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徐三庚印款探究其印学交游
内容摘要：徐三庚的篆刻创作，最大的特点是将内容与风格统一起来，根据内容选择与之对应的创作形式。童衍方先生所收徐三庚61岁时所刻“绳其祖武寿考维祺”白文印款署为：“是法吾友吴让之每喜为之，兹拟其大意。在徐三庚漂泊的鬻艺生涯中，他还曾与晚清政界官员多有交往。值得一提的是， 1872年，徐三庚应香港《循环日报》主笔王韬之邀南游，归途经粤居广州及东莞可园多时，张嘉谟、张崇光、尹子新、叶汝才及东莞的一些印人拜其门下学艺，得吴带当风之神髓，印风为之一变。徐为其刻印最多，《徐三庚印谱》及小林斗盦《中国篆刻丛刊——徐三庚卷》所录近七十方，惜均无款。从篆刻学术史的角度看，深入研究徐三庚的意义，不仅可以探讨他在技法与印学思想的创见。
关键词：徐三庚;创作;吴让之;赵之谦;长款;印谱;留存;可知;印章;印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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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董狐”印款 作者/供图
乾嘉以来，金石学的发展与各种文字材料的出土，极大地丰富、健全了书法篆刻家的取法视野。浙派、徽派的兴盛与徐三庚印学观念的构建，充分展现了晚清印学对于新材料、新方法、新观念的汲取与创作过程。
徐三庚（1826-1890），字辛榖，一曰辛谷，意取谷为赡养之本。他早年寓居道观，一生辗转多地，以漂泊鬻艺为生，留存印章、印论等文献资料甚少。但其幸存百余印章长款，或隶书，或行书，疏落有致，内容丰富，为我们保存了许多有价值的印学观念。
徐三庚印学资料匮乏，且原石精拓传世不多。时人“集印二十余年，所得徐氏之印，只获百余方”，即便《金罍山民印存》二册，也共印百余方。而在当时，坊间已有“类锌版模仿、有失原神”的现象发生，可见其影响之大。但与邓石如、吴让之、赵之谦等相较，后人也多批评徐三庚印文、篆法处理过于极端，所谓“苍头异卒，风斯下矣”。
徐三庚的篆刻创作，最大的特点是将内容与风格统一起来，根据内容选择与之对应的创作形式。这一创作理念，在他所作印款中有较为详细的阐述。他为刘镛以“六朝法”刊刻“不系舟”的印款（朵云轩藏），称：“庄子有云：‘巧者劳而知者忧，无能者无所求。饱食而（遨）游，泛若不系之舟’。仆窭人子耳，橐干东诸侯垂十五载，今年四十矣。客本无能，愧犹求食自识，三庚奏刀，嘉寿仁兄属。上虞徐三庚用六朝法制‘不系舟’印。虽劳而不巧，非知何忧，以遨以游，亦姑与世浮沉而已，因颜其室曰‘不系舟’”。
印款内容出自《庄子·列御寇》，意谓忧劳生自巧、智，倡导坐忘、心斋之法。而“泛若不系之舟”似正是他本人生活之写照。结合其 “无事小神仙”印款“人得一日闲，即是一日福”，及40岁为范守知刻“志不在温饱”印款所云“身外之物，最足累人，节取其句，非自夸抱负也”。可想见不惑之年的徐三庚，生活上恬淡寡欲，泰然自若，俨然是一种知足常乐的心态。
或源于此，徐三庚印款中留存了不少有关其交游、雅集等方面的资料。
童衍方先生所收徐三庚61岁时所刻“绳其祖武寿考维祺”白文印款署为：“是法吾友吴让之每喜为之，兹拟其大意。”可知徐三庚与吴让之之间或通过共同友人岑仲陶有过交往。可以推测，徐三庚35岁时访岑氏埜竹盦尽观其集拓之古今印谱，必然见到过吴让之印作，因而与吴让之并不“陌生”。另，徐三庚与赵之谦也有共同好友沈树镛、孙熹等。王光烈在讨论清人篆刻章法时，认为赵之谦“所摹汉铸，故能独到。徐金罍神明乎此”。可见，他对赵之谦取法线路及创作风格十分熟悉。又，徐三庚临《天发神谶碑》（四屏）卷末有识语，称与吴昌硕同观陈鸿寿原印“江郎山馆”（上海博物馆藏），可见他与吴昌硕也相熟。这大概就是款识资料所见其与重要篆刻名家的交往资料。
在徐三庚漂泊的鬻艺生涯中，他还曾与晚清政界官员多有交往。所谓“凡书画家图章多出其手，名动公卿。先后为徐学使树铭、杨抚军昌濬、连将军成幕宾”。现有“程良骥印”（印款）、“杨昌濬”（朱文）、“石泉翰墨”（白文）、“徐树铭印”（朱文）可资证明。1886年，徐三庚曾为浙江巡抚任道镕刊刻“道镕之印”（白文）、“寄翁”（朱文）大对印，印款仍署“仿汉”。这些都是徐三庚为晚清高级官员所刻之印。
值得一提的是，1872年，徐三庚应香港《循环日报》主笔王韬之邀南游，归途经粤居广州及东莞可园多时，张嘉谟、张崇光、尹子新、叶汝才及东莞的一些印人拜其门下学艺，得吴带当风之神髓，印风为之一变。此举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岭南印学的发展。
与以上相比，无锡书画家、鉴定家秦祖永与徐三庚相交之深可能更胜一筹。徐为其刻印最多，《徐三庚印谱》及小林斗盦《中国篆刻丛刊——徐三庚卷》所录近七十方，惜均无款。秦氏后人集拓的两册印谱中，录徐三庚为秦氏所刻二十九方印，均有边款，且不少为多面长款者。从款中可知，同治十二年，徐三庚与秦祖永萍聚穗城，论文谈艺，过从甚欢，并为秦氏刻长款用印多枚。
不独徐三庚，明清以来的浙派、扬州画派、海上画派中的艺人基本上都有属于自己的朋友圈。徐三庚印款记录了不少他与友朋雅集中有关篆刻的种种细节。如同治四年所镌“胡钁印信长寿”印，乃徐三庚篆稿、胡钁自刻而成；同治五年刊刻“傅尔锳印”时，徐三庚已“自沪购数石以贻李唐，并为制印”，现又为其“作数十印，颇不称意。今春道出句馀，复出石属刻，亦藉作数日盘桓也”，可知二人关系非同寻常，不然不会如此在意。同治十三年所刻“徐三庚印上于父”款中言印石乃“山中奇石”：“归筑室西庄，山下匠石麻列，雅道中辍，来甬上索书者坌至，检匣中印不得，与褚叔寅过陈香畦怀米室，乱石碨礌，携此石回，时冰日射窗，心手交适。蔡剑白、唐勋伯怂恿奏刀，石声荦荦，晡时毕，视诸君，剑谓突入汉人堂室，此石得附不朽。山中奇石，不可胜记，吾与诸君独赏是石，可笑也。”
以上材料，大致可见在蔡、唐二位好友的鼓动之下，徐三庚也能在“乱石”上篆刻。由此，原本十分普通的一块石材，竟也在其精湛的刀法下升华了自身价值。而对于原本已是古印的印石来讲，徐三庚依然不忘从印史的角度勾稽价值。如“石董狐”印款：“董狐，古之良史也。昔有花董狐、鬼董狐、文寿承亦自号‘石董狐’。仲陶先生笃嗜金石，精于鉴辨，集古今名印，裒辑成谱。庚申春，余客吴趋，走访于埜竹庵。出所集见示，搜罗之富，洵印史也，亦可曰“石董狐”。爰制是印以赠。”
将岑仲陶比之董狐，当然是直取董狐坚持自我，“不虚美、不隐恶”的美德。既然“笃嗜”且“精于鉴辨”集古今名印成谱，显然其精神与董狐相近。徐三庚对岑的推重，与对冯兆年相似。光绪四年十二月十四日，徐三庚在为冯兆年所刻“千泉一尺室”中称冯“辑古泉千计，其名不胜枚举，复得西汉铜尺，以是名其室，属刻此印以记之”。又在“震泽徐氏藜光阁所藏书画”印款中称：乐民主人储藏卷轴富甚，自颜其经楼曰藜光阁。于此可以大致得知徐三庚与当时重要藏家的雅集活动。
从篆刻学术史的角度看，深入研究徐三庚的意义，不仅可以探讨他在技法与印学思想的创见；还在于以此切入，廓清晚晴印人的创作境遇，以进一步推进当代印学的承传与发展。
姓名：喻涌波 工作单位：东莞开放大学美术教育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