，碰见卢光特，我问过他：“以前，你搞那个小球藻，真有那些营养吗？”他答：“我不过是按照介绍的资料做的，又没有经过分析化验，谁知道？”我问：“怎么一股尿骚味？”答：“培养液的主要成分就是尿。怎能没有尿骚！”又问：“你喝吗？”他笑了，“我亲手加的尿进去，我怎么会喝。”“你整我们喝尿，良心大大的坏。”“嗨，老弟，报纸宣传说那个东西有营养，领导上喊我搞，我能不搞吗？不说这些了，你我活出来了，就是命大。”

人们已经到了这步田地，还遭到的“打劫”。1960年8月31日下午，接到哥哥寄来的一张5斤全国通用粮票。已经一两个星期兜里没有粮票了，收到这5斤粮票，真是“雪中送炭”，晚饭时到窗口去加二两饭。递上5斤全国粮票，找补给我4斤8两四川省粮票。晚上9时，传来四川省粮票作废的消息。顿时如五雷轰顶，急急忙忙跑到伙食团询问，回答说：“刚刚接到通知说，从今晚9时起，四川省粮票一律作废。明天用新粮票。”听到此话，眼冒金星、脑袋要炸裂一般。这不是活抢人吗？

当晚，一夜没有睡着。天麻麻亮就起身，就从狮子滩赶往距离狮子滩20多里外的双龙场，期望那里还没有接到通知，把手中的粮票用掉。到馆子一问，都说：“昨天晚上就接到通知了，昨晚9点省粮票就作废了。”仍不甘心，于是又走十几里路赶往回龙场，各个馆子都是一样的回答：省粮票作废了。没辙了。死心了。心想：因粮票作废而被抢走的粮食又岂是我一个人的4斤8两，何止千万斤？这些都是老百姓从牙缝中省出的呀！比人民币还要金贵的呀！就这样被抢走了。我能奈何？我能奈何？只有自认晦气。

后来我从四川省委党史研究室编写的大事记中看到，那一次四川全省被作废的粮票共有4800万公斤！该大事记还破例地以充满感慨的文字说明：这些粮票“实际是四川省干部群众从很低的粮食定量中节约下来的”。（《四川历史大事记（1949—1978）》，四川人民出版社2000年4月第一版207页）。

学习时，有人批评我：“饭打到碗里，总嫌打少了，没打够，嘀嘀咕咕，斤斤计较。”我听了，气不打一处来，说：“一顿饭，总共就二两、三两，我才没有那么大方，斤斤计较，我要两两计较、钱钱计较。”于是招来更猛烈的批评，说我恶毒攻击社会主义，被批斗3个多月。

到1961年秋季，食堂已经买不到米了。粮站配给的是胡豆粉或豌豆粉。依然用罐罐蒸，因为没有发酵，体积只有米饭的一半大小，就像一块糕点。这怎能算是一顿饭呢！伙食团一看不行，改变“策略”，煮面疙瘩，一两一大铁勺面疙瘩汤，大约有两三坨核桃大小的面疙瘩，其余就是像米汤一样的面糊糊汤了。这玩意儿喝下去当时确能撑起肚皮，但是，一两个小时以后，一泡尿一屙，就空了。

管教干部经常斥骂右派：一付饿痨相，恨不得喉咙管里长出手来。其实何止是右派显出饿痨相，下放干部还不是一样。这是长期饥饿造成的，是人的求生本能。

重庆市公安局的一个下放干部，其妻来看望他，带来一方腊肉，这位干部拿到腊肉后也等不及煮熟就生吃了。结果，得急性肠炎，第二天就死了。重庆作家协会的右派张先生，其妻寄来一个包裹，打开一看，内有一封书信、两张烙饼和其他一些食品，于是他先狼吞虎咽的将两张烙饼吃掉，然后才消消停停的拆开书信观看。信中开列了带给他的物品，并说，有两斤粮票，放在两张饼的中间。看到此处，这位老兄顿足捶胸，懊悔不迭，恨不能用刀剖开肚皮找那两斤粮票。此后两三天，他都在野地里解大便，便后用一根细树枝拨拉屙出的粪便，希望找到那两斤粮票。哪里找得到踪影！

从一所中学来的右派顾大明，我在东风凼鱼苗池工地看到他时，瘦得来犹如蒙了一层牛皮纸的骷髅。1961年春节，他留守工地。腊月29日，他从伙食团借了一只面粉口袋，到云集街上花7斤半粮票，买了15斤饼干，装了满满一面粉口袋，打算好好过一个春节。买回去的当晚，打了一暖瓶开水，取出饼干，一块接着一块的吃，控制不住，不到天亮，居然将满满一面粉口袋15斤饼干吃个精光。而且，没出任何问题。

仔细想想，也不奇怪，他虽然吃得很多，但吃的速度很慢（吃了八九个小时）饼干也不难消化，在长期饥饿的状态下，消化和吸收功能都特别强，身体各部分都眼巴巴的等待着输来的营养，于是，边吃、边消化、边吸收、边输送，一条龙。这大概也是那大饥荒年代人体的“应急机制”吧！

听说重庆城里人上街吃东西要谨防“抓揪儿”（谐音）。就是当你正在吃馒头或饼子等食物时，突然有人从你手中夺走食物，边逃边吃。你追上去，捉到他，打他，他不躲闪，他只顾加速的吃。等你歇下手来，食物已经吃下肚了。这种饿极了的不顾人格和尊严的只抢你手上那点食物因而不足以称之为强盗的“强盗”，就叫“抓揪儿”。

我所在的农场也出现过类似的事。有一个右派，一天拿着一个大搪瓷盅去食堂打饭，半路上碰见一个人挑了两桶苞谷糖（饴糖），他将大盅盅插进桶内，舀了一盅苞谷糖，边逃边喝。待到捉住他，揍了一顿之后，发现一盅苞谷糖已进了那个右派的肚子里。“饱暖思淫欲，饥寒起盗心”，不假。那年头既有“抓揪儿”，也有伙食团长用馒头、粮票勾引女人乱搞而被抓的，农场农业大队的红星生产队伙食团长，就用粮票勾引周边无数女性与其发生性关系，后被判刑。

1961年冬，难熬的日子，水肿的人越来越多，岛子里饿死人的消息越来越频繁，特别是同心岛、团山堡死人最多。湖边周围的农村也大量饿死人。一天我去邻封场赶集，听社员们说中央在调整政策，农村在搞“退赔”，贯彻刘少奇、邓小平推行的“三自一包，四大自由”政策。农场也将分散在各个生产队的右派统统集中到同兴岛、团山堡、洪家冲几个核心地方的生产队，改称学习班，半天学习半天劳动。伙食团已经配不到大米，每人每天配给7两蚕豆。吃饭时，打到碗里，一数，一两大约74颗左右。早晚每餐约150粒胡豆，午餐220粒。用餐时，为了延长用餐时间，蚕豆已经嚼得很细，也舍不得下咽，偶尔不慎，咽到喉管，反呕回来再嚼，有如牛羊的反刍。也是这个时候，哥哥来信说：他们设计院的人都到秦皇岛去大办农业，他们也在采橡树籽做代食品。当然没有粮票再支援我了。

我只有向远在合肥的母亲求救。母亲来信，信中附2斤粮票，信上说：合肥市民也是吃公共食堂，这2斤粮票是东拼西凑搞到的，以后不可能再给我寄粮票。后来得知，我的在农村的伯父和叔父都在这个时期饿死了。没有外来的粮票支援，又离开了狮子滩，一天只有500多粒胡豆维持生命，我也浮肿了。到医务室看病，医生给我开了一块“康复糕”，其实，叫糠麸糕更贴切，是糠、麸加上一些黄豆面和红糖做成。医生嘱咐：分成9 份，一日三次，三天吃完。因为有糖，味甜，像糕点，也是控制不住，当天就吃完了。弄得当夜拉肚子，上了三次厕所。可能是糠麸不易吸收之故。

真是天无绝人之路，刘少奇、邓小平推行的“三自一包”（自留地、自负盈亏、自由市场，包产到户）政策有如起死回生的灵丹妙药，才几个月，1962年一开春不久，市场上就有嫩胡豆卖，伙食团立马派人去采购。那时，大伙儿身体都垮了，能背几十斤胡豆走十几里地的人很难找到了，幸好我们班有一个大汉，身体没有垮掉。此人叫蔡子奎，是重庆市体委的右派分子，原来是西南军区篮球队“战斗”队的队员。身高约一米九。本来，在那个大饥荒年代，越是大汉，需要能量越多，越容易饿死。

但由于农场供销科长郭广是从军区转业到地方的，很怜惜这个原“战斗”队的运动员，把他要到供销科扛米包子（150斤一麻袋）。供销科掌握全场物资供应，“近水楼台”，所以蔡大汉身体没有垮掉。每天一大早蔡大汉提着空麻袋出去，10点来钟，扛回几十斤嫩胡豆。伙食团煮熟了卖给大家，6毛钱一斤每人可买一斤。俗话说：人是铁饭是钢，这回真是以粮为“钢”，不出一个月，害浮肿病的全好了。

收割麦子了，去支援当年水库移民现又返迁回来组成的包产队挞麦子（脱粒），“老右”们，先到老乡家买一斤胡豆炒熟，装在荷包里，挞完一把麦子，往嘴里塞一粒胡豆。边劳动边吃胡豆。请不要讥笑他们这幅饿痨相，可以想象一下，连续三年的饥饿，会怎样使人产生没有尽头的绝望感！那时最大的欲望，就是能尽情的吃一顿饱饭，只要一顿便此生足矣！谁能料到，一两个月前还饿得害肿病，现在却可以不停的吃，岂能放过？虽然不是大米饭，胡豆也是土里长的粮食啊！粮食啊，生命的源泉。

中央的“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不仅带来生产的大好形势，政治上也给人带来希望。上边说，我们集中起来半天学习半天劳动，是休养生息，准备重返单位工作。5月份还给了半个月的假期，让右派们回家探亲（那时还没有法定的探亲假）。由于我在重庆没有家，母亲远在几千里外的合肥，路费无着，探亲只好作罢。

但是，我不甘心浪费这个难得的假期，还是要出去走一走。我找到了离同心岛不远的垫江县青滩附近一家农户，他原来是在农场做工的木匠，后来农村搞“包产到户”，就回去种田，吃饱肚子要紧。全家就只有老两口，约莫五十来岁，没有壮劳力。我和他讲好，在他那里打两个星期短工，只管饭，不要其他报酬。晚上在灶屋铺些谷草当地铺睡觉。白天帮他们挑粪淋苞谷。其时刚收过麦子，每天都是吃新麦子做的麦粑（全麦粉面块），加上一些四季豆，煮了一大锅，敞开吃。梦寐以求的“敞开吃”居然在这十几天的假期实现了。假期满了，该回同心岛了。“东家”撮了一升小麦（五斤），磨成粉，全部烙成干麦粑。让我带在路上吃。这是我这一生中唯一一次打短工，受农民“剥削”的心满意足的舒心日子。

到了六七月份，苞谷成熟了，星期日队友们纷纷到附近的农民家买苞谷粑吃。到八月份新米也上市了，于是伙食团派一个采购组，住在离同心岛不远的垫江县白家公社街上，收购农贸集市上的高价大米（每斤0.65元，粮站配给的大米每斤0.1元）。伙食团可以不用粮票，凭人民币加饭了。到了十月份挖红苕了，人们完全敞开吃了，饭后，一个个肚皮撑园了，弯不下腰，只能“正襟危坐”。

好景不长，一天我被安排赶回龙场担农具，集市上农民们三个一堆，五个一群纷纷传说：上面说这是倒退，要“土地要拿拢去”。即：把包产分下户的田又收回到集体。果不其然，接着1963年开始搞“四清”运动，派工作组下来开展所谓社会主义教育运动，那些带领农民搞“包产到户”救民于饿死边缘的基层干部，被戴上“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帽子批斗，有的甚至“上纲上线”被指控是地主富农篡权搞复辟。

自由市场被取消了，所谓集市贸易，只有农民卖几个鸡蛋和叶子烟，或者扫把箩筐之类，粮食再也看不到有卖的。我们又回复到吃定量的日子。经过国家的“调整”，我们体力劳动者，定量调整到30斤，但依然吃不饱，也饿不死。我是抬石头的四条汉子之一，抬石头既要有爆发力，也要有持久力，粮食不够，依然需要哥哥支援粮票，或在挖红苕的季节，大吃红苕，或多吃含淀粉的蔬菜（如南瓜），省下粮票调剂缺时。难友顾大也是抬石头的汉子，当然也不够吃。早餐的菜，常卖豆腐乳，他常常是掏出三毛钱，一买就是15块（2分钱一块），作为工间休息时“打尖”。人们问：“你不怕咸死呀？”他端着一大盅开水，边吃边喝边调侃：“这是补充高蛋白。盐，可以稀释，体内稀释和体外稀释效果一样。”

农场所有职工都是城市户口，吃国家配给的商品粮，有定量。农村那些农民比我们还要苦得多。修鱼池时，我们的宿舍在马路边。常常在凌晨三四点钟，听见上山打柴过往的农民。他们是从20里开外的长寿双龙场那边赤脚经过这里，半夜就起床，还要再走十几里路，到达长寿东山下的华中公社的山上，才穿上草鞋，进山打柴。打好柴往回挑，经过我们这里时，已是下午三四点钟。家里常常提着一钵午饭在这里迎接，一边歇气一边吃午饭。那一钵饭，我们称它为“满天星”，是一钵碧绿的青菜，宛如蔚蓝的天空，满天的繁星就是那星星点点散布的饭粒。 即使是城市户口，一个月也只有二两菜油半斤肉，得了肝炎，凭医生证明才能买到白糖，一年只有到了春节，才配给一二斤糯米磨粉吃一次汤圆。

1975年冬，我回合肥探望母亲、过春节，路过河南信阳，早晨出去吃早点，排队买油条，我前面约有五六个人，快到我了，我前面的那人掏出三斤粮票，买30根油条。这等于在我前面又排了十几个人。我问：“你买这么多油条，干啥？”他答道：“过年做饺子馅儿。”我又长了一条见识：油条可做“代肉品”。……这种饿不死也吃不饱的日子，在大饥荒之后又持续了15年。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又开始搞“联产承包责任制”（即包产到户），结束了20多年的饥饿时代，真正解决了人们吃饭的问题。1978底年落实政策我得到纠正，安排回到讲台，1979年结了婚。次年我调回老家安徽高校任教，直至1988年退休。

（声明：本文未经作者或本公众号同意，其它平台严禁转发。）

作者简介:1928年生于安徽合肥，1951年考入重大，1955毕业。1957年错划为“右派，1960年在长寿湖劳动18年，1978年纠正后在重庆高校任教，1980年调安徽高校任教，副教授职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