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消费互联网时代，中国数字产业发展迅速，涌现出了一大批头部企业，改变了零售、社交、娱乐等众多产业。但与之相反，中国的制造业、农业等实体经济数字化转型缓慢，这成为制约产业转型升级和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不利因素。培育产业互联网平台，把实体经济范畴内的企业纳入平台生态，实现技术、数据、金融和基础设施等多维度赋能，是推动实体经济与数字经济融合的重要途径。
（一）赋能是平台应对市场竞争的必要手段。平台型企业在其形态演变中，具有网络效应发挥范围扩大和范围经济边界外移的特征。市场竞争中的先进入者或胜利者可以享受赢者通吃的“马太效应”。跨边的网络外部性是双边市场的重要特征，互联网技术的出现，让这种网络效应发挥的空间、时间范围大大拓展，结果就是双边用户聚集在为数不多的平台上，使市场的集中度提高。在传统经济中由于受到内部管理成本制约，专业化经营是企业相对比较明智的选择。因此，消费者需求的多元化和异质性诉求往往通过不同市场定位的多个企业来满足。数字经济时代，大型平台在数据、流量方面更有优势，通过接入第三方可以迅速展开新的业务，实现更好的专业化和多元化组合，这大大拓展了范围经济发挥作用的边界。 实践表明，大型互联网平台并不像传统行业的巨头们那样坚不可摧。飞机、汽车制造和石油化工这些行业居于寡头垄断地位的企业名单几十年来没有发生太多的变化，市场份额也较少出现颠覆性改变。但在互联网行业中，竞争具有强烈的动态性，其优势和强势地位并不具有稳定的持久性。平台经济竞争中的以下特点，决定了平台企业要面对在位的和潜在的竞争对手，通过生态建设，构筑“护城河”。 一是消费者的多归属行为。单归属指消费者只使用一个平台，多归属指消费者可以同时成为多个平台的用户，在不同平台间转换。数字技术下，消费者的多重归属简化，因此提供相同服务的平台间竞争变得更加激烈，行业内优胜劣汰速度加快。二是负向网络效应的存在。一方面，网络效应的强度具有边际递减特征，这让新兴平台更具有快速扩张的优势。如果形成正向反馈，新进入平台的自我加强效应要大于在位大型平台，短时间迅速威胁到在位平台的地位；另一方面，网络效应也可以向相反的方向发生作用，使大型平台短时间内倒下。这种负反馈如果得不到有效遏制，大型平台可以在很短的时间里从市场上消失。三是技术迭代引发的快速毁灭式创新。100多年前荷兰经济学家熊彼特提出了毁灭式创新的概念，熊彼特认为创新就是企业家对生产要素的新组合，即“建立一种新的生产函数”，其目的是获取潜在的利润。创新就是让过去的固定资产设备和资本投资过时、无效或者贬值，同时通过创新产生大量新的资本来弥补这些贬值和无效。在数字技术支持的平台经济中，毁灭式创新出现的速度越来越快。从行业的变迁看，人们的通讯方式从电子邮件到社交平台的转换，获取资讯的渠道从综合性网站到自媒体平台的迁移，都不过20年的历史。从企业的变迁看，在移动互联网时代，企业的更新迭代都不超过10年的时间。 （二）赋能是平台的生存方式。基于双边市场逻辑成长起来的平台企业，与单边市场的传统企业的根本差异在于：传统企业的商业模式是自己生产产品或服务，以高于成本的价格出售，而平台企业并不生产用户所有寻求和购买的产品或服务。在这样一个逻辑下，平台极为重视用户的规模、对平台的忠诚度以及互动过程中对平台的依赖度。在根本上，平台与平台用户之间的利益关系是高度互补的。平台用户获得收益越多，平台的市场价值也就越高。 从平台建立用户基础的临界规模看，达到临界规模是平台业务模式早期成立的前提，同时也是平台的商户一侧解决获客的基础。从平台提高用户黏性角度看，用户间频繁互动既体现了平台创造价值的密度，同时又是互惠互利原则下衡量用户获得收益大小的指标。从平台提高用户依赖度来看，基于生态的闭环服务既帮助平台锁定了用户，又使用户基于平台的互动行为变得更加快捷、便利和低成本。 从上述平台的形成和演变过程的分析，可以看到平台赋能（即平台为其生态伙伴提供资源、能力）是平台企业作为以利润最大化为目标的主体，追求自身发展空间、获得市场竞争力的方式。其赋能方式越丰富、赋能内容越深入、赋能范围越广泛，在市场中就能赢得越大的竞争力和规模扩张空间。平台的核心价值在于连接和聚集供需双方，实现精准匹配和提供协同机制。协同、互补的关系，让平台与其生态之中的伙伴在主要利益上是一致的。 （一）数字技术拓展了平台赋能的空间。双边市场是一种古老的现象，如农村的集市、房地产中介、人才招聘市场、纸媒等。平台是中心外围结构网络的中心节点，但平台对其他实体进行广泛赋能，是在基于互联网、4G通讯技术等数字技术的新型平台出现以后。数字技术的不断进步和应用，持续拓展着平台赋能实体经济的空间。 首先，数字技术实现了平台的广泛连接和远程触达，辐射范围大大扩张。新型数字平台与双边用户的连接是基于互联网实现的，随着带宽、带速的提高以及互联网的普及，数字平台可以实现无空间、时间边界的连接和触达。 其次，数字技术下平台企业边界得以扩张。企业理论告诉我们，企业是有边界的，企业对市场的替代，一方面克服了市场交易成本；但另一方面，企业内部的管理成本也随着企业规模扩张而快速提高。数字技术下，巨型平台得以形成有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是巨型平台的初创期都是互联网技术（IT）类型企业，技术优势使这些企业内部协调成本降低，层级减少，这奠定了其边界外扩的基础；二是数字技术下，平台企业与合作伙伴的关系，既不同于单纯的市场交易关系，又不同于一体化的从属关系，他们既可以保持法人主体的各自独立，同时又可能进行长期密切的协同和合作，由此形成了独特的介于市场和企业之间的一种组织形式——平台生态。 再次，数字技术赋予了平台进行大数据资源积累、挖掘并对外输出的可能。数据资源的积累和利用对实体经济数字化转型的重要性已不容置疑。平台作为中心节点，提供整个平台生态的基础性系统，在成长的过程中，平台成为了数据资源的天然拥有者。 最后，平台成为新一代通用目的技术（GPT）研发和应用的重要依托。GPT指可广阔发展、广泛应用、适用于众多应用场景并具有溢出效应的共性技术。根据中国工业4.0研究院的研究，人工智能、数字孪生体、5G/6G通讯技术和物联网将成为数字时代的GPT以及促进实体经济数字化转型的核心技术。显然，各国的大型平台型企业是这些技术的前沿引领者，也提供了这些技术落地的最广泛场景。 此外，数字技术提供了平台互联互通、网络嵌合的手段，多平台对实体经济传统企业的多维度赋能成为可能。 （二）平台赋能的微观机制。消费互联网时代的平台，一边连接消费者，另一边连接为消费者直接提供商品或服务的商家，平台对实体经济的赋能主要表现为对消费品生产和服务行业数字化转型的推动。从微观角度看，平台推动了企业的数字化转型，具体的表现形式包括流量赋能、金融赋能、技术赋能、数据赋能、基础设施赋能和一体化解决方案赋能。 流量赋能。平台的流量赋能表现为帮助企业端客户获客、提供营销服务，并进行精准匹配等。吸引多边用户进入平台、建立用户基础并持续提高用户的活跃度是平台型企业经营模式的核心。平台与之前传统企业的一个重大差异就是获得了巨量的终端用户，用户规模是传统企业无法企及的。正因为如此，平台可以为生态中的企业用户提供流量支持以及各类营销服务。在传统经营模式下企业普遍面临与市场信息不通畅、产销脱离的困难，获客范围局限于线下的物理空间，营销成本高，达不到应有的经营规模。借助平台，这些企业可以打破时空界限，获得充分的“眼球”和“注意力”。 金融赋能。企业经营过程中，支付、信贷和保险等金融支持是不可或缺的。实体经济中，长久以来存在的问题是小微企业融资难、小额交易对现金依存度高、企业征信体系不健全。平台经济的发展孕育出了金融科技在全球的普及。近年来，随着物联网等技术的应用，围绕核心企业上下游的供应链金融也成为金融科技发展的一个亮点。此类金融服务填补了传统金融体系的中国市场空白，对提高小微企业金融服务的可获得性作出了重要贡献。 技术赋能。新技术的利用对企业竞争力提高和数字化转型的重要性毋庸置疑，但技术研发的风险和高昂成本往往成为高不可攀的门槛。互联网作为一种信息化网络，与之前所有网络的不同在于其无处不达的开放性。平台作为整个生态的中心节点，既有能力孕育出前沿的技术，同时又与生态伙伴具有紧密的互补关系，对外提供统一的接口来帮助企业使用平台的功能和资源，几乎是一种共性的做法。云技术、人工智能、区块链的研发，世界各国都是平台型企业居于领先的位置，其早期的应用也基本是从平台生态内开始的。 数据赋能。大数据被认为是继劳动力、资本、技术之后一种新型的重要生产要素。平台通过深度、连续切入交易撮合、供求匹配等过程，产生和积累着大数据，是大数据要素资源的最重要贡献者，也是挖掘和运用大数据的承担者。平台型企业有强烈地吸引更多消费者进入平台、扩张用户网络的动机。这种技术提供的可行性和平台自身内在的特质，赋予了平台型企业远远超越传统企业服务更多用户的能力。 基础设施赋能。数字化时代，实体经济运行所需要的基础设施的内容在发生变化。2020年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确定，要大力发展数字经济，加大新型基础设施投资力度。回顾过去20多年数字经济的发展，可以发现，平台企业提供的一些服务和产品具有基础设施的特征，它们的普及为相应企业和行业的数字化转型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一体化解决方案赋能。一体化解决方案是以客户的需求为中心，提供“一站式”、全链路的服务。平台成长的过程，是平台功能不断丰富、接入的第三方服务商类型不断多元、生态内互动日益频繁的过程。因此，在技术、硬件以及生态建设达到相应水平后，各类平台都提出了一体化行业解决方案的服务模式。 （三）平台赋能的宏观机制。平台经济的说法已经多次出现在我国的政府工作报告中，这充分显示了“平台“作为一种新型的企业组织形式和资源配置方式对宏观经济产生的影响。平台经济的发展推动实体经济数字化转型的宏观机制可以从以下两方面进行描述。 第一，质量和效率提升。过去40年来，我国以劳动力与资本驱动的外延式经济发展模式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也遇到了瓶颈并衍生了一些低质量发展后果。过去高速增长靠扩大产能、增加产量带动，现在一部分产业产能产量已达物理性峰值，甚至出现产能过剩。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增强供给体系，适应需求结构变化的弹性，就是以提升高质量发展为目的的。作为一种经济活动组织方式，平台通过拓展分工协作和市场交易的宽度和深度，从根本上改善了经济效率的提升空间。这不仅促进了传统企业经营效率的提升，也孕育出众包、众筹、共享等新型的大规模协作生产方式。 在内在的网络效应和梅特卡夫法则作用下，平台网络的价值和平台生态所创造的附加值都呈现非线性增长规律。因此平台经济的发展可以降低资源消耗，最大限度动员和整合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有助于国民经济整体的降本增效。在平台经济体内，平台、消费者、服务商共同构成了网状协作。网状结构正在重构各领域的市场格局和分工，并将最终影响价值的创造与分配。这是一种崭新的资源整合方式，将推动数字技术与实体经济融合，推动产业结构升级，促进可持续发展。 第二，平台是创新驱动的引擎和载体。平台经济中网络效应的存在加剧了平台之间的竞争，使市场中的竞争格局瞬息万变，并由此催生了新一轮的创新浪潮，成为推动创新的引擎和重要载体。 首先，平台具有内在的创新动力。数字化、自动化进程存在一个典型的两难困境：任何可以被程序化的产品或服务都是容易被模仿与复制的。因此，在通过数字化、自动化方式提升效率的同时，所有公司都需要更多的创新和突破以保持竞争优势。因此，平台为了获得和保持市场上的优势地位，在技术研发投入、新产品设计、业务流程优化等方面不遗余力。 其次，互联网平台是孕育创新性企业的重要主体。云计算和算法革命是平台经济的基础。计算能力的提升仅仅只是起点，将强大的计算能力应用于大规模原始数据的处理并进而转换为经济工具才是至关重要的一环。算法架起了软件与经济活动的桥梁，计算机程序被延伸至制造业并推动了物联网、工业互联网、传感器网络的兴起。如果说以前是软件被嵌入到应用环境之中，那么现在所有的产品、服务乃至物理客体都被嵌入进了基于软件的网络结构之中。 再次，平台经济以跨界融合的方式推动着传统产业的转型和新型产业的诞生。平台经济发展迅速的经济体中，各行各业都发生了巨大的变革，新的产品形式、新的服务流程、新的盈利模式不断出现。平台经济塑造了有利于创新创业的良好环境。基于平台思维的创业苗圃、孵化器、加速器的出现，聚合了技术、资金、人才及政策等各种创新必需的要素，降低了初创企业的进入门槛、创业成本和经营风险。由于平台经济下市场需求方与供给方更加接近，营销成本降低，微小企业和初创企业也能很快接近市场，崭露头角。 （一）制造领域的强烈异质性特征，导致工业互联网平台网络效应的强度有限，赋能范围表现出垂直化特征。制造业涉及众多复杂的行业，设备构成、生产工艺、上下游产业链、市场变化规律千差万别，平台所要连接和纳入的主体异质性很强。在这一特征下，平台的赋能更多表现为垂直化、专业化赋能，而不是向消费互联网平台的通用箱赋能。 （二）重资产特征导致工业互联网平台资本投入规模更大，商业模式的探索更加重要而困难。消费互联网时代以软件平台为特征，相对于其庞大的交易量和生态群体，平台具有轻资产、通用性较强和网络效应明显的特质。在这种情况下，消费互联网平台的商业模式较为明确。但工业互联网平台的培育期较长，资金投入量巨大，服务异质性强局限了网络效应的力量，因此商业模式的创新和突破还需要探索，平台在资本投入和市场回报之间的平衡更加艰难。 （三）平台生态构建中，相关利益主体需要更多事前的专用性资产投入，面临更大“免费搭车”和“敲竹杠”的道德风险。相比于消费互联网平台，工业互联网平台协同能力、赋能能力的培养需要多方主体的长期合作，各自需要在相应领域进行硬件、软件、人员培训、设备改造、网络接口、数据格式兼容等方面的投入和准备。如果未来合作出现中断，则早期的投入可能无法回收和专用。因此，工业互联网平台面临更加困难的生态内互信、合作环境的维护问题。 （四）面临数据的确权、保护和交易规则确立的制度性瓶颈，平台的大数据赋能作用难以发挥。工业互联网下，数据主体更加多元、利益纠葛更加复杂。如果不在制度上建立相应的框架，平台以大数据驱动为核心的赋能功能就难以真正发挥。 （一）注重培育市场化的平台型企业，应避免一哄而起的企业联盟式平台、行政机构主导平台的泛滥。在平台和平台经济受到重视、平台概念和平台思维被泛化之后，“伪平台”大量出现，这一类平台作用的有效性和生命力是让人怀疑的。正如清华大学教授江小娟所说，在数字经济发展过程中，政府和市场要各归各位，让市场主体和市场机制发挥主导作用。市场化的平台型企业就是最重要的市场主体。 （二）构建与平台成长特征相契合的多元化融资体系。消费互联网时代，中国虽然出现了大批世界级的头部企业，但这些企业成长背后的投资者和上市市场都在国外，中国国内的资本市场尚未培育出适合这一类型企业成长的融资体系。在这个领域，除了各级政府引导基金、税收优惠和财政倾斜等支持外，多层次、灵活的资本市场依然是最重要和合理的融资方式。上海科创板的推出是一个可贵的进步，但构建与平台特征相契合的融资体系之路依然任重而道远。 （三）加快数字经济的新基建建设。实体经济的数字化转型需要新型的数字经济基础设施建设为基础，新基建力度的加大可为平台的培育奠定良好的基础，同时平台也会成为新基建建设的重要力量，有利于数字经济发展良性循环的形成。 （四）依托成熟平台加大基础性、关键性数字技术的研发投入。从目前来看，头部企业处于国内甚至国际的领先水平，都拥有庞大的研发人员和成熟的研发团队，并且实现了基础性技术研发与商业场景应用的良性互动。因此，在核心技术研发上，政府应开拓向市场化平台企业提供支持的方案。 （五）加快完善数字经济时代的数据法治建设和市场规制。数字经济发展中存在数据孤岛、数据垄断、数据滥用的问题，数据的有序流动不畅通，需要尽快针对数据收集、使用、管理和监督等几个方面进行立法，使平台的数据赋能建立在一个法制化的环境下。近年来，围绕数字平台，产生了很多公平竞争和反垄断的争议，建立符合数字经济和平台经济发展规律的市场规制体系也迫在眉睫。（来源：金融时报 作者：中国人民大学数字经济研究中心执行主任、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