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想其人如啖蔗(一)
上一章谈到,诗歌中从物象(事象)到意象再到典故,是一种“减法之下的天人合一”。减法的结果,使得我们身处的世界,一花一木都有了感情,都有了风情。而对“诸事物”做减法的,正是“人”,可见“人”之于诗歌的“象”的重要性。《孟子·万章下》云“诵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说的就是这个道理。是故,“人”本身的因素,大于“典故”的使用(当然,其人也许会成为后世之典)。所谓“刘项原来不读书”,这不读书的两位,留下的《垓下歌》被赞为“惊神泣鬼,呜咽缠绵”;《大风歌》被赞为“千秋气概之祖”,究其原因,非关文采而只因作者其人。
试想一下,“鹅鹅鹅,曲项向天歌”,如果不是因作者6、7岁时所作,我们会把这首诗推崇得如此之高吗?
“风萧萧兮易水寒”也无甚典故文采,只因荆轲真的再不复还,才流颂千古!
如果“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是从秦桧的口中吟出,有何名句可言?
鉴于“人”于“象”的重要,本章从“无人无象”、“因人现象”、“因象现人”、“人象相分”四个角度谈一下古典诗歌中“人”与“象”的相关问题。
一、“心想其人如啖蔗”之无人无象
本文所言“无人无象”,是指:如果我们对“古典诗歌作品的相关人物尤其是作者”这个“人”缺乏一定的了解,就会导致错误领会诗歌的“意象”,而错误的“意象”也即“无象”。如:
李侯有佳句,往往似阴铿。余亦东蒙客,怜君如弟兄。醉眠秋共被,携手日同行。更想幽期处,还寻北郭生。入门高兴发,侍立小童清。落景闻寒杵,屯云对古城。向来吟橘颂,谁欲讨莼羹。不愿论簪笏,悠悠沧海情。
——杜甫《与李十二白同寻范十隐居》
“以意逆志”的高手金圣叹对杜甫的这首诗曾有如下评述“'余亦’,是承上语。而止以乡里成句者,不欲以前辈自居也。看他一片奖诱后学心地,我尝恨韩昌黎妄自尊大,视先生何啻天壤!…眠何必同被?行何必携手?此殆言己无日不夜不教候作诗……先生不惜苦口,再三教戒,见前辈交道如此之厚也”(《唱经堂第四才子书〈杜诗解〉》)。粗识李杜年表,就可知李白年长于杜甫十余岁,金圣叹据以杜甫为李白前辈而生发诸多言论,纵妙,俱成空谈。
(又及:就“怜君如弟兄”句而言,金圣叹恐“识字”亦未过关也
。盖呼“弟兄”,尊对方为长;呼“兄弟”,以对方为幼。)
二、“心想其人如啖蔗”之因人现象
“因人现象”,是指:因着作者的一些特定的个性化信息,其诗歌的常规意象之上会显现出特定的更深层次的“意象”。如前所述,正因为有了荆轲在秦王殿上的慷慨赴死,平白通俗的“风萧萧兮易水寒”才显现了浓厚的激昂悲凉之象;倘若“人生自古谁无死”出自秦桧之口,又怎么被无数仁人志士世世传诵呢?很多古典诗歌的感人之“象”确实是源于并定格于某个具体的“人”的一些具体行为的。
譬如李元昊时的重臣张元,其人其诗,记于袁枚《随园诗话》卷十四第四十五条:
“凡诗带桀骜之气,其人必非良士。张元咏《雪》云:'战罢玉龙三百万,败鳞残甲满天飞。’咏《鹰》云:'有心待捉月中兔,更向白云高处飞。’韩范为经略,嫌其投诗自媒,弃而不用,张乃投元昊,为中国患。”
史载,当宋、夏好水川之战宋军全军覆灭时,张元为西夏主要谋臣,竟兴奋不已,题诗在两军交界的一寺庙墙壁曰:“夏竦何曾耸,韩琦未足奇,满川龙虎辇,犹自说兵机。”调侃当时宋军的主帅夏竦和韩琦。这首即兴诗兼前之《雪》、《鹰》诗,思其人其象,“因人现象”诚不诬也!
下面我们重点来看两首诗。
其一
待到秋来九月八,
我花开后百花杀。
冲天香阵透长安,
满城尽带黄金甲。
其二
飒飒西风满院栽,
蕊寒香冷蝶难来。
他年我若为青帝,
报以桃花一处开。
前者诗题《菊花》(亦引作《不第后赋菊》),后者《题菊花》,俱为咏菊之诗,俱入选《全唐诗》,作者更是俱为一人——黄巢,要品评高下,按说两难。盖因前者单刀直入,气象雄壮;而后者似乎婉转一些,起句状秋景承句状菊花很
是传神,转句方出惊人之语,合句霸气彰显,风格很是不一,难以判分。但是,如果从“人”的角度来把握这两首诗,似乎就易于分出伯仲了。(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