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贵晨：“五世而斩”与古代小说叙事——从《水浒传》到乾隆小说的“五世叙事”模式
“五世而斩”出自《孟子·离娄下》，曰：“君子之泽五世而斩，小人之泽五世而斩。”本意是说无论君子、小人，其对家族后世的影响必然呈递减规律，至第五世也就该绝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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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孟子时代考察家族文化遗传兴衰历史的一个重要看法，深受后世儒者乃至今人的重视。古今流行“富不过三代”的说法，理论上可能就由“五世而斩”说变异而来。所以，“五世而斩”是一句古话，却在今天也不失某种现实意义。从而古代文学因“五世而斩”形成的“五世叙事”，也是值得关注和研究的现象。
“五世叙事”是指文学写一姓王朝或名门望族之兴衰必要上溯其五世的做法。这一做法的社会性远源或起于我国古时历代相沿和至今仍实际传承的父系血缘宗法制度。
在这种社会制度下，敬天尊祖，守先待后，成为无论天子庶民，尤其是作为家庭嫡长子的每一位男性的首要责任。
《孟子·离娄上》所谓“不孝有三，无后为大”，本质上就是讲男性为家庭以至家族传宗接代负首要的责任。这种传承向来不变的是以父子相继为一世，或说三十年为一世，近今则多称为一代。
而人生苦短，代际能相接见的一般只如顾炎武所说：“凡人祖孙相见，其得至于五世者，鲜矣。寿至八九十而后可以见曾孙之子，百有余年而曾孙之子之子亦可以见也。人之寿以百年为限，故服至五世而穷。”[1]
《礼记正义》
所以，《礼记·丧服小记》称“有五世而迁之宗”，《孔子家语·本性解》称周有“五世亲尽，别为公族”之制。而《孟子》所谓“五世而斩”就是基于“五世亲尽”对家族文化传承规律的一个判断。
这一规律绝难破解或摆脱，对于古代一姓王朝或世家大族来说不啻是一个魔咒，甚至有今人称之为定律。“五世叙事”就是这一魔咒或定律在古代小说中的反映。
从今存文献看，“五世叙事”滥觞于先秦史传文学，如《左传·庄公二十二年》有“五世其昌，并于正卿”之说。
至汉代《史记》《汉书》叙事继之，而有更多关注和运用。如《史记·封禅书》：“祖己曰：‘修德。’武丁从之，位以永宁。后五世，帝武乙慢神而震死。”《史记·晋世家》：“自唐叔至靖侯五世，无其年数。”《史记·吴太伯世家》：“自太伯作吴，五世而武王克殷。”《史记·留侯世家》：“留侯张良者……为韩报仇，以大父父五世相韩故。”
《汉书·地理志下》：“宋自微子……至景公灭曹，灭曹后五世亦为齐、楚、魏所灭。”如此等等，虽在史传不过修饰传主之余事，但很可能是后世小说叙事溯及“五世”写法的渊源。
《汉书》
我国自两汉经学和史学几乎同时兴盛，小说受到二者强烈的影响，在渐以被赋予“野史”或“史之余”特点的同时，也大量采择化用图解儒家的学说或观念。
而至元明清章回小说出现，在主要是涉及一姓王朝或一个世家名族之兴衰题材的一类小说叙事中，注重家世的史的观念与《孟子》“五世而斩”之说在作家的创作中不谋而合，便有了关于该一姓王朝或一个世家名族叙事以“五世”为度的做法。
具体说来就是从该王朝或家族的高祖辈说起，依次叙及曾、祖、父、子辈，以父或子辈也就是第四代或第五代人物故事为全书的中心。
这种写一姓王朝或一个世家名族之兴衰必要上溯“五世”的做法，相比于古今中外小说多是仅就人物自身绘形绘色的情况，显然是一个特别的文学现象，因名之曰“五世叙事”。
我国古代章回小说叙事中“五世”一词的用例固然不少，但是被作为叙事的成分乃至文本要素而称得起“五世叙事”的运用较少，有之也都不曾受到过读者专家应有的重视，当然也就未见全面系统的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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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我国古代章回小说“五世叙事”的现象也并非是个别的，据笔者粗略考察，至少有《水浒传》《歧路灯》《红楼梦》《绿野仙踪》《野叟曝言》等数种程度不同可称得上有“五世叙事”的艺术表现，构成一个颇具特色的文学现象，值得给予一定的关注和适当的讨论。
《水浒传》等诸作“五世叙事”值得关注与讨论的原因，一在于诸作都是我国古代重要或比较重要的长篇说部，数百年来读者甚众，至今发挥着强大的艺术影响力；二在于除《水浒传》约成书元末或元明之际以外，《红楼梦》等四种均集中在清乾隆年间，从而本文所谓“五世叙事”的现象，实际只是于元末或元明之际由《水浒传》创始，而至清乾隆中《歧路灯》《红楼梦》等诸作与之隔代相望，群起效仿，暂显于一时。
乾隆小说“五世叙事”这一似乎“井喷”的表现也是一个值得玩味的文学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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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水浒传》之为“五世叙事”，这里拟以百回本的明容与堂刻本为考察对象。
该本书前有《引首》，《引首》于一词一诗之后，由“五代残唐”说到宋太祖赵匡胤生有异兆，后来发迹变泰，“一条杆棒等身齐，打四百座军州都姓赵”，建立了宋朝，先后传位太宗、真宗，至仁宗朝“天下太平，五谷丰登，万民乐业，道不拾遗，户不夜闭……一连三九二十七年，号为‘三登之世’。那时百姓受了些快乐，谁料到乐极生悲。嘉祐三年上春间，天下瘟疫盛行……文武百官商议……早朝奏闻天子，专要祈祷禳谢瘟疫。不因此事，如何一十六员天罡下凡世，七十二座地煞降在人间，轰动宋国乾坤，闹遍赵家社稷”，然后结以“有诗为证”云云。[2]
《引首》后才是全书一百回的目录以及正传。[3]
笔者一向认为，一书的体制倘若非同一般，那么其独特处一定是作者别有用心。《水浒传》文本“《引首》——目录——正传”的编排就是如此。
这先要绕一步说，《水浒传》有上述《引首》实相当于宋元话本之“入话”，而自第一回《张天师祈禳瘟疫 洪太尉误走妖魔》起才是全书的“正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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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有清三百年流行的是金圣叹评改本。这个本子不仅“腰斩”了《水浒》，而且在全书开头的部分也大做了手脚，即分《引首》开篇诗以为弁首，把余后部分与原第一回合为《楔子》，以下接以百回本第二回为第一回并以次推延。
金本《水浒》的流行遮蔽了原百回本“《引首》——目录——正传”编排的特点，进而影响了读者由这一特点对作者所寄寓用心的发现。
至于近世读者虽然多能读到百回本了，却又由于庸俗化阶级理论的社会历史的批评，在以《水浒传》所写宋江三十六人故事乃“英雄传奇”并于史有据的同时，也往往因为对“英雄”的偏爱而忽略了《引首》至第一回“祈禳瘟疫”和“误走妖魔”故事作为全书正传叙事框架的结构意义；进而也就忽略了《水浒传》全部文本叙事时间的跨度，并不限于历史上宋江故事实际发生的“大宋宣和”年间，而是仅仅《引首》即已上溯赵宋之初，下至北宋第四代皇帝仁宗嘉祐年间“三登之世”的“嘉祐三年”，乃为“乐极悲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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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在实际上已是历叙了北宋前后百年四朝由兴盛向衰落的转折。此后才列出目录，分出章回，继以全书正传第一回的开篇。
这个非同寻常的文本编排不仅把《水浒传》正传所叙宋江故事置于全部北宋历史“乐极悲生”即天道循环之反转的背景之上，而且以目录的隔断突出了作者正传所叙以宋江故事所标志的北宋盛极而衰之事，乃自为起讫的意图。
这一编排的意图是使全书既是合《引首》与正传以观北宋九朝盛衰之概，又突出了《引首》之后《水浒传》主要是由正传以见仁宗朝以至徽宗宣和年间由盛而衰之转折。
作者拟于正史，“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司马迁《报任少卿书》）之意，乃由此而显。至于读者既由《引首》而思及北宋开国至仁宗朝盛极而见“乐极悲生”之兆，又中经目录为一隔顿后重启阅读，则有第一回开篇于“诗曰”一首之后以“话说大宋仁宗天子在位”云云提起，才是《水浒传》正传叙事实际开端的感觉。这里正传叙事时间终始的跨度，就是本文当下关注的焦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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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浒传》正传叙事以仁宗（1023—1063）朝置顶为故事缘起，下距历史上宋江起事的徽宗宣和（1119—1125）年间有五十余年，显然不是由于历史上仁宗朝政与后来宋江之事真的有什么实际联系。
事实上若从历史上可能的联系出发考虑，《水浒传》正传叙事应是于仁宗朝以后无论从哪一朝开始都更容易捏合牵扯。而作者却不前不后，必要以仁宗朝为断，这就使我们不能不怀疑是作者的一个出于特殊考虑的安排。因为接下来第二回起首承上叙“误走妖魔”余事已毕，乃曰：
后来仁宗天子在位共四十二年晏驾，无有太子，传位濮安懿王允让之子，太祖皇帝的孙，立帝号曰英宗。在位四年，传位于太子神宗天子。在位一十八年，传位与太子哲宗皇帝登基。那时天下尽皆太平，四方无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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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接下来就是叙浮浪子弟高俅因“踢得两脚好气球”受宠于端王，和端王即位为徽宗而高俅发迹变泰，贵为太尉，迫害王进等，渐次拉开水浒故事的大幕。
这里读者不难由上引一节文字看到，此前从仁宗、英宗、神宗到哲宗四朝之事，虽仅一带而过，但至水浒故事发生的宋徽宗一朝，恰好就是“五世”。
这不能不使我们认为，这个在宋徽宗之前与列朝同是无关水浒故事的仁宗之世，被作为《水浒传》写北宋盛衰的转折点，同时是《引首》与正传叙事的间隔或粘连之点，也就是正传“五世叙事”的起点。
换言之，《水浒传》叙事《引首》与正传链接的“大宋仁宗天子在位”，是作者作为北宋盛衰之转折和形成正传“五世叙事”框架而精心设置的时间点。
总之，《水浒传》叙宋江等百零八人故事源流，虽本历史上宋江史事与传说，但是作者对这一历史题材的艺术叙事时间的处置分两层出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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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从《引首》开始的全书看，总体是把它放在了自太祖开国至徽宗宣和年间几乎整个北宋九朝（末代钦宗仅在位一年）历史的背景之上，以见赵宋一代之兴衰；二是从《引首》与正传第一回叙事的衔接看，以仁宗朝“乐极悲生”之盛极而衰的“嘉祐三年”为节点，带下历叙英宗、神宗、哲宗三朝，至于徽宗宣和年间，乃为叙事描写的时空中心，形成《水浒传》正传“五世叙事”的心理框架。
这无疑是《水浒传》作者叙事艺术的一个创造。因为很明显，如果《水浒传》作者仅是为了一般地“究天人之际，察古今之变”，那么他自宋太祖起历叙七朝直至徽宗宣和年间为之正传也就罢了，却为何又要有什么“引首”先叙宋初四朝至仁宗“嘉祐三年”？而且历史上哪里有什么“嘉祐三年上春间，天下瘟疫盛行”？
所以作者必要虚构仁宗嘉祐三年有“祈禳瘟疫”“误走妖魔”之事，无非是为了把水浒故事溯源自徽宗朝以上五世的仁宗一朝，以演义《孟子》“五世而斩”之说，成本文所谓的“五世叙事”。
敦伟绘水浒一百零八将
《水浒传》正传“五世叙事”的“五世”，对于该书叙事中心的宋江故事来说，除了使读者可以想象为给了“妖魔”转世为宋江等百零八人的成长期之外，主要的作用恐怕还是以“五世”的形式配合“误走妖魔”为正传写宋江故事建立起一个“天人合一”的因果关系框架，而历时性看则有了为宋江故事向“天数”溯源的意义。
从而《水浒传》中本文所谓“五世叙事”的应用，也就不可能不是在全书的开篇，一般来说就是作者创作一书开笔部分的文字。这是“五世叙事”性质所决定的，以致后世模仿者们也都没有大的改变。
因此，本文论述清乾隆朝诸作的模仿，也大体按照诸作开笔先后的顺序，即《歧路灯》《红楼梦》《绿野仙踪》《野叟曝言》的次第，对各自师法《水浒传》“五世叙事”之迹论说如下。
（一）《歧路灯》。据栾星编《李绿园年谱》，《歧路灯》开笔约在乾隆十三年（1748）。[4]其开篇第一回《念先泽千里伸孝思 虑后裔一掌寓慈情》首叙主人公家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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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话出于何处？出于河南省开封府祥符县萧墙街。这人姓谭，祖上原是江南丹徒人。宣德年间有个进士，叫谭永言，做了河南灵宝知县，不幸卒于官署，公子幼小，不能扶柩归里……即葬灵宝公于西门外一个大寺之后……谭姓遂寄籍开祥……
这公子取名一字叫谭孚……孚生葵向。葵向生诵。诵生一子，名唤谭忠弼，表字孝移，别号介轩。忠弼以上四世，俱是书香相继，列名胶庠……自幼娶周孝廉女儿，未及一年物故。后又续弦于王秀才家……到了四十岁上，王氏又生一子，乳名叫端福儿……[5]
端福儿即《歧路灯》的主人公谭绍闻。
自谭孚“寄籍开祥”为谭氏祥符始祖，以下至谭绍闻正是五世。而且为了突出谭绍闻为第五代的世次，作者于叙其父谭忠弼字孝移之后，特加一句总说“忠弼以上四世”。《歧路灯》作者有意以“五世叙事”写谭家兴衰，于此可见一斑。
至于全书不止三番五次强调谭宅是“一家极有根柢人家”，也都是从开篇“五世叙事”来。而《歧路灯》“五世叙事”更重要的作用，是因写谭宅的五世而自然及于谭氏丹徒族人之子谭绍衣，这就方便为后来谭绍闻改过向善重振家声埋伏下了一个能够提携他的人，是全书故事大开大阖的关键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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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见《歧路灯》的“五世叙事”虽然很可能与作者对《水浒传》的暗相学习模仿有很大关系，但是除了已经完全摆脱了《水浒传》“五世叙事”所负载“误走妖魔”之类的神话内涵与色彩，而更合于世俗所谓“忠厚传家远，诗书处世长”的齐家之道之外，还在与全书总体结构的关合上有了更多的加强。这无疑是小说艺术上的一个进步。
（二）《红楼梦》。红学界一般认为，曹雪芹《红楼梦》未完稿，其绝笔时间据甲戌本脂批“壬午除夕，书未成，芹为泪尽而逝”，[6]（第1回）应即乾隆二十七年壬午（1762）。而由书中脂评《凡例》云“十年辛苦不寻常”，可推得曹雪芹《红楼梦》开笔时间约在乾隆十七年（1752），晚于《歧路灯》约四年之久。
《红楼梦》写所谓“四大家族”重在贾府，于贾府又重在荣宅，于荣宅又重在贾宝玉一人。但是以贾宝玉为中心人物，书中叙贾府世系仍并宁、荣二府一起追溯。第二回《贾夫人仙逝扬州城 冷子兴演说荣国府》叙写“子兴叹道：‘正说的是这两门呢。待我告诉你。’”先说宁府：
当日宁国公……生了四个儿子……宁公死后，贾代化袭了官，也养了两个儿子。长名贾敷，至八九岁上便死了，只剩了次子贾敬袭了官，如今一味好道，只爱烧丹炼汞，余者一概不在心上。幸而早年留下一子，名唤贾珍，因他父亲一心想作神仙，把官倒让他袭了。他父亲又不肯回原籍来，只在都中城外和道士们胡羼。这位珍爷倒生了一个儿子，今年才十六岁，名叫贾蓉。（第2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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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引文所述宁国公自然是第一代，所以至“贾代化袭了官”句下甲戌本脂砚斋侧批曰“第二代”，于“贾敬袭了官”下甲戌侧批曰“第三代”，于“名唤贾珍”下甲戌侧批曰“第四代”，于“名叫贾蓉”甲戌侧批曰“至蓉五代”。后说荣府：
自荣公死后，长子贾代善袭了官，娶的也是金陵世勋史侯家的小姐为妻，生了两个儿子：长子贾赦，次子贾政……这政老爹的夫人王氏，头胎生的公子，名唤贾珠，十四岁进学，不到二十岁就娶了妻生了子，一病死了……不想后来又生一位公子……取名叫作宝玉。（第2回）
以上引文所述荣国公自然也是第一代，所以至“贾代善袭了官”句下甲戌本脂砚斋侧批曰“第二代”，于“长子贾赦，次子贾政”下甲戌侧批曰“第三代”。
接下说贾政的长子贾珠也就是第四代，他虽然早死，但“不到二十岁就娶了妻生了子”，所以句下甲戌侧批曰“此即贾兰也。至兰第五代”。几经曲折，然后才出“不想后来又生一位公子……取名叫作宝玉”。
脂砚斋于以上叙事总评曰：“正是宁、荣二处支谱。”但这里还应该指出的是，虽然作为全书中心人物的贾宝玉居于贾府第四代，但书中叙贾府谱系首尾已是五世，所以也属本文所说的“五世叙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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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楼梦》作者于“五世叙事”似不厌其繁，除了叙“宁、荣二处支谱”的五世之外，接下第二回叙林黛玉出身，也说到林氏家族的五世：“原来这林如海之祖，曾袭过列侯，今到如海，业经五世……命中无子……只有嫡妻贾氏，生得一女，乳名黛玉，年方五岁。”（第2回）这林家真正是“五世而斩”的了。
由上述《红楼梦》于贾府及林家叙事先后及于五世看，可信作者曹雪芹叙宝、黛家世乃有意为“五世叙事”。其艺术上的用心，则在于为全书叙事中心的贾宝玉故事设以背景，著为铺垫，并引出警幻仙子述宁荣二公托付警戒贾宝玉之意曰：
偶遇宁、荣二公之灵，嘱吾云：“吾家自国朝定鼎以来，功名奕世，富贵传流，虽历百年，奈运终数尽，不可挽回者。故遗之子孙虽多，竟无一个可以继业者。其中惟嫡孙宝玉一人，禀性乖张，生性怪谲，虽聪明灵慧，略可望成；无奈吾家运数合终，恐无人规引入正。幸仙姑偶来，万望先以情欲声色等事警其痴顽，或能使彼跳出迷人圈子，然后入于正路，亦吾兄弟之幸矣。”
如此嘱吾，故发慈心，引彼至此。先以彼家上中下三等女子之终身册籍，令彼熟玩，尚未觉悟。故引彼再至此处，令其再历饮馔声色之幻，或冀将来一悟，亦未可知也。（第5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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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甲戌侧批云：“一段叙出宁、荣二公，足见作者深意。”
这也就是说宁、荣二公之意也就是作者深意。由上引宁、荣二公所云，可知二公分别作为贾家东、西二府的五世祖所虑，正是要自己身后所遗之家族能够打破“五世而斩”的魔咒，避开“五世而斩”的厄运。
这就使“五世叙事”不能不成为《红楼梦》写贾宝玉故事不可或缺的背景或铺垫，同时也使小说具有了反思与凭吊百年望族“盛席华筵终散场”之悲剧命运的内涵。
又按据上引宁、荣二公所称“吾家……乃运终数尽”，又“无奈吾家运数合终”，因此请于警幻仙姑警宝玉之“痴顽”，以为家族能够“继业”之人。
书中先是写警幻仙姑从二公之请警醒宝玉的努力不能成功，而后又写宝玉于人世间历经情幻，终于打破情关出家，从而宁、荣二公以为“略可望成”的贾宝玉也未能继业。此乃以人力挽回“天数”，结果自然是如《三国志通俗演义》卷终诗所谓“天数茫茫不可逃”，人力不可能回天。
由此可见，《红楼梦》之大结局必然是贾府彻底衰败，“落了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而程本《红楼梦》后四十回拟为“兰桂齐芳”，明显与宁、荣二公所论不合，从而不会是原作者曹雪芹手笔。
崔君沛绘《红楼梦人物图卷》
此说虽然不关本文宗旨，但也只有如此理解，方可见《红楼梦》一书实在也是一部欲破“五世而斩”魔咒却终于无可奈何的“泪笔”（脂评语），或者说是关于贾府“五世而斩”命运的一首无尽的哀歌。
（三）《绿野仙踪》。卷首有作者李百川友人侯定超、陶家鹤各为序，一署“乾隆二十七年”，一署“乾隆二十九年”，因知作者李百川为乾隆中期人。又李百川《自序》是书于乾隆二十七年壬午（1762）“苟且告完”，又云其初创于“癸酉……冬十一月，就医扬州……草创三十回”。[7]
乾隆十八年癸酉为1753年，这就是说，李百川于是年冬十一月开始并写成了《绿野仙踪》的前三十回。这比《歧路灯》开笔晚了大约五年，而与《红楼梦》的开笔几乎同时或至多晚了一年。
《绿野仙踪》第一回《陆主管辅孤忠幼主 冷于冰下第产麟儿》于“词曰”一首后写道：
艺林山房刊本《绿野仙踪》
且说明朝嘉靖年间，直隶广平府成安县有一绅士，姓冷名松，字后凋。其高祖冷谦，深明道术……发家，遂成富户。他父冷时雪，弃医就学，得进士第，仕至太常寺正卿，生冷松兄妹二人……
冷松接续书香，由举人选授山东青州府昌乐县知县，历任六年，大有清正之名。只因他赋性古朴，不徇情面，同寅们多厌恶他，当面都称他为冷老先生，不敢以同寅待他，背间却不叫他冷松，却叫他是冷冰。
他听得冷冰二字，甚是得意。后因与本管知府不合，两下互揭起来，俱各削职回籍。这年他妻子吴氏方生下一子……起个官名，叫做冷于冰。[8]
如此平淡无奇的开篇，必不能立即引人入胜，作者是否意识得到，固然无可考证。
但有一点似可以相信，就是在作者看来，《绿野仙踪》叙冷于冰一家，如此上溯其高、曾、祖、父，然后引出全书主人公冷于冰本人，乃事属必然，理有必至。否则，他应该可以想到并且不难避开如此平庸的开篇。
这也就是说，李百川写《绿野仙踪》纵然不一定自觉运用本文所说的“五世叙事”，但是在他学养与知识的引导下也不由自主地走向了“五世叙事”一途。
《绿野仙踪》第一回
但是由于毕竟不是出于完全的自觉，所以与《水浒传》《歧路灯》《红楼梦》不同，《绿野仙踪》实在只是述及冷于冰一家的五世，而并没有真正使冷家五世的历史成为全书叙事的要素，直到构造推动情节发展的作用，视为仅具“五世叙事”之迹可也。
（四）《野叟曝言》。夏敬渠《野叟曝言》之成书，赵景深《〈野叟曝言〉的作者夏二铭年谱》据《夏氏宗谱》定夏敬渠生于康熙四十四年（1705），“疑此书成于七十以后”。[9]
夏敬渠70岁当乾隆四十年（1775），也就是《野叟曝言》的成书不早于1775年。但台湾学者王琼玲认为“保守的推断，……夏敬渠六十八岁时已完稿”，[10]也就是不晚于乾隆三十八年（1773）。
可见两说差距较大，今折衷而言，《野叟曝言》开笔或在乾隆三十九年（1774）前后，晚《歧路灯》二十余年。
《野叟曝言》第一回《三首诗写书门大意 十觥酒贺圣教功臣》介绍主人公文素臣家世出身云：
这文素臣名白，是苏州府吴江县人，忠孝传家。高曾祖考俱列缙绅。父亲道昌，名继洙，敦伦励行，颖识博学，由进士出身，官至广东学道，年止三十，卒于任所。夫人水氏……生子二：长名真，字古心；素臣其仲子也。[11]
人民文学出版社版《野叟曝言》
以上引文于文素臣父亲以上三世虽仅一语带过，但是包括其父一辈在内，所叙至主人公文素臣也是五世。
虽然《野叟曝言》于文氏五世的叙述也如《绿野仙踪》中仅具迹象，但是也不能不说这部小说与“五世叙事”有了真正的关系。
总之，自乾隆十三年（1748）至乾隆三十九年（1774）的二十余年间，先后有《歧路灯》《红楼梦》《绿野仙踪》《野叟曝言》四部重要的或比较重要的章回小说开笔运用“五世叙事”或带有“五世叙事”的痕迹。
这一文学现象产生时间上的密集，使从那时书籍传播相对较慢的情况来看，不大可能是诸作之间先后仿效的结果。而且无论上述乾隆诸作间有无先后追摹的情形，我们可以肯定诸作者都读过《水浒传》，而且入清后最为流行的金圣叹评改本《水浒传》的《楔子》也大体就是合容与堂本《引首》与第一回的文本，所以最大的可能是各自所受都来自《水浒传》正传部分“五世叙事”的影响。
这也就是说，由《水浒传》所首创的小说“五世叙事”手法，至乾隆年间《歧路灯》《红楼梦》等诸作不约而同地模拟发扬，而可以称得上我国古代小说的一种叙事模式，或者说“俗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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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明至清乾隆间小说叙事言及“五世”者颇多，但如上述《水浒传》等诸作不同程度为“五世叙事”的作品则不多。而且即使题材为一姓王朝或世家名族兴衰之事的章回小说，也不尽有“五世叙事”的应用，如历朝的演义和写一家之盛衰的《林兰香》等，就都不曾有涉及“五世而斩”的描写。
这既证明了所谓“五世而斩”影响小说出现的“五世叙事”，只是在一个有限范围内应用的模式，同时也衬托出《水浒传》等诸作的“五世叙事”，乃是作者在可有可无之间的一个有意的选择，是完全明确地作为一种特殊的叙事模式看待并应用的。
这种应用前后的变化也很明显，即《水浒传》是就北宋王朝兴衰而设，至清乾隆间诸作的仿效，就一变而统为一家之盛衰。《水浒传》等诸作“五世叙事”的不同应用与前后变化进一步引发我们对这一现象作历史与美学之合理性的思考。
第一，“五世”观念本是人生常态的反映，格式化为以“五世而斩”为中心内容的儒家礼教的教条，进而成为部分史传以至古代某些章回小说叙事的尺度乃至“俗套”，实质是小说家把握生活、处理题材的一个模式。
《数理批评与小说考论》
这一小说叙事模式的形成表明，生活条件与方式决定人们看待世界的观念，而世界观决定文学家处理题材的思路与手法；“五世叙事”是我国古代小说艺术一个虽然不够普遍，却较为突出的民族特点，是儒家血缘宗法制度和礼教观念影响古代小说创作的一个生动例证。
第二，一如人生苦短，“五世亲尽”实为人之自然生命的局限和无奈，“五世而斩”所蕴含的是人生在世对家国命运不能永远存续的忧患意识，“五世叙事”则是这种意识在古代小说创作中的深刻反映，也唯有有心人才能够写得出和体会得到。
因此，《水浒传》等诸作“五世叙事”在各自文本虽然不尽占显要突出的地位，并且都从来不为研究者所重，但是倘若读者或评论家能体会到人生短暂以至“五世亲尽”的无奈和家国“五世而斩”——今谓之“‘五世而斩’定律”——的忧患，必能深味诸作“五世叙事”悲天悯人的家国情怀和良苦用心，而有助于求索会通文本之旨。
如《水浒传》叙事之必及于“九朝八帝”和仁宗以下五世，岂不有些“古宋遗民”之思吗？《周易·系辞传》曰：“作《易》者，其有忧患乎？”我等于诸作“五世叙事”，也当作如是观。其意欲努力打破“五世而斩”定律之魔咒乎？
四川绵阳水浒人物版画
第三，自《水浒传》首创“五世叙事”以写北宋王朝，整个明代及清初小说似都无显著模仿的表现，以至清乾隆诸作乃转为写家族之“五世叙事”，而如遍地开花。“五世叙事”经历长期的沉寂而后突然转变，其原因必然是复杂的。
但是，若以《文心雕龙·时序》“兴废系乎时序，文变染乎世情”而论，则主要恐怕是《水浒传》以后数百年，唯至清乾隆间儒学经乾嘉“汉学”诸老的提倡更为复古，而以学问为小说之风正盛，又适会大清帝国由盛而衰的转折之时，所以作家们最容易想到和体味“五世而斩”的悲凉，浸淫而群起接受《水浒传》“五世叙事”的影响，并各自在小说中效仿之。
当然，“五世叙事”只适用于涉及一姓王朝或世家大族兴衰题材的作品。所以如《金瓶梅》写西门庆虽然也及于一家之兴衰，但西门庆本市井之徒，起家寒微，未施以“五世叙事”的手法，非作者不能也，是不可为也。
第四，“五世叙事”手法的艺术本质是以学问为小说，从而一则表明小说的作者是不同于市井说书人的学者，二则表明作者以此为小说有对学问人阅读的期待。
连环画《三打祝家庄》
《水浒传》首创“五世叙事”，表明其作者以学问加诸改造话本的企图，而乾隆间诸作的群起效仿，则进一步表明以包括经学在内的学问为小说，已成一时之盛，乃至渐渐发展出所谓“才学小说”一派。这是乾隆间通俗小说学问化或曰雅化的一个迹象。
其给予今天读者的启发，应该是在把这一时期的章回小说作通俗小说阅读的同时，也可在一定程度上以“治经”考证态度给予审视，加以研讨。笔者曾把这种以“治经”的态度解读通俗小说的方法概括为“雅观‘通俗’”。[12]这个意见是否有些许可取，敬请读者专家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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