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而不同”是一个很具有东方色彩的词语，尽管我们常说，但有时候也会有疑惑：“和”与“同”看上去是两个相近意思的词，都有使趋同、使和谐的含义，但怎么又会有“和而不同”这种略带对立的意味呢？在史书上，“和而不同”第一次是出现在孔夫子的《论语》中，但事实上将“和”与“同”的概念第一个作出明确相反释义的，是西周末年的太史伯阳父。西周王室渐微，郑桓公就向太史伯阳父请教了周朝衰落的原因。伯阳父解释说这是因为周幽王不但亲小远贤，还排除异己、取用苟同自己的人，而之所以先王们能使天下万民“和乐如一”，实则是因为“务和同也”，即努力实现和谐而不是苟同。到了春秋时期，齐国政治家晏婴更是丰富了伯阳父的这一观点，不仅仅限于君臣之道，在烹饪和乐理上也受到启发，提出了“和如羹焉”“声亦如味”，也就是说美味的羹汤需要用水、火、醋、酱、盐、梅来烹饪鱼、肉而成，美妙动听的音乐是由不同乐器、音律、声调相互搭配、相互调节而成。简单说，“和”就是“各得其所”。首先要多元，其次才是统一。各个成分、各个局部都有其自己的地位，然后一起构成一定的关系，这种相辅相成之后达到了和谐稳定，这就是“和”。总的来说，他们都是提倡“尚和去同”的，“和”是相互调和达到平衡，而“同”只是相同事物的累加，看似总量在增加，价值却是逐步递减的，因此只有“和”才是更有意义的。作为新儒家学派的创始人，孔子正是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的观点。在孔夫子看来，君子善于听取别人的意见，以此反思、纠正自己；对待别人也不一味苟同、盲目附和，而是会给他人提意见和建议，敢于当面指出和批评别人的不足和错误，这所有的一切，是“小人”做不到的。因为君子能够听取别人意见，所以能够匡正自己得失，修身、齐家，然后把一套方法用于治国平天下，就能听取民意，照顾百姓需求，让社会处于和谐。也是从这个时候开始，“和而不同”融入除了政治伦理以外的个人修为和社会交往两个更普世化的层面，从而开始真正的影响中华民族各方面的文化。
“兼容并包”就是“和而不同”
龙就是中国古人对鹿、驼、龟、蛇、蜃、鱼、鹰、虎、牛等诸多动物, 对雷电、云雾、虹霓、龙卷风等多种天象融合的结果。同时, 它以地处中原的华夏文明“蛇”图腾为主体, 更兼容了西羌、东夷、苗蛮一些部族的图腾，才得以最终形成。张骞出使西域，带回来今天日常生活中不可缺少的蔬菜和水果；魏晋南北朝，汉人也开始食用“胡饼”，丰富了中华的食谱。当诸子百家在董仲舒时期定于一尊后，仍旧以开放的心态接纳了佛教。胡人和佛教还对我们今天的音律造成了深远的影响，乐器中有二胡、胡琴，佛教梵呗启发了诗词的变革。以佛教为例，道安大师就以庄子为体用，讲述佛教的思想；佛教在传播的过程中，对于儒家的孝敬父母、报效国家等观念也予以了认可。在之后的得道高僧中，如与苏东坡谈笑风生的佛印大师，其实都是通晓三教典籍的大学问家。他们各自并没有“吞并”对方，而是相互影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但你还是你，我还是我，甚至有了儒佛道三教合一的文化奇观。他们以兼容并包的气势, 承认中华大地上各民族的文化价值性, 使得中原定居农业文化、北方草原游牧文化、南方山地游耕文化之间交汇融合, 形成了“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文化。这种“和而不同”的文化观, 对于中国传统文化保持旺盛的生命力, 起到了十分重要的积极作用。
东亚文化圈的“和而不同”
由于中国传统文化独特的魅力，在世界的东方形成了华夏文化圈，中国的优秀文化源源不断地输送到其他国家，被我们熟知的莫过于对日韩的文化影响。日本和韩国都曾经派遣过遣唐使，学习唐朝的先进文化。这其中，像遣唐使崔致远、阿倍仲麻吕还和李白、王维等文人诗客结为了好友，他们的互动仍旧是我们今天传唱的佳话。其中，中国的酒文化也作为华夏文化的一部分渗透到了日韩之中。公元4-5世纪时，被称为秦始皇后裔的秦氏一族迁移至京都一带，为日本带去了包括酿酒工艺在内的多种先进技术，基于这种贡献，雄略天皇朝初次设立的主持财政的“大藏”机构的第一任长官就是秦酒公。到了中世纪，日本文化中心转入寺院，大行于世的“僧坊酒”就被认为主要是由入宋、入元、入明的僧侣们利用从中国带回的技术酿成的。日本最著名的烈性烧酎也被认为来自中国。此外，日本自古以来称指导造酒工匠集团的技术专家为“杜氏”，被认为是为了纪念中国的酒神杜康，故采以为名。还有室町至织田信长时代的《酒茶论》和“酒之十德”也是继承于中国古老的饮酒文化。古代朝鲜王朝的百姓喝酒的习俗也深受中国儒家酒文化观念的影响，讲究“酒德”，在敬酒的环节中，具有发言权的是宴席中的长者。在饮酒文化上，中韩两国还有很多共通之处，可见在世界的东方，中国酒文化的传播和影响在很多国家的传统酒类及饮酒风俗就已经留下了深刻的印记。
中国酒文化里的“和而不同”
在中国，白酒有着几个代表性的产区，不同地方的人们饮酒偏好和习惯并不一样，但是人们又不会因为饮用哪种酒而争吵。因为追求酒的口感，和在饮酒的过程中让彼此的感情熟络，这种和谐美好的愿望是相同的。
可以说，中国文化的“和而不同”兼容并包，才有今天全国各族人民的“美美与共”。酒作为一个文化载体，酒文化作为中国文化的子集，就是“和而不同，美美与共”的最佳证明。
而酒文化中，又以白酒最为独特和鲜明。白酒之中，五粮液可以说是跟“和而不同，美美与共”这一理念最为契合。
“川酒甲天下，精华在宜宾”，被称为“中国酒都”的宜宾拥有4500余年的酿酒历史，地处北纬28度, 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及粮农组织认定的“在地球同纬度上最适合酿造优质纯正蒸馏白酒的地区”，具有不可复制的独特地域性。宜宾属于亚热带湿润季风气候区，河谷和浅丘密集，使得这里平均气温在18℃左右，湿度在85%以上，冬无严寒、夏无酷暑，既适合微生物的生长，又可以使人们有足够的时间酿造好酒。五粮液的酿酒用水来自宜宾高原雪山的雪水融化而成，水质优良、杂质少，富含对人身体有利的多种微量元素，堪称地下天然矿泉水。
宜宾土壤类型丰富，不仅适合农作物生长，而且弱酸性的黄粘土富含铁、磷、镍、钴等多种微量元素，适宜微生物的长期栖息和微生物菌群落的多样化演变。在酒的发酵过程中，窖池中会产生种类繁多的微生物和香味物质，并且慢慢地向窖池深入渗透，窖龄越长，微生物和香味物质越多，酒香越浓。
原料上，五粮液以高粱、大米、糯米、小麦、玉米五种粮食为原料酿造而成，将五谷的不同香气巧妙平衡，注重感官上的色、香、味，将五味合而为一，实现个性与共性的统一，和谐丰满。酿出来的酒“香气悠久、味醇厚、入口甘美、入喉净爽、各味谐调、恰到好处”。“和”字不仅体现在其和谐的口感，更在于它完美呈现了中华文化“致中和”的中庸之道。
五粮液的“和美”不仅得益于得天独厚的酿酒环境，更有淳朴的酒文化风情，和酿酒匠人对白酒酿造技艺的执着热爱。酿造上，五粮液始终坚持最传统的固态发酵酿酒工艺，这种工艺生产控制难度大，发酵周期长、操作技能要求高，工艺成本高。例如五粮液独有的“包包曲”就是在高温环境下经过15道工序、4000多小时培育而成；五粮液酒的发酵程序也采用行业内最长的70天一个轮次，甚至还有更加极端的“双轮底”工艺，即窖池底部糟醅发酵两个轮次，达140天。
制曲、酿酒、勾调……每一个环节，都蕴藏着精益求精、追求卓越、严谨细致的工匠精神，一代代五粮液匠人，传承着古老的酿酒技艺，秉持着不变的匠心，只为酿制出这独一无二的五粮美酒。
“烹羊宰牛且为乐，会须一饮三百杯”的和谐美满是人们自古以来的追求，五粮液传递的就是这种向上向善、追求美好的和美文化。作为“中国酒业大王”，五粮液一直践行绿色发展理念，构建绿色生态环境保护体系，确保产业园区生态一流、环境一流，以“生态和美”实现天人合一，以高品质美酒助力消费者对美好生活的追求。
发展的同时，五粮液不仅将“和美”作为企业文化，还和孔夫子对君子的定义那样，把“和美”推及整个社会，积极履行国有企业责任，响应“坚定不移打赢脱贫攻坚战”号召，带动川南地区、雪域高原贫困群众踏上脱贫致富之路，传递社会和美的家国情怀。酒是全球通用语言，是各国民心相通的文化纽带和桥梁。在如何以酒为媒，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这个问题上，五粮液交了一份优秀的答卷：在坚守文化精髓、保护文化根基的基础上，不断探索文化传承与创新的新形式，让“天地精华、民族精神、世界精彩”的独特品牌内涵传播得更远，让世界持续感受“大国浓香”五粮液的“和美”文化魅力。
