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依然是理想主义者的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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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依然是理想主义者的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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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3月30日，我发起和组织的教师民间团队知行社开展首次活动。成立仪式和讨论交流后，十多个人一起看了一部电影。当然是有关教育的。原本准备了好几部，有《放牛班的春天》《死亡诗社》，还有不算教育电影，但也挺有教育意义的《肖申克的救赎》。但不知为什么，最终我选择了《死亡诗社》。
这电影我事先看过，而且一连看了两次，很振奋。随后写了一篇长长的随想式“观后感”，叫《就像春风唤醒冬眠的蛇》。由电影出发，我想到不少东西。关于教育，关于诗歌，关于生命，基廷的离开，尼尔的死去，教师的职责，启蒙者的悲壮，等等。我甚至还准备再说说职业激情的。驳杂，纷繁，有长度，也还有些深度。或许正是由于这样的原因，看完那文章的，估计不多。
电影看完了，知行社的成员们也算得上激动。情绪和思考，都很活跃。晚上回来，就看到社员“糊一刀”的首帖。对基廷的教学方式，他是既赞同，又觉得无奈。他感叹道：“为了理想，我们得站在讲桌上，使自己的视野更高也更与众不同；为了生活，我们得从讲桌上下来，脚踏实地，老老实实地‘量化’！”
这样的无奈，我也有过，甚至现在也有。相信很多同仁都不同程度地有。所以我能理解和体谅这种矛盾、痛苦。但这话引发了我的另一番感触，关于生命和成长的感触。
古人有种计时的设置，叫沙漏，颇堪把玩。沙粒当然是多的，所以有人用“恒河沙数”来指代人生。但装在沙漏中的沙粒再多，也是有限的，一粒粒流逝，再慢，也总有完结的一天。如果对我们每个人的一生，都用一只沙漏来计时，那会是什么感觉？或大或小的一漏斗沙，那是上天赐予我们的。但那漏斗有孔穴，属于我们的人生，正一点一点流逝。流逝的速度，有快有慢，到最终流完的时间，有长有短。但无论如何，最终，它都会流完逝尽，这无可逆转，也无可更改。
人生的过程，正是如此。我们谁都不是孙悟空，能到地府里修改自己的“生死簿”。所以在回复“糊一刀”时，我曾说：“人的成长，就是梦渐渐醒来的过程，是理想越来越小的过程，是自由逐渐失去的过程，是身体渐渐衰败的过程，是灵魂越发萎缩的过程。”这也是无可更改的。悲观？是有一点，但悲观正是生命的本质。只是我并不绝望。我说过，我是个悲观的理想主义者。对人生世事，我信奉这样的理念：乐观而不盲目，悲观而不绝望。不绝望，因此还有理想。或者说，因为有理想，所以我悲观，但不绝望。
对教育，尤其是中国目前的教育，我也这样看。身为教育中人，对教育的许多沉疴痼疾，种种弊端陋习，我有着深刻的认识和体验，甚至切肤的痛憾和感叹。但对教育的未来，我仍有着坚实而温暖的期望，或者说理想。教育本身就是理想色彩很浓的事业，我甚至说过，教育是人类最后的乌托邦。因为是“最后”，所以更为必要、珍贵，更值得我们虔心坚持，虔诚守望。
正因如此，在教育的过程中，我们不断鼓励孩子前进，鼓励他们有理想，有目标。尽管我们明白，这样的理想，不一定能坚持到底，不一定能适应于现实的生存环境；这样的目标，不一定能够最终实现，很多时候，目标可能随着孩子的长大而越发萎缩、变小。我知道，理想与现实间，有很大差距。我也知道，理想在现实面前往往会无能为力，理想主义者，往往会在现实面前碰壁，直到头破血流，甚至为此付出生命的代价。但我更知道，尽管如此，教育依然是理想主义者的事业，在教育的路途上，始终飘扬着一面叫“理想”的旗帜。理想和追求在，动力就在，希望就在，充实就在，收获就在。
就像我一向认为的那样：个体的声音是渺小的，但它毕竟存在过，个体的思想是单薄的，但它毕竟是自己的。甚至我还用这样的话语自勉，也与同道者共勉——“我们还不先进，但能做到先行；我们不是哲人，但有自己的思考；我们不能扭转季节，但可以营造局部的春天；我们不能改变环境，但可以调整自己的心态；我们也许还不优秀，但正走在通往优秀的路上。”筹建知行社时，我拿这几句话作了“口号”。我确信，即使是在作为教师的成年人心底，理想，也依然是一支标杆，是激发我们前进的动力之源。
当然我也知道，理想与现实之间的矛盾，是永远的存在。这其实很正常。如果理想和现实一样，那就不叫理想了。如果现实就是理想，也就没必要再追求什么了。我曾经说，在现行体制下，最痛苦的教师，是那些真正有教育梦想，对教育有自己的理解和主张的教师，尤其是那些面对现实、始终不肯妥协的教师，他们所要行走的，绝不可能是康庄大道，他们只能在崎岖的小道上前行，甚至不可能得到任何来自官方的掌声和鲜花——当然，他们也并不会真正在意这些，除了内心的思想和信仰。
其实，不只是教师，也不只是教育。我们的人生，何尝不是如此——我们都知道，最终会失去现在拥有的一切，但是，我们会因为最终的失去，就一刻也不愿意拥有吗？
答案，当然是否定的。
在关于《死亡诗社》的随想中，我肯定甚至赞扬了基廷，认为他是一个伟大的启蒙者；我甚至也肯定和赞扬（当然也有同情和惋惜）了尼尔的自杀，认为他是一个勇敢的反抗者。尽管影片所表现的，是一个悲剧，但我认为这悲剧是有意义、有价值的，甚至是“必要的”。启蒙者的命运，从来就鲜有功德圆满的；反抗者的结局，也大多要付出沉重的代价。但既然这是“必要的”，就必定要有人去承担，也必定会有人去承担，不是基廷，就可能是马修（《放牛班的春天》中的那位老师），或者艾琳（《自由作家》中的女老师）；不是尼尔，就可能是查理（在《死亡诗社》里，他被开除了），或者托德·安德森（在《死亡诗社》里，他曾经胆小、懦弱、沉默少语，影片结尾时却率先站上课桌，反抗颟顸的校长）。温和的改良难以奏效时，势必会有激烈的斗争和革命，而斗争和革命，自然就不免流血和牺牲。
所以，对于基廷和尼尔，我没有悲哀，尽管我也痛心；我没有流泪，尽管那是真正的悲剧。我从他们身上，看到了一种激情和梦想，一种坚韧和执着。甚至我从他们身上，感觉到了一种责任和担待，一种应当承负的使命和艰难。
在回复“糊一刀”时，我还说过这样的话：“我们不能给孩子们太多保证，对他们的人生，不可能给予太充分的肯定。但是，人既然面对着这样的命运，或者说，在不同的人生阶段，人会有不同的经历，尽管知道最终会丧失，但我们还不能因此就在刚开始时放弃。好比说，生命，最终是会归还给上帝的，但我们并不愿意也不可能在一开始就归还给他。”
所以我仍然确信：基廷是一个英雄，虽然是失败的英雄，但我敬重他的激情。尼尔是一个斗士，虽然是已经牺牲的斗士，但我尊重他的毅然决绝。同时，我仍然坚守自己所认定的：我的一切，最终都会归还给上帝，但即使在归还前的最后一刻，我也不会轻言放弃。
就像即便理想的旗帜被现实击打得千疮百孔，它也依然会选择临风飘舞。
2007年4月3日
选自《阅读照亮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