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要随便叫一个人渣男
一出车站，扑面而来的是北京的秋天，万里无云万里天，风极微细极柔软，带着一点甜，是海棠果和小白梨的蜜香。
几乎已经忘了，这是我来北京的第十年。
我喜欢北京，多半是因为北京的秋天。而我喜欢秋天，大约是因为《红楼梦》。
曹雪芹应该也喜欢秋天。《红楼梦》一开场便是中秋，贾雨村去甄士隐家里吃螃蟹；林黛玉诗社夺魁，咏的是菊花；宝玉穿北静王送的蓑笠去潇湘馆，刚写完《秋窗风雨夕》的黛玉讲了“渔翁渔婆”这一著名虐狗梗，我顶顶欢喜的这场“小团圆”亦在秋夜；更不用说刘姥姥吃鸽子蛋史湘云摆螃蟹宴林黛玉讲笑话这些经典场面俱是秋景。脂砚斋一语点破，“所叹者三春也，却用三秋作关键”。
秋天真好，秋高气爽好，秋风秋雨亦好。我永远记得三十年前的一个秋天，窗外淅淅沥沥，踮着脚淹没在妈妈的书橱里，偷偷找《红楼梦》。翻到一本淡赭色的书，“曹雪芹”三个大字如雷贯耳。我只当是缺了封面的《红楼梦》，如获至宝翻开看，第一回写的是畅春园康熙大限，啊咧，这是什么山寨《红楼梦》？
再定睛看，“曹雪芹”下面还有四个小字：端木蕻良——年幼无知的我咬牙切齿道，这个日本人怎么还盗版《红楼梦》呢！
这是我和端木蕻良的初见，充满了误会和偏见。
几年以后，我才知道这本《曹雪芹》是端木蕻良所写的小说，端木不是日本人，而是地地道道的铁岭人（原名曹京平）。曹京平深爱着他的故乡，就像他在《土地的誓言》里写的那样：
我想起那参天碧绿的白桦林，标直漂亮的白桦树在原野上呻吟；我看见奔流似的马群，深夜嗥鸣的蒙古狗，我听见皮鞭滚落在山涧里的脆响；我想起红布似的高粱，金黄的豆粒，黑色的土地，红玉的脸庞，黑玉的眼睛，斑斓的山雕，奔驰的鹿群，带着松香气味的煤块，带着赤色的足金；我想起幽远的车铃，晴天里马儿戴着串铃在溜直的大道上跑着，狐仙姑深夜的谰语，原野上怪诞的狂风……这时我听到故乡在召唤我，故乡有一种声音在召唤着我。
围绕着端木蕻良的成见有很多，绝不仅仅来自他的名字。
这当然是因为萧红。
在那些影视作品里，端木蕻良被塑造成一个典型的渣男，他是萧红和萧军之间的“第三者”，他曾经在萧红怀孕时独自坐船离开，最大的罪状，是在萧红弥留之际抛弃了他。
那张萧红所写的纸条是多么触目惊心啊，像极了高鹗版《红楼梦》里黛玉临终恨声呼宝玉的那句——
我恨端木。
这些细节多半都来自1980年1月号文艺杂志《十月》刊登的骆宾基《生死场、艰辛路——萧红简传》。
骆宾基的文章杀伤力很强，因为他确实是萧红生命最后几十天的陪伴者之一。
他把萧军称作萧红真正的丈夫，而把端木称为“T君”，萧红的情人。
那时候，已经78岁的端木蕻良正在奋力创作着他的小说《曹雪芹》。
骆宾基和萧军结成了短暂的同盟，端木显得茕茕孑立。这似乎是他多年来在这场n角关系里的体现——他一直是最弱势的那个，萧军拥护团里站着聂绀弩丁玲靳以胡风这样的大咖，现在又多了一个骆宾基。
漩涡中的三个男人，萧军、端木和骆宾基，偏偏同属于北京文联，抬头不见低头见。作家刘心武曾经多次见证了他们的“交锋”，骆宾基会在分组会上忽然没头没脑来一句“端木是坏人！”，而端木的方式则是躲，在走廊上一见骆宾基，扭头就去上厕所。
端木选择了沉默，而这沉默似乎更加坐实了他的“渣男之渣”。
《红楼梦》里，史湘云听了邢岫烟当衣服的事情，气得要去为她打抱不平。黛玉说：“你又去充什么荆轲聂政？”我当然也做不了荆轲，却有一丝湘云的憨气，大约因为我始终对于一边倒的站队是存着小小的疑议的。
不要随便叫一个人渣男，让我们回到大半个世纪之前，看看关于端木蕻良的那些偏见。
如果用《红楼梦》里的人物做比方，萧军是柳湘莲，端木则是贾宝玉，出生温柔富贵之家，家里人对他的期盼，是读书成材。
中学在南开，校长张伯苓很欣赏他，想保送他去南京政校。那时的端木，除了学习好，还同时担任校刊主编、义塾的校长、美术学会会长、学术观摩会会长、合作社理事，同学送外号“苏秦佩六国相印”。和那时的叛逆青年一样，端木心里想着尽快走上社会接受“革命洗礼”，却被哥哥们逼着考大学，考期一共15天，他只报了燕京和清华，开了4天夜车，燕京第八名，清华第一名。
在清华只读了一年书，但老师们似乎都对端木不错。金岳霖上课专门点名端木，好奇是哪位得了满分。一次上课，金岳霖说“CODE”不好翻，没有对应的中文词汇，勉强称之为“题帽”，端木站起来，建议译成“楔子”，金先生大为赞赏。
但端木此刻的心，并不在学校里，他更为关注自己在“左联”的革命事业。1933年8月，因为左翼团体成员被捕，端木的名字被暴露，他无法回到清华读书，于是专心写作。
他的笔名也换了又换，曾经叫做“叶之琳”，鲁迅第一个误解，给他回信称“叶小姐”。“端木蕻良”一开始是“红粱”，取红高粱之意，责编王统照认为“红”惹眼犯忌，建议换成“蕻”，并把“蕻梁”改为“蕻良”。端木自己不满意，坚持要改回去，然而王统照回信，再次改回来，如是者再三，最终妥协的是端木。
终究是一个温柔的人，连自己的笔名也无法坚持。
从这个角度来看，端木显然是萧军的反面。而萧红爱上端木，恐怕是和萧军关系的一种PTSD。
在和萧军的恋爱关系里，萧红一直是卑微的一方。萧军劈腿，萧军家暴，萧军嘲笑萧红的文字，萧红做了那么多年萧军的“佣人、姘妇、密友以及受气包”（葛浩文语），却一直忍受着，忍受着，到了最后，也是因为萧军要离开萧红去打游击，虽然他事后辩解说那不是分手，是正常男女都明白，一段关系走到这一步，已然千疮百孔。
1937年夏，萧军与萧红于上海最后的合影。
萧军暴烈如火，是钢铁直男，现在，来了一个截然相反的温温柔柔的端木。
定情之物据说是一根小竹棍儿，萧红说，要把这件东西藏起来，谁找到就归谁。当时的竞争者主要是聂绀弩和端木，然而，萧红转身悄悄告诉了端木竹棍子的藏身之处。
聂绀弩有不一样的说法，他说是端木喋喋不休跟萧红要，萧红一度撒谎说已经送给了聂绀弩，但最后还是给了端木。
实在是太幼稚了！！
但我比较偏向前者，因为端木并不是一个如此有主见的人，一个连取笔名也妥协的人，在和萧红的关系里，他显然是一个被动者。对于萧红的示好，他有些受宠若惊，他变成了另一个萧红，萧军和萧红关系里的那个萧红。
在萧军的回忆里，分手是平静的，萧红说，三郎，我们永远地分开吧。
在端木的回忆里，萧军一脚踢开门闯进来说，端木你起来，我们去决斗。萧红说，你要打端木，我就打死你。
真奇怪，不管是哪一个回忆里，端木看上去都像是一个局外人。
但这个局外人做了一个重大决定，他给了她婚姻，而此时，她肚子里怀着前男友的孩子。
这大概是端木一生中的最大勇气。端木的母亲极力反对这门亲事，但端木终于坚持了自己的主见。
《黄金时代》里的端木和萧红结婚
1938年4月，汉口大同酒家。参加婚礼的有端木三哥未婚妻刘国英的父亲、刘国英和她在武汉大学的同学、萧红的日本朋友池田幸子，还有胡风、艾青等人。穿旗袍的萧红和着西装的端木在一起，萧红似乎扮演了新郎的角色，谈了恋爱过程：
张兄，掏肝剖肺地说，我和端木蕻良没有什么罗曼蒂克的恋爱历史。是我在决定同三郎永远分开的时候才发现了端木蕻良。我对端木蕻良没有什么过高的希求，我只想过正常的老百姓式的夫妻生活。没有争吵，没有打闹，没有不忠，没有讥笑，有的只是互相谅解、爱护、体贴。我深深感到，像我眼前这种情况的人，还要什么名分，可端木却做了牺牲，就这一点我就感到十分满足了。
在和一个人的婚礼上，用“三郎”来称呼另一个人，我不知道新郎会怎么想。很多很多年之后，我看了一出叫《红丝错》的越剧，好像这才稍微明白了一点端木的心情，新郎沉默着接受了，带着一点牺牲的委屈，也带着一点爱护的谅解，对于未来，他仍旧是懵懂的，但此时此刻，他以为自己拯救了眼前的这个女人。
端木蕻良在八十年代回到大同酒家
其实并没有，结束一段关系的最坏决定是开始另一段关系，没有谁可以拯救谁，除了他自己。
当萧红和T君一起去探访他的时候，他注意到T君原稿上却是萧红的字迹。那是《大江》。
“为什么像是你的字呢？”
“我抄的……”萧红说。
“你不能给他抄稿子，他怎么能让你给抄呢？不能再这样。”曹靖华先生坦率地说。
上面这段话来自骆宾基，这段话被广泛引用，用来说明端木在婚后并不重视萧红的才华。
这也是我对于骆宾基怀疑的开始。
妻子给丈夫整理文稿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杨绛、张充和、赵萝蕤都做过这样的事情。另外，骆宾基无法否认的是，在和端木结婚之后，萧红进入了一个创作高峰期，我们最喜欢的萧红作品《呼兰河传》和《回忆鲁迅先生》都写于这一时期。
端木在萧红的创作中也并没有缺席，他为萧红的《小城三月》画了插图。
他给萧红创作的默剧《民族魂——鲁迅》设计了海报。
柳亚子甚至说他们的结合是“文坛驰骋联双璧”：
谔谔曹郎奠万哗，
温馨更爱女郎花。
文坛驰骋联双璧，
病榻殷勤侍一茶。
“曹郎”指的是端木，在“病榻”句下，柳亚子作了注释：“月中余再顾萧红女士于病榻，感其挚爱之情，不能忘也。”
这是一对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文学夫妇，他们有相濡以沫，有患难与共，当然也有矛盾和争执。比如端木处理不好和保姆的关系，要萧红出面解决，比如夫妇两人的吵架，这些寻常细节都被无限放大，并且作为端木和萧红婚姻生活不幸福的证据之一。曾经见证了萧红和端木在香港生活的罗鲸文的评价是相对客观的一个：
两人的感情本并不虚假。端本是文人气质，身体又弱，小时是母亲最小的儿子，养成了“娇”的习性，先天有懦弱的成分。而萧红小时没得到母爱，很年轻就跑出了家，她是具有坚强的性格，而处处又需求支持和爱。这两性格凑在一起，都在有所需求，而彼此在动荡的时代，都得不到对方给予的满足。
骆宾基说，端木之于萧红的最大罪证是“抛弃”，还抛弃了两次。
第一次是在武汉，船票只有一张，大腹便便的萧红让给了端木，端木居然顺从了萧红的安排独自前往重庆。骆宾基说，这是端木想要抛弃萧红，因为萧红肚子里的孩子是萧军的。实际上，端木决定和萧红结婚时，就已经知道了萧红的怀孕，不存在因为萧红怀上了萧军的孩子就打算抛弃她的情况。根据钟耀群的说法，端木当时先去重庆，一则没有预料到萧红后来弄不到船票，二则是想要先去重庆打点，安排好住所等待萧红。我认为这个说法是较为可靠的，当然，我并不想为端木开脱，在这件事上，他确实表现得懦弱而欠担当。
但骆宾基所说的第二次抛弃，即端木在香港抛弃了萧红，这一点更值得探讨。
在1941年12月8日之前，骆宾基对于萧红来说，是一个完全的陌生人。端木打电话请骆宾基来帮忙照看一下萧红，是因为考虑到骆宾基当时是单身，没什么负累。
他在这一年9月来到香港，是端木为他安排了住所，并且抽出自己小说的版面，发表了骆宾基的小说——端木是他的恩人。
骆宾基在《萧红小传》中最重要的一句话是这样的：“从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争开始爆发的次日夜晚，由作者护送萧红先生进入香港思豪大酒店五楼以后，原属萧红的同居者对我来说是不告而别。从此之后，直到逝世为止，萧红再也没有什么所谓可称'终身伴侣’的人在身旁了。而与病者同生死共患难的护理责任就转移到作为友人的作者的肩上再也不得脱身了。”
这一段同样被频繁引用，但可惜的是，引用者只要再接着往下读一读，稍微用脑子想一想，以及再看点其他的旁证便可以知道，骆宾基完全在撒谎。
端木并没有在12月8日之后就离开萧红放任不管。
是他为萧红联系了养和医院，医生判断萧红得了气管瘤，要立刻动手术。端木不同意开刀，因为他的哥哥因为肺病手术在医院住了8年，萧红之前已经动过手术，风险太大。萧红却对端木说，你不要婆婆妈妈的，开刀有什么了不起，她最终自己签了字。
在萧红的治疗过程中，她一直非常任性。1941年11月下旬，她曾经请求东北救亡总会的于毅夫帮助她出院，连端木也没有通知。
萧红签字的时候还不知道，这是她对于自己生命做的最错误的决定，手术之后，端木没有在手术盘子里发现肿瘤，医院误诊了。很久以后，晚年的端木在向《萧红传》作者葛浩文讲述这一段时，仍旧忍不住泣不成声。
按照骆宾基的说法，端木在12月8日之后就离开了萧红，那么养和医院的一切又如何解释呢？实际上，端木的缺席，便是在12月8日叫骆宾基来陪萧红之后的七八天。事后我们知道，那七八天里，端木每一天都在外出寻找带着萧红离开香港的可能性。此时的萧红比平时更加脆弱，她也许想起了在武汉时端木的先行，想起了过往端木种种少爷行径，她以为端木独自逃亡了，这时，她很难不对骆宾基抱怨端木——我猜想，那张“我恨端木”的纸条，很有可能便是那时候写下的。
连骆宾基自己也承认，七八天之后，端木回到了酒店，为萧红带来了两个苹果。
晚年的端木，也拿着两个苹果。
“你不是准备突围吗？”萧红问。
“小包都打起来了，等着消息呢！”端木这样说，为萧红刷洗着痰盂。
彻底摧毁了萧红的手术发生在1月13日，接下来的9天里，因为日军接管的原因，萧红经历了养和医院——玛丽医院——法国医院——圣士提反女子中学战时临时救护站的频繁转院。
1942年1月22日上午10点，萧红去世。
因为买不到骨灰盒，端木去古董店买了两个素色的瓦罐。在跑马地日本火葬场，端木给印度司炉工塞了小费，工人告诉端木，“烧得很好，灵魂可以上天了。”因她希望埋在鲁迅先生墓旁，端木认为战乱之中，需要先找地方埋葬，于是一半埋在浅水湾（她也说过想埋在看得见大海的地方），另一半埋在仙逝地圣士提反女子中学校园面向东北方向坡上的一棵树下。端木说：“浅水湾那里已埋了一半萧红骨灰，谁也不会想到这里还有她一半骨灰，这肯定是能保住的，以能遂了她的心愿的。”端木给许广平写了信，讲了萧红的愿望，许广平当时刚从监狱出来，她在《忆萧红》里承认收到了端木的信，但在那样的岁月里，她对于这一愿望，也是爱莫能助。端木留下了一点萧红的头发，他一直把这头发随身携带，后来萧红改葬广州，他捐献出了头发作为合葬。
没有墓碑，一块木牌写的“萧红之墓”，出自端木的手笔。
简陋到令人心酸，让人心疼，如同她的一生。但在那样的战乱年代，我想端木尽力了。
萧红去世的同一天，在延安的萧军在日记里洋洋得意地描述着朋友对他的夸奖：“我们东方如果有最大天才的话，那就是你啊！你完全是对的！”
几个月之后，1942年4月8日，萧军得到了萧红的死讯：
“下午听萧红死了的消息。芬哭了。”
芬是他后来的妻子王德芬，懂得女人处境的永远是女人。
延安举办了萧红追悼会，萧军在会上说：“近年来因为一些朋友、同志死亡得太多了，已经变得麻木，假设就是自己死了，好像也没什么担心……”
骆宾基和端木辗转回到内陆，在桂林，他们投奔了老乡孙陵。而后，发生了令人难以置信的事。
骆宾基和端木又打了一架，这一架仍旧以端木的失败而告终。
打架的理由，是骆宾基不知道因为什么忽然哈哈大笑起来，端木冷冷说了句：“傻瓜。”但事后骆宾基对孙陵说，“我早就想打他了。”
孙陵问原因，骆宾基讲端木在武汉坐了头等舱船票去重庆抛弃萧红的事（其实不是头等舱）。但此时他还没有像之后写的那样控诉端木在香港抛弃萧红，这里也可见，骆宾基此时还没有形成后来那一套“成熟”的说法。
而后，骆宾基拿出了那张“我恨端木”的纸条，但我们所不知道的是，那张纸条端木也看过，并且在旁边加了批注，大约是对萧红的回应：
端木似乎对于萧红的控诉，当作小孩子闹情绪，哄着，没当回事。
而孙陵的回忆里，骆宾基说自己获得的是《呼兰河传》的版权而非版税。端木则坚持是版税。不管怎样，端木陪着骆宾基去桂林上海杂志公司取了版税，而后，骆宾基洋洋得意地告诉孙陵，他用这笔钱添了很多东西，买了“绸子做的帐子”和新棉被。
孙陵有点生气，他认为这笔钱应当保存起来，而不该这么快就花掉。但他并不吃惊，骆宾基似乎一直很看重钱，在战后，他也曾经让孙陵“去贪钱”：
骆宾基很快离开了桂林，剩下端木，租了一间有人在里面上吊而传说闹鬼的屋子，闷头写作。
他创作了《早春》，女主人公叫金枝，这也是萧红《生死场》中女主人公的名字：
我是这样的凄惨呀，我统统都失去了，我失去了……再也不能回来的一切……我是多么糊涂……我是多么混蛋……我的心总以为世界是不动的，金枝姐就像放在一个秘密的银匣子里似的，什么时候去打开就可以打开的，等我看完了红红绿绿的玻璃匣子，再去打开那银匣子也不迟……但是太迟了，什么都嫌太迟了……
这大约便是端木的《芙蓉女儿诔》。
在林妹妹活着的时候，他并没有发觉到林妹妹处境的可怕。林妹妹是孤立无援的……在林黛玉清楚明白地看清了这些个现实的时候，贾宝玉不但不来积极地援助她，而且他还糊里糊涂地自安于现状，态度模棱、意志薄弱……在林妹妹死了之后……越想越觉得自己当时的糊涂……
——端木蕻良，论忏悔贵族
这大约便是端木的“宝玉哭灵”。
柳亚子听了他给萧红写的大鼓词潸然泪下，写了一首《端木蕻良谱萧红事为梨花大鼓鼓词以授歌女董莲枝索题赋此》：
芦中亡士正艰危，风雨潇湘死别哀。
一代红颜怜下葬，皓躯成骨骨成灰。
成骨成灰恩情重，山阳邻笛恒伊弄。
浅水湾头堕泪碑，七星岩畔相思梦。
梨园弟子董娇娆，宛转歌喉唱六朝。
谱就新声传恨事，有人珠泪湿红潮。
几年前，我到桂林旅游，特地到三多路13号二楼，那里已经成了一个日料店。端木特地把左边的那间“闹鬼”的屋子当做自己的睡房，据说常常在空眠的深夜，隐隐听到楼梯嘎嘎作响，又见门帘微微掀动，但他并不害怕，如若真的有鬼，他大约便可以对萧红讲出那些他没有说出的话。
我走进日料店里一个人坐着，忽然明白了端木的沉默，来源于他的内省和自责。这种自责的背后，是他终于意识到他对于萧红的爱，究竟有多深。
他无法为自己辩护了，因为他无法原谅自己在过往的婚姻里的种种“娇气”，如同宝玉无法原谅金玉良缘对于林黛玉造成的伤害。
他最终选择了沉默。
“我将与蓝天碧水永驻，留得那半部《红楼》给别人写了。”
这据说是萧红的临终遗言，骆宾基在写这句话时加了一个注，说这《红楼》是指她曾经谈到过的将在胜利之后会同丁玲、绀弩、萧军诸先生遍访红军过去之根据地及雪山、大渡河而拟续写的一部作品。
骆宾基所不知道的是，萧红和萧军最大的不同，就是对于文学纯粹性的追求，尽管萧军在萧红纪念馆的称呼里把萧红称为“左翼女作家”，但萧红的文字里最吸引我们的，却是那种没有经过修饰的，近乎天生的凝练和诗化。在萧军企图去打游击时，萧红和他曾经有过这样一番对话：
萧红：你去打游击吗？那不会比一个真正的游击队员价值更大些，万一牺牲了，以你的年龄，你的生活经验，文学上的才能……这损失，并不仅是你自己的呢。我也并不仅是为了“爱人”的关系才这样劝阻你，以致引起你的憎恶和卑视……这是想到了我们的文学事业。
萧军：人总是一样的。生命的价值也是一样的。战场上死了的人不一定全是愚蠢的……为了争取解放共同的奴隶命运，谁是应该等待着发展他们的“天才”，谁又该去死呢？
在文学追求上，萧红大约和端木走得更近一些。
刘心武说，他去过萧军、骆宾基和端木的家，三人家中都有萧红的照片，萧军和骆宾基把照片挂在醒目处，端木把照片压在写字台。萧军出版了《萧红书简辑存注释录》，他仍旧忍不住在那本书里批评“萧红没有妻性”，王德芬肯定是有妻性的，她甚至容忍了萧军和另一位女性的私生女而坚持不离婚。端木在萧红死后18年结婚，他的妻子钟耀群说，每年到萧红的忌日，他都默默坐着给萧红写诗，一首一首又一首。
萧红的半部“红楼”，我们看不到了。我们看到了端木的半部“红楼”，这便是《曹雪芹》。尽管距离初次阅读这部小说已经过去了三十年，我仍旧记得第一次阅读的那个秋天的下午，窗外下着雨，一页一页的翻过去，占姐的小仙女，李芸的“树倒猢狲散”，康熙摔碎的玉如意如何被十四阿哥带出宫去，我完全忘了窗外的一切，沉浸在另一个世界里，直到现在，我都还记得那个书的开头写过香料方子：
这香是用山东莱阳的梨皮，云南的桔皮，直隶的苹婆皮，西北的花红皮，始终果皮掺和香末做成，暗喻东南西北四方，酒色财气四喜，所以，叫它“四气香”。
《红楼梦》只有八十回，《曹雪芹》也只有（上）和（中），我初以为是母亲忘了买下册，最后才知道，端木并没有写完《曹雪芹》，1996年10月5日，端木蕻良去世，享年84岁。他生前念念不忘的是没能完成萧红的第三个愿望，去东北找到她的孩子。他最后的遗愿，是把骨灰洒在萧红墓前，他的妻子钟耀群实现了他的愿望。
前几年，端木的旧藏在某拍卖会上现身，我这才发现端木的喜好是如此雅致。他喜欢买拓片，收藏了一堆雍正乾隆光绪的奏折（大概是为了写《曹雪芹》？），谈笑往来的朋友，有关山月，有刘以鬯，有赵清阁，都是我喜欢的作家与画家。
我看上一件可爱的“红楼梦神游太虚幻境游戏棋盘”，可惜最终，还是被别人买走了。
但我也不后悔，东西有趣，短暂拥有也不过是云烟；一如端木这样有趣的人，如贾宝玉，做朋友一定好玩，要是嫁给他，那真是大可不必。
文中部分图片来源《百年端木蕻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