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养媳妇——我的母亲
本文作者：李来梅
清明节之际，思念我的母亲。
我母亲的家在陶林县（现察右中旗）西壕堑村。母亲是一九一六年生，她的父母只生了两个孩子，都是女孩。据我母亲生前回忆，我姥爷是个刮野鬼，多时不在家。在母亲七岁时，我姥姥和小姨因瘟疫流行病死。那时正是民国十一、二年（即一九二三年左右），陶林地带饥荒遍野、瘟疫盛行、民不聊生，饿死病死的人很多。为了活命，我姥爷就把我母亲送人做了童养媳妇，送的人家就是我爹家（中旗大坝底村），我爹比我母亲大三岁。
当时，我爹还是个孩子，当家的是奶奶和爷爷，还有三个姑姑。家境虽不富裕，但吃穿不愁，有土地，有耕畜，还算是可以的人家。
我爷爷是个当家不做主的老皮人，可我奶奶是一个很历害的老婆，人们管她叫“麻婆子”，就像《方四姐》戏里的“老余婆”、《可怜花》戏里的“活关针”，可厉害了。我母亲从当童养媳妇第一天起就没有吃过正顿子饭，全家人都吃完，母亲才能吃残茶剩饭，常常吃不饱。洗锅涮碗、扫地收拾饭场等杂事全在这个七岁的童养媳妇身上。母亲面对一盘大炕、一个大锅头，站在地上涮锅洗碗，够不着就圪就在锅台上做。麻婆奶奶说“女孩子不能圪就着做营生”，让她跪着在锅台上涮锅洗碗，舀水探不着，就蹬着烧火板凳爬在水瓮沿上探下头舀，还要跪着收拾饭场、打扫炕。晚上睡觉不让上炕，让她在灶火旮旯睡，给她铺半截毛口袋，冷了自己盖柴禾。身上穿的是三个姑姑替换下的不合身的破旧衣服，光着脚，蓬头垢面，活像一个叫花子。
这样的生活，一直延续到十二岁。这时，麻婆奶奶给母亲裹脚。裹脚，残忍无比。把一个女孩子的脚用布条紧紧地缠住，裹成锥状，直到除大拇趾外的其它四个趾头全部蜷曲，甚至折断，用白布条用力裹紧，几天甚至几十天不放松，那是多么钻心入骨的疼啊！再疼也不让哭叫，还忍痛学走步。我大姑、二姑、三姑裹脚时都用的是全新的生白布条，裹脚时也是小心翼翼、顺顺溜溜，不让干活，尽量减轻痛苦，虽然也受疼痛，但是都裹成正常的锥状，即所谓的“三寸金莲”。我母亲裹脚的待遇可就不一样了，麻婆奶奶胡乱找些破布，烂鞋帮子生插硬戳地给母亲捆绑在脚上，不管三七二十一使劲地捆住，半月二十天不给放松，还让整天干活儿，不是拾粪就是搂柴。结果，每只脚的四个趾头完全断折，长在了脚心，最后变了形，长成了“萝卜脚”，终生走路颤颤歪歪、跌跌撞撞。
十四岁时麻婆奶奶才给她穿鞋，不过得自己做。只给她一块剪衣服（上衣）剩下的领口布，直径只有三寸多点儿，布面小得可怜，她又是萝卜脚，怎能做成一双鞋呢？这跟《可怜花》戏里的“活关针”婆婆让媳妇做“冰凌炒块垒”（冰棱不叫消了，块垒不叫生了）有什么两样？新鞋不成又不让赤脚（说她已经是大姑娘），母亲只好捡人家扔出去的烂鞋帮、旧鞋底洗净，再用搓下的麻绳缝连起来穿在脚上。寒冬腊月拾牛粪，冻脚冻得支不柱，看牛屙下热粪，母亲就把双脚站在牛粪里暖脚，这是常有的事。
人常说：“小姑子，搅家的圪嘟子。”这一点也不假。我二姑、三姑时不时向她妈告我母亲的状，说三道四，母亲这不对，那不好。麻婆奶奶对母亲不是打就是骂，“一天没三顿饱饭，有三顿饱打”，这是母亲在世时常念道的话，还说：“身上、头上的伤是新旧习见。”（意思是旧伤没好就又有了新伤）
母亲记得十岁那年夏天，因取鸡蛋不小心打烂一颗，麻婆奶奶把她打得没了钻处，情急之下，钻进了鸡窝，才躲过了一劫。等消停下来，从鸡窝爬出来，满脸满身的鸡粪，臭不可闻。麻婆奶奶和小姑子不让回家，不给吃饭。母亲只好躲在“看场”搭的一个窝棚里，村里一些好心人看见可怜，就给点儿吃的。我大姑对母亲比那两个小姑子好一些，背过她妈偷偷给母亲送些吃的、喝的。
母亲十四岁，麻婆奶奶就让她学做针线活儿，起初是缝补拆洗旧衣服，慢慢的就让她裁剪新的，挽“桃圪蛋儿”（即布扣子）。缝新也好，补旧也罢，麻婆奶奶要求极其苛刻，补一个补丁需要几根线、缝一件小布衫多少线，麻婆奶奶都要给她数出数来，如果正好，那就甚话不说了，如果不够（补丁没补好，新衣没做完）就责怪母亲，说她费了针线，轻则骂重则打。特别是挽“桃圪蛋儿”，那是一门技术活儿，不是一下就轻易挽出来的。麻婆奶奶不教她方法和技巧，只让看人家挽下的，只看那是挽不成的，母亲只好偷偷把人家用过的旧“桃圪蛋儿”拆开，一边拆一边记住挽的路数，再按人家的路数重新挽，经过反反复复终于学会了挽“桃圪蛋儿”，学会了裁剪裤子、小布衫、缝棉裤、棉袄等针线活儿。从此母亲担负起全家人的缝新补旧的重担。
母亲十六岁那年，公婆让其圆房。我爹是个浪荡的主儿，根本不把母亲当回事，好吃懒坐，全靠父母养活。我母亲仍然逃不脱受苦受气，受麻婆奶奶的管束，受着非人的虐待。全家人的吃喝拉撒、抬水、喂牲口这些活儿都得她干。特别是抬水最难，那会儿用的是木水桶，满满担一担足有百十斤，母亲实在是担不动，但家里水瓮没水就挨打。怎么办？母亲就用水斗子提水。那时从井里往上提水用的是柳条编的水斗，提一水斗子水少则也十多斤，从井里提上来再往家里抬，倒在水瓮里是很费劲的。中途想歇一歇，万万不能，水斗子底部是圆锥的形状，放地上是放不稳的，如果一放水就洒了，只能费九牛二虎之力提回家倒在水瓮里。跟方四姐担水用的尖底桶一模一样。后来，我曾领上母亲去五井村看过歌剧《方四姐》，母亲看到方四姐担水的情景，情不自禁，痛哭流涕，惊动看戏的所有人。
母亲上山坡割喂牛草，割得少挨打，割得多背不动，她只好把割下的草捆成小捆往下滚，如捆不紧，滚到半坡就撒开了，她只好再一把一把地收拾在一起，重新捆好再往坡下搬滚，把割下的草全部运到坡底，离家也不远了，再一捆一捆地抬回去。
十八岁那年，母亲怀孕了。挺着个大肚子，什么活都得干。麻婆奶奶给她的“待遇”始终不变，没给她半点同情。我爹在外面瞎混，输耍不成材，对我母亲没一点儿照顾和同情。临盆前，麻婆奶奶告诉她，把黄土晒干，用些柴禾灰混起，再用小箩子筛下，放到坐月子时用。
过去，妇女坐月子（分娩）要坐土炕，生下孩子就坐在灰土上，要坐三天才能起土炕。年轻人对这事知之甚少，旧社会妇女生孩子受多大的罪，正是：没底棺材爬一趟。
母亲生孩子时，跟前没人陪伴，生下孩子剪脐带、抱娃娃、熬稀粥，全是自己。三天后熬稀粥就没有可用的烧火的了，母亲就自己去院里晒牛粪，等牛粪干好才能生火熬稀粥。我爹刮野刮得不回家，麻婆奶奶不管，就是大姑有时发点儿慈悲给搭照一下，没出满月孩子就夭折了。母亲连生了三胎，一个也没有大住（就是没有活下来）。
在母亲怀上第四胎的时候，麻婆奶奶说她是“丧门星”，连个孩子都大不住，克子的命。家里就不要她了，母亲只好又住进了“看场”的窝棚里，还是村里的好心人接济点儿，大姑偷偷摸摸送点吃喝，饥一顿饱一顿地活下来。
有一天，我爹从外面刮得回来了，知道家里不要母亲，可能是良心发现，就在他妈面前替老婆说了句公道话：“她就是牲口也得拉回家喂呀！”这下，麻婆奶奶可就恼火了，大骂儿子不孝，顶撞大人。一气之下，赌气喝了一圪蛋洋烟，就一命呜呼啦！这样大祸又降临到母亲头上，两个小姑子不依不饶，硬说她妈就让“丧门星”逼死了。一顿棍棒打得母亲死去活来，还要逼母亲自寻短见。母亲吃不住棍棒相加，准备顺从人家上吊自尽。人命关天之际，大姑姑站出来说话了：“妈已经死了，人死不能复生，就是叫她死了妈也活不过来了。”我爹也说了一句掏良心的话：“妈是一个儿死的，又不是她弄死的，这是两条人命哩。”村里同情母亲的人也站出来说话，在大庭广众之下，事情了就不了了之，两条人命才以得救。
一年之后，我爷爷上房遮烟筒，从房上摔下来，不幸身亡。三个姑姑相继出嫁。
看上去压在母亲头上的大山没有了，但恶运还是没有远离她去。我爹还是恶习不改，家事不管，游手好闲，就好耍钱，不务正业。春天种下去，锄呀、割呀，管之甚少，就母亲拖着三个孩子刨闹。秋收后的庄稼放在地里或场面里不及时碾打，牲口糟蹋、雨水浸泡，生芽的、风刮的。别人家都场收结束、粮食入窖，而我爹有时懒得场收，甚至堆放至来年春天。没吃的，母亲就一把一把地摔打，用小磨子磨面给我们吃。一年下来，一头风刮一头鬼摸，再加我爹用粮食还赌债，所剩无几。春天种地没籽种，往往还得借籽种。这样年复一年，输光粮食，变卖了牲畜，赔卖了土地。几年下来，把原不富裕的光景踢达了个尽眼毛干。母亲带我们过着穷困潦倒的生活，正如母亲听说，“属鸡的吃一口刨一爪子”。这样日子一直熬到解放。
解放后的第二年（即一九五零年），人民政府派工作组进村，搞土改，做宣传，劳苦大众翻身得解放。大讲婚姻法，废除买卖婚姻，童养殖媳妇诉苦伸冤，工作组的工作人员了解到母亲的遭遇，动员她离婚求解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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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会儿，母亲身边有我们三个儿女（母亲一生生育十一个，就活下来我和弟弟，哥哥还是抱养的），都还不成人，哥十岁，弟两岁，我四岁。
这时，大姑子给母亲说好话，看在三个孩子的份上，母亲念起大姑在艰难时同情她，也救过她的命，就委曲求全，没有离婚。
从此，母亲过上了常人的生活，经历了土改、互助组、合作社、人民公社、改革开放初期，一九八五年秋，母亲拖着伤痕累累的躯干、满头顶的伤疤、变形的容颜、颤颤巍巍的身躯走完了她六十九年的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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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去世多年，每当思念她的时候，就想让更多的人，特别是年轻人，知道母亲，读懂母亲。
我想，母亲的人生遭遇，是旧社会中国广大劳苦妇女的一个化身。感叹！沉思！
母亲！您安息吧！我替您，向解放劳苦妇女的先烈们、奋斗者们，深深地鞠躬！向听您故事的人，表示感谢！
作者和丈夫
——根据母亲生前所述，回忆整理。
二零一八年清明节
该文作者为内蒙古察右中旗人，原德胜学区退休教师。
【本期幕后】
策划：王丹
编辑：王丹
校对：安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