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 耳令
编辑\ 吴不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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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银杏财经第340篇原创文章】
2011年8月16日，北京798艺术区里人头攒动。陈年试图顺着此起彼伏的“雷军”的喊声挤进会场，却被人群挡在了外面。
小米手机的第一场发布会开始了，舞台上，雷军开始发烧，粉丝的声浪几乎要把屋顶掀翻。很少有人知道，仅仅在五个月以前，他还冒着核辐射的危险，在日本与夏普进行屏幕供应的谈判。
小品牌与大型手机元器件供应商谈判有多难，起初雷军自己也没想到。他只能到处透支“中国下一个黄金十年”，圈定了半个江山。
舞台下，以陈年为代表的创业者，犹如暗夜中的铁骑，为雷军撑起另外半个江山。在发布会最后一段视频中，他们像彩蛋一样蹦了出来——
“我们要小米!”
视频里，凡客诚品的陈年、UCWeb的俞永福、多玩网的李学凌、拉卡拉的孙陶然、乐淘网的毕胜及尚品网的赵世诚，一起齐声高呼，再把手里的iPhone狠狠砸到地上。
友军的摔“机”为号，让藏于暗处的“雷军系”浮出冰山一角。他们与小米里应外合，构建出“三维”战线——小米为盟友提供入口支持，盟军则与生态链在两翼形成武装，推翻传统机商“旧势力”。
明处的供应商跟着雷军在跷跷板上玩饥饿游戏，而这些来自江河湖海的盟军，更像是孙中山口中“犹较缙绅为易入”的会党。他们龙蛇并起，隐匿民间，成为革命的暗影。
革命需要江湖势力，不仅仅是为了筹饷。如果没有这些盟军，雷军那号称结束了机商“冷兵器时代”的高明布线将缺失重要一角。
互联网圈志在推翻传统势力的公司不少，早年占据了重要赛道的巨头率先夺下革命话语权。但在市场进入更为细分的领域之后，鲜少有人能在巨头眼皮子下独自称王，他们要么被革了命，要么沦为巨头的“会党”。
孙中山当年搞民主革命时，日本人平山周曾出过一本《中国秘密社会史》，序言由章太炎所写，里面提到：会党、帮会这个系统能够成为进步力量，其实就是利用江湖中这些人物的力量，来推翻满清政府云云。
惊人相似的历史告诉我们，在激烈的政治角力中，会党往往也在谋划自己的势力和疆域。所以即便长袖善舞如雷军，也得提防着盟军偷偷地“桃园三结义”。
江湖义气就像是一枚硬币，一面刻着仁义气节，一面刻着资本无情。
如今，投资并购部已经成为互联网大厂的标配。活跃于中国投资市场的大佬个人LP以及企业CVC，在近20年里也长成了创投领域的第三极。派系林立的背后，会党的根脉有时也会攀进另一个山头。
而资本的刀光剑影，往往就隐匿于“洪门”的犬牙交错间。
2011年3月，银泰柏悦酒店举办了一场媒体颁奖活动，王兴和李想被安排坐在了同一桌。就在几天前，美团成立一周年内部会上，王兴以大学还没毕业就加入美团的沈鹏做例，表达了自己的用人观：心态好、有冲劲、理解消费者。眼前这个年少便辍学创业的80后新贵，显然很对王兴的胃口。二人聊得不亦乐乎。自此，江湖上多了一对朋友。商场上的友谊，资金最是能丈量深度。七年后，李想拿到了王兴的投资。理想汽车IPO时，李想还郑重其事地感谢经纬中国的张颖，要不是张颖当年建议他“去见几个你比较铁但是有钱的哥们”，理想汽车可能就死在融资的坎上了。跟互联网圈的其他大佬相比，王兴的朋友不算多，能进入其朋友圈的，首先不能与他本人PK实力，马化腾便不在其列，即便主动给钱给流量也不行。其次便是多少有点私交。所以美团系和清华系的创业者，很多都成为了王兴的朋友。比如初中与王兴一起踢球的老朋友赖斌强，王兴的清华校友张丙军，都曾拿到过王兴的天使投资。2017年吕广渝创办猩便利时，王兴也对这位昔日的麾下大将有过慷慨解囊。有位VC投资人评价王兴"礼贤下士，有识人之才"。王兴也认为相比红杉“Bet on the racetrack，not the jockey（赌赛道，不赌赛手）” 的投资原则，孙子的“求之于势，不责于人”更为高明。这种与大部分VC/PE机构相反的逻辑，却为王兴的美团投资帝国押注了一众门徒。王兴的老乡张一鸣，同样也喜欢押注私情。当年今日头条找B轮融资时，张一鸣拜访了30多家VC机构，嗓子说哑了都没人投。只有红杉资本的曹毅在内部会上力推今日头条未遂。后来沈南鹏每每想起，都惋惜入局太晚。曹毅离开红杉后创立了源码资本，首期基金募资1亿美金。第一笔投资就给了今日头条，曹还表示后来只要有机会，他都会追加。本着“当初你投我，如今我投你”的原则，后来张一鸣和王兴做了源码资本的LP，曹毅也投了美团和字节。而后虽然张、王都退出了源码资本，但几人私交仍然亲密。无独有偶，许达来曾经也坦言，顺为在招募合伙人时“不是陌生人，不通过猎头，必须是第一度人脉”。被投者或多或少都得和雷军沾点关系，比如张志坚接受雷军本人以及顺为的投资。“人靠谱比什么都重要”是雷军对于自己投资理念诠释最多的一句话。重用第一度人脉的逻辑看似充满人情味和世故玄学，实则不乏与利益相结合的考量。LP投资向来服务于战略，为了信息优势，为了更好地维持圈子和发现下一个机会，有过深度交集的人，往往更容易纳入会党侧翼。互联网投资派系林立，除了个人LP穿针引线，在另一些情况下，大佬的投资喜好隐匿于企业CVC里。比如联想的君联资本、弘毅投资便一直在默默地完成柳传志心目中“有意思的工作”。字节跳动的LP版图，也总能闻出“张一鸣式”的韧性。当年快手接受不了傅盛的“捆绑营销”方案，错失musical.ly，惹得一向温和的马化腾对着宿华拍桌子。而字节跳动不但买了musical.ly，还给傅盛搭售的失败产品投了不少美刀。无论是个人LP还是CVC，对资本而言，押中一只独角兽的意义可不止是“一报还一报”。当曾经被押中过的独角兽，在几年之后成为VC的LP。这种循环也意味着，成功押中过独角兽的VC，能够起头滚雪球。当年押中阿里的孙正义，凭借着和马云五分钟的交谈便决心投资，而这个决定让软银赚了上千倍。孙正义真正尝到了“N报还一报”的快乐。遗憾的是，软银再没有找到第二个马云和阿里巴巴。投资WeWork也给软银造成巨大损失。2019财年软银集团经营亏损1.365万亿日元（约127亿美元）。孙正义只能将精力集中在软银自己的主营业务中，选择退出阿里董事会。尽管软银依然是阿里巴巴的大股东，但投资阿里巴巴带来的持续收益，很大程度上也只是对冲了软银2019年的亏损。其实孙正义并不缺乏前瞻性，只不过后续的一系列投资项目，不是前瞻性太长，就是投资团队不靠谱。也许想要再找到像阿里这般湿的坡道，靠的不仅仅是看人的眼光老辣，多少还得看点时运。所向披靡的“小超人”李泽楷就曾在这个问题栽过跟头，卖掉了腾讯20%的股权至今日都是他的一个笑柄。但更令李泽楷伤怀的事，还是曹德旺说得最通透：这下子，他成为不了全球首富了。花钱到底是门手艺活，大佬们不仅自己出手，大多时候还需要一位“关键先生”来料理。雷军背后的“关键先生”是周受资和许达来；王兴的钱袋子由陈少晖拎着；刘炽平与蔡崇信，分别主导着腾讯和阿里巴巴的投资策略，成为两大市场派系的“总工程师”。常斌曾经是帮刘强东花钱的人。但在京东最为磨难的2018年，他转岗到了自有品牌，集团战略投资部开始由廖建文接管。常斌掌管京东战投4年，在核心的电商领域布局并不理想。错过投资拼多多，几个关键指标还被其反超，更是成为他职业生涯中无法回避的一个敏感事件。有人分析常斌离开京东战投是想学偶像巴菲特做独立投资。因为早在2016年，他就已经开始着手筹备体外基金——启承资本。做企业战投，首先要考虑的便是集团利益，好项目未必能投。很难说清楚，当年林海峰跟常斌沟通投资拼多多时，常斌是出于哪些方面考量给予“看不懂，没有价值”的反馈。但在启承资本的背后，却让昔日被牵制的权力，能够得以释放——独立美元基金不存在站队问题。互联网江湖滩险浪急，如何站好队是一门大学问。不光花钱的人要考虑姿势，拿钱的人更是得立场分明。刘德曾经对雷军“黄金十年论”做过更为通俗的注脚——你不挣钱没事儿，你错过了占坑可是大事儿。在“雷军系”中，华米的黄汪、紫米的张峰、石头科技的昌敬绝对是占坑高手。作为排名业绩最好的几家生态链企业，小米每年年终举办家宴时，他们都和雷军坐在一桌。类似的“被投企业排位战”，也曾出现在马化腾的饭桌上。身价超过7000亿的“东兴饭局”，撑起了半条命的排面。但与小米不同的是，腾讯系内部始终萦绕着忠与不忠的疑问。在过去汹涌澎湃的十年移动互联网大潮中，阿里巴巴和腾讯两大派系生长出来的触角将互联网产业逐渐捆牢。多数创业公司发展到一定阶段，都会面临站A或站T的选择题。程维当年便夹在中国斗得最狠的巨头中，一面隐忍，一面进攻。最终还是落得个两头不讨好独自搞单车的境地，主业滴滴到了2020年才开始艰难盈利。从被投项目到成为LP，这种成长令人艳羡，却也充满着危险。风光无限的独角兽背后往往都站着一位大佬，他们盘算着如何将其收入囊中。面对大佬眼里闪烁的精光，花钱的人惶恐，查漏补缺之余还要谨防偏离战略；拿到钱的人更惶恐，为他人做嫁衣成了分内事，一不小心还有可能成为资本的弃子。王兴在2004年至2010年有过10次创业，互联网创业的所有大坑都趟了个遍。王兴一路饱受资本的愚弄和怀疑，却也练就了一身铠甲。他曾尝试将A、T的单选题答成双选题。虽然最终还是与两家不欢而散，但幸运的天平还是倾斜向了王兴。2015年美团和点评合并时，大多数投资人都认为王兴的狼性更胜过张涛的，点评从此黯然出局。人一旦有了更多选择，忠诚度必然折损，雷军深谙此理。从2004年开始雷军通过小米集团、顺为资本、天津金米投资、顺为创业四个渠道投出近600家企业。这些企业为小米生态链的“政权”织起了一张密密的网——谁站在小米的对立面，要打败的就不仅仅是一个“雷军系”了。顺为和小米形成深度互补。从2014年初开始，顺为的投资对象开始向跟小米生态链相关的公司倾斜——小米如心脏，顺为如血液，二者负责小米生态的运作和循环。花了很大力气捆绑“政权”的雷军，说他曾经也花了很大精力想通“你不能把你的事业，当成每一个人终身矢志不渝的事业。”这句话反过来读，或许更能道出大佬们的想法：如果你不能矢志不渝，那么你的事业可能将与我为敌。王兴曾经说过：“很多公司像是流星，非常绚烂，但烧完就烧完了；行星可以长久存在，但它不会自己发光；恒星会发光，同时它和流星的发光方式不一样，流星是燃烧掉了，恒星是靠核聚变，所以恒星必须够大。”王兴正在努力变成恒星，但这个时代，如王兴者，只是凤毛麟角。大多数承受不住资本愚弄的，到头来愚弄了自己。即便生猛如王兴，在成为恒星之前，也难免沦为洪门，在巨头膝下走一遭。并非所有人都甘于成为巨头的洪门，有很多创业者都更倾向于专业风投寻求融资，而不太愿意把自己与那些打开一扇大门却要关上几扇大门的战略风投绑定。中国CVC之所以逐渐开始了“LP化”，正是因为过早的站队带来了诸多显性后遗症。一些CVC旗下的GP，看到问题所在，开始更改GP机构名称，与母公司划清界限。一些手握着大量资金、接受过基金投资训练的互联网新贵，也在替代传统行业中诞生的高净值人群在市场上进行投票。一边是故事与情怀灰飞烟灭，双创热潮渐退。VC募资难，市场召唤新的LP入场；另一边，互联网大佬却在VC市场上屡获战绩。雷军和王兴纷纷化身IPO收割机。刘强东夫妇也开始下场做LP。大闲人史玉柱也在投资圈里挥舞着人民币。相对于GP，LP无疑能给予创业者更多想象空间。这种狂热一直持续到2020年底更，VC更是疯狂到了不尽调就打钱。一大波中国VC/PE投资人和创业者们似乎正在重蹈孙正义和WeWork的老路，估值泡沫漫天飞舞。疯狂吸纳更多的行星，绕己而行，说穿了是想要变成恒星。但正如王兴所言，恒星的发光更多靠的内在能量，而不是汲取他人光芒。对创业者亦然。一入洪门深似海，依靠资本力量长成者，成则如王兴，败则如张涛。到底是借了他人之光，还是被他人偷了光。反噬和被反噬是此消彼长的关系。孙中山曾经也以为自己会成为恒星。当年二次革命失败逃亡日本，准备将致公堂改为中华革命党，动员洪门人士一律加入。传单引出，遍寄加拿大和美国。然而洪门面对第三次革命的筹款。有洪门人士在给孙中山的复函中写到：“先生衰时则倚庇于洪门，盛时则鄙屑洪门，避之若浼。今盛而复衰，又欲与洪门亲密。先生休矣。”孙中山的第三次筹饷，终未成功。谁都不该忘记，出来混的，总是要还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