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过26年没拍电影的至暗时刻,如今她重执导筒

「导筒」 专访《红花绿叶》导演刘苗苗

在2018年第二届平遥国际电影展的观众票选荣誉颁奖仪式上,第五代女导演刘苗苗的作品《红花绿叶》荣获观众票选荣誉。该奖项由平遥电影节在全国范围内公开招募的35位观众评审共同评选得出。

评奖词写道,“影片通过对一段爱情故事的细腻刻画,还原了少数民族地区普通民众的生活现状和情感撞击。小故事,大视野;小成本,大诚意。展现出导演对西北大地的浓烈情感和深度人文关怀,也为不同民族、不同信仰间的沟通架起了一座情感的桥梁,其间流露出的质朴与真诚令人为之动容。”

如今,刘苗苗导演的这部作品已经于8月5日正式全国上映,作为曾经的威尼斯电影节主竞赛入围者,经历了电影人生的高光瞬间与暗淡的20余年等待时光,她在西北的群山下开始了全新的电影旅程,在北京首映礼后,导筒对刘苗苗导演进行了专访。

红花绿叶 (2018) 

Red Flowers and Green Leaves

导演: 刘苗苗 / 胡维捷

类型: 剧情 / 爱情

制片国家/地区: 中国大陆

语言: 汉语普通话

原本对爱情失去信心的李国清,相亲时遇到了温柔美丽的阿西燕,各自有“隐秘”往事的俩人,猝不及防地走进了“包办”婚姻。原本陌生与疏离的两颗心,因朝夕相处而被慢慢拉近。此时,他们各自隐藏的秘密却被揭开。当情感风暴终于平息,阿西燕的怀孕,又让宁静的生活面临更大危机。是包容谅解、携手前行,还是互相指责、劳燕分飞?爱情究竟是一场宿命,还是坎坷生活中的共同成长?

刘苗苗

刘苗苗,中国电影女导演,毕业于考入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曾任宁夏电影制片厂厂长。1993年编剧并导演《杂嘴子》荣获第50届意大利威尼斯国际电影节国会议长金奖。同年故事片《马蹄声碎》在第11届意大利都灵电影节特别展映。1994年执导故事片《家丑》获得了第二届北京大学生电影节最佳影片奖。1996年编剧并导演故事片《家事》荣获“金鸡奖”“最佳男主角及最佳女主角”提名。

《红花绿叶》导演刘苗苗 专访 

  导  筒:

促使您拍这部电影的初衷是什么?

 刘苗苗:

因为我和石舒清先生在《红花绿叶》之前就已经合作了十五年的时间。我最早读他的小说集大概是在2004年的时候。我们在近15年的时间里,先后共同创作了两部电影剧本,根据他的两篇小说改编的,也在这个两篇小说里融进我们各自的生活经历。一部电影剧本叫《寂寞天堂》,另一部电影剧本叫《羊的故事》,但是都因为种种原因,没拍成。

石舒清,原名田裕民,回族,1969年生于宁夏海原县,1989年毕业于宁夏固原师专英语系。当过中学教师、县委宣传部创作员等,现为宁夏文联专业作家。宁夏文史馆馆员,中国作协全委。写作以短篇小说为主,其短篇小说《清水裡的刀子》获得第二届鲁迅文学奖;短篇小说《清洁的日子》《黄昏》获得《十月》文学奖;短篇小说《果院》《低保》获得《人民文学》奖;短篇小说《韭菜坪》获得《上海文学》奖。

这回我们学聪明了,我跟石舒清先生说,咱们搞个小体量的,因为按照我的经验,之前那两部片子大概300万左右就能拍完。但那是十多年前,现在你再拿300多万拍两个片子,简直没有任何可能性,那两个片子都是宏大叙事,比如说时间跨越都将近20年。所以这回我就跟石舒清先生说,咱这回场景集中,人物集中,我就看上这个小说《表弟》。

改编自石舒清同名小说,王学博导演《清水里的刀子》 (2016)

实际上我最早认识石舒清先生以后,我就读了他近200多万字作品。当我这次在重读他的作品时,已经写到300多万字。他的写作是非常用心的,他写得很节制,情感从来不泛滥,可以说有感而发,东西做的很结实。他是以短篇小说称著,其中短篇小说《伏天》收入了中国文联出版社的《短篇王》文丛的系列书籍。我当然也很喜欢他的作品,因为我熟悉他写作的那片土地,生于斯、长于斯的那片土地。石舒清老师可以说是寒门贵子,在极端艰苦、清贫、苦寒的环境下长大,“苦寒的”这是石舒清用的词。

到今天他成为我们国家一位著名的作家,也是我们宁夏唯一享受政府津贴的专业作家,也曾经是我们宁夏作家协会主席,目前还是宁夏文联副主席,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作品已经被许多国家都翻译出版。同时也获得了鲁迅文学奖以及人民文学奖等等。

刘苗苗 / 胡维捷《红花绿叶》 (2018)

  导  筒:

请问这次您如何选择这个题材的故事?

 刘苗苗:

石舒清是宁夏南部山区土生土长的,我祖籍是河北沧州,父母是支援大西北过去的,所以我是出生在这里,我在宁夏的南部山区,完成了我中学的学业。所以我对这个地方有感情,而且我也了解,对那片土地非常熟悉。

刘苗苗 / 胡维捷《红花绿叶》 (2018)

  导  筒:

您取《红花绿叶》这个片名的时候有那些考虑?

 刘苗苗:

这部电影的原著小说叫《表弟》,他还有另外一篇小说叫《红花绿叶》,那个小说被一个法国人翻译成法文在法国出版。特别逗的是,我刚开始准备拍摄这部电影的时候,《表弟》这个片名,有点不合适,这个会谁看。然后我就看上《红花绿叶》这个片名了,我觉得和我们未来影片的调性特别符合,因为讲的是爱情故事,爱情更能够唤起观众的共情。

而且呢,我们也有合理的理由,用靓男俊女,虽然我们没有大咖,没有小鲜肉,但是我们有理由选漂漂亮亮的小伙子和姑娘。所以我说:石舒清啊,你把你这个小说的名字给我用吧,我们就叫《红花绿叶》,他说:不给,你又不给钱,什么都要,万一哪天有人看上我这个小说了,那我怎么办,我说:必须给,后来他笑了。毕竟我们俩是联合编剧,《表弟》是他的原著小说,其实他也非常同意,也知道用《红花绿叶》很合适。《红花绿叶》翻成英文,对外国人来讲,可能会有一点歧义,但是又很好翻,《Red Flowers and Green Leaves》,不会像《霸王别姬》,那么难翻译。《荆轲刺秦王》怎么翻,我的妈呀。“刺”是可以翻译,那“秦”可就难翻啦。

陈凯歌1993年导演《霸王别姬》Farewell My Concubine及1998年导演《荆轲刺秦王》The Emperor And The Assassin两部作品的美国版海报

  导  筒:

影片中您启用了许多与非职业演员。

 刘苗苗:

对,影片中16个有名有姓的人物全是非职业演员,都是第一次登上银幕。

  导  筒:

那您在现场是如何与这些演员进行沟通合作的呢?

 刘苗苗:

与非职业演员的合作,其实功夫不能仅仅做在现场,在写剧本的时候你就要注意到,非职业演员是否能够完成,你要预判能够完成的情感表达方式。你要写的莎士比亚那样的,像黑泽明的《乱》,你让非职业演员怎么完成?那不行,必须是尽可能靠近生活和土地自然有关系的,生活气息很浓的。不是那种强烈的戏剧冲突的,像最早1948年好莱坞拍摄《王子复仇记》,那是劳伦斯·奥利弗饰演的,那可是英国著名的戏剧演员,当时是孙道临先生给他配音的,那种表演是非职业演员很难完成的。

黑泽明在《乱》片场 (1985)

我们作为导演,当然要充分尊重表演艺术,这是我们导演创作里不可或缺的法宝,我们尊重表演艺术家,全世界的表演艺术家,和我们中国电影史、戏剧史上所有的表演艺术家,我们希望更多的表演艺术家诞生。不能说我们自己与非职业演员合作,就将表演艺术的重要性降低,这个是一种对表演不尊重,也是一种不科学的说法。

劳伦斯·奥利弗《王子复仇记》 Hamlet片场 (1948)

但是《红花绿叶》这部影片,还必须用非职业演员,这与我们追求影片的质感、调性有关系,我们试图还原这片土地整体的气质。就算真的职业演员来了,其实也很困难,因为我这是方言片,你看张艺谋、贾樟柯的电影里,都不是百分之百方言能说好的演员,对吧?有的方言一听就是学出来的,口音不地道,但好在导演控制得好,把这点瑕疵处理得很好,尤其是当电影走到国际上的时候,这个就更不成问题了,因为大家都是看字幕的。

刘苗苗 / 胡维捷《红花绿叶》 (2018)

  导  筒:

影片中旁白的设计是如何考虑的?

 刘苗苗:

实际上我们的故事也不仅仅是用旁白完成,但是我觉得,男主实际上是个非常孤独的人,用石舒清小说的原话来说,这么一个自卑的男人,在别人眼里他是一个弱者,没想到他的心里也经常会有这么细腻丰富、惊涛骇浪般的情感,他只能在内心深处自说自话。有时候在没人的时候,在空旷的田野里,自己唠唠叨叨,喊他爱人的名字。

这个是与影片的主旨、对人物的塑造是有绝对关系的,但我们的故事也并不是靠旁白支撑的,要是把旁白拿掉,其实并不影响故事情节,你可以看得清清楚楚。

  导  筒:

这部影片另一位导演,在影片中也是摄影指导,请问两位是怎样合作的呢?

 刘苗苗:

胡维捷他是我的师弟,是北京电影学院是摄影系毕业的,毕业以后在中央电视台工作,一直在中央一套新闻中心做《东方时空》《东方之子》栏目,现在是《面对面》的总编导。他是个非常优秀的纪录片导演,因为他纪录片做多了,一直有拍故事片的梦想,他曾经不惜放下身段从中央电视台请假到摄制组来,做过我电视电影里面的执行导演。

说实在的,在我近26年没有拍电影的这段时期里,我经历过,生命中的至暗时刻。他作为我的师弟,同时也是一位非常好的朋友,我们是同门同道,他一直在鼓励我,鼓励坚持我的创作理想,就是我石舒清没有合作成功的《寂寞天堂》,他在那个时候也参与过导演部门的副导演工作,当时还没有执行导演这一说。我感觉我也是很拖累了他,在我病弱的时候,他总是鼓励我。

我们俩的认识也非常有意思。有一天,他在一个咖啡馆里面正在大谈特谈他喜欢的一部电影叫《家丑》,咖啡馆老板就问他,你想不想认识这个导演?因为我恰巧就在这个咖啡馆。他是镇江人,我那个电影是在绍兴拍的,具有江浙气息,当我坐在他面前的时候,他断乎也没有想到我是个正儿八经的北方人。那个戏,是王志文和何冰联袂主演的,他们俩是一种对抗关系,可以说是双男主角的戏。

刘苗苗《家丑》 (1994)

  导  筒:

这部电影您想给观众呈现一个怎样的情感?

 刘苗苗:

用我自己的话来说,我早就已经知道生活有多糟糕了,我不希望别人告诉我,我也不希望告诉别人。

哎,其实这是一个永恒的话题,生活再艰难,人生碰到问题是非常正常的,我们中国有句老话,人生是十有八九不如意。

但是我们也得活下去,我们也得找到活下去的理由。爱情就非常难得,现在随着这个社会的发展,爱情对我们来说,反而变成了稀有缺失的东西了。在自然环境很恶劣,物质条件不好的时候,人和人之间反而要紧紧依偎取暖,共同担当起生活的责任,但现在生活好了,选择越多,反而人和人之间的心很难靠近了,很难彼此信任了。咱们中国人有句话说,“夫妻本是同林鸟,大难临头各自飞”,现在我觉得有点儿相反了,成了“男人有钱就变坏,女人变坏就有钱”。你说现在怎么成这样了,你看好多夫妻关系打拼的时候还挺好,当条件好了,感情就变得一塌糊涂。

刘苗苗 / 胡维捷《红花绿叶》 (2018)

反而和古代、近代,甚至现代都不一样了,我相信在抗日战争那个年代里头,恐怕一个家庭只要是不被战火所分离,感情是很坚固的,托儿带女,扶老携幼,家里有一个窝头,恨不得掰八瓣儿,全家一人吃一口。但现在不行了,你知道吗。

所以我想,怎么在当代,这样一个社会条件下,包括影片中所表现的宁夏南部山区西海固的故事,这里的物质条件比原著小说《表弟》2004年发表的时候好多了,也比2017年我有动议拍这个戏的时候好多了。你看,阿西燕的哥哥都开上车了,古柏家至少也有个摩托车,也能给他盖的起一个婚房。

在这个情况下,我们有必要重提爱情的意义,我们有必要重提真诚质朴,对我们人类生命的这种意义。

刘苗苗 / 胡维捷《红花绿叶》 (2018)

  导  筒:

那您下一部电影有什么计划,想拍什么题材的影片?

 刘苗苗:

下一部想拍一个有关都市情感大女主的戏,就是人如何通过自信,通过社会各式各样的偶遇,以及亲情、友情、爱情之间,我们的大女主,如何完成在她人生至暗时刻的自我救赎。这个片名叫《12乘4》。

  导  筒:

现在已经立项了么?

 刘苗苗:

现在还没有立项,我剧本初稿已经完成了,在寻找投资。在第17届香港亚洲电影投资会入围影片HAF电影计划已经入围,中国大陆只入围了六部电影,这是其中之一。

《12乘4》入围了2019年HAF电影计划

  导  筒:

您如何看待作者电影与文艺片的概念?

 刘苗苗:

我依然拍的是作者电影,但我觉得文艺片这个说法不准确,你不能讲人家好莱坞的电影里头就没有文艺片,你说《雨人》是不是文艺片,做得太漂亮了,你不能讲人家就不是文艺片,而且人家也好看,票房也不错,不能混合一谈。你看斯皮尔伯格,人家也拍过《紫色》,非常棒的,而且2012年的《林肯》,你不能避而不谈,虽然人家拍《夺宝奇兵》,但一旦有机会有条件,人家依旧在忠实艺术。

巴瑞·莱文森《雨人》 Rain Man (1988)

但是我觉得像中国这种中小成本的电影,有创作者独特的生命经验,在电影语言、语法、视听语言上有个性的,不进入大的商业体系的、电影工业的、以及资本运作体系的电影可以称之为作者电影。

史蒂文·斯皮尔伯格《紫色》 The Color Purple (1985)

作者电影这个词,来自于欧洲电影史,法国新浪潮、意大利新现实主义。我觉得我始终在做的是作家电影和作者电影,我也希望继续保持这个片种,而且我觉得中国需要这样的片种,因为你现在跟好莱坞商业片相比有相当大的距离,无论从财力上还是硬件软件上,与之抗衡都有困难。

但是,作者电影和作家电影,因为它是拼个性,拼创作者个体生命体验的,确实有胜算的可能。如果像中国这么大一个国家和民族,不支持作者电影、作家电影,让它在世界电影文化的平台上亮相。那中国电影就会失语失声,因为我们的商业电影,冲不到世界上。

采访:郑嘉成(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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